【开凿荆襄、襄汉漕渠】
北宋为了打通京西南北路的南阳、襄州、邓州等地的水上交通，使这里的物资能通过水路运入汴京，同时，更可使荆湖南北路以及川蜀、岭南的大量财富、土特产能沿汉水运入京城，以减少绕道江淮的航运路程，朝廷曾两次组织开凿荆襄、襄汉漕渠。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正月，京西转运使程能建议“开新河，自襄汉至京师，引白河水注焉，以通湘潭之漕”(《宋史·卷274·王文宝传》)。具体方案是：“自南阳下向口置堰回白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达于京师。”当时，“上壮其言而听之”,即组织唐、邓、汝、颖、许、蔡、陈等州丁夫数万人兴大工，“崭山堙谷，历博望(今博望镇)、罗渠(今赵河镇西南)、少拓山(方城附近的罗汉山),凡百余里，愈月抵方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 从上述记载可知，这次开凿任务比较艰巨，工程包括开凿一条百余里长的渠道，起点是自汉水上游支流白河流经南阳的下向口处，自东北向经方城接汝水上源支流沙河。渠线不仅要砌筑堤岸，而且要凿山填谷，还要兴建拦河堰将白河上源的水拦蓄，将其引入新渠以通舟楫。 这次施工，渠道是打通了，但因为渠线开得较高，所引入的白河水未能通至终点，于是又派人将渠底挖深，使全渠能引水通流，但又因水深不足，未能通舟。不久山洪暴发，将石堰及部分渠道冲毁，第一次开渠通运的计划未能实现。 第二次是在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即与第一次开凿相隔十年以后。这次由供奉官阎文逊、苗忠二人建议，“开荆南城东漕河，至狮子口入汉江，可通荆峡漕路至襄州；又开古白河，可通襄汉漕路至京。”(《宋史·河渠四》) 这一次计划比第一次更为庞大。工程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沿第一次开凿的路线沟通汉水与汝水的水上通路。另一部分是开凿自荆州入汉水的江汉漕河。关于江汉漕河的路线，据宋人王象之记载：“漕河，在江陵县北四里，旧经云王处仲为荆州刺史，凿漕河通江汉南北埭。”又云：“绍兴元年省劉云，江陵府下旧有漕河，若略加开淘，则江陵城下纲运顺流从江汉直达襄州。契勘本府漕河乃晋元帝建武初所凿，自罗堰口出大漕河由里社穴、沌口、沔水口直通襄汉二江。”(《舆地纪胜·卷64·江陵府上》) 关于大漕河，王象之又记道：“皇朝郡县志云：建阳河自荆州西南花溪流入江陵界，经俞谭市(去江陵城六十里)又经吴家市自破江入大漏，通监利、沌口等处，今谓大漕河。” 又据《古今图书集成·卷1136》引《沔阳州故志》云：“潜江有里社穴，景陵有狮子河，俱通(汉江),漕河之名，当以此也。”又据《读史方舆纪要·卷78》载：“漕河在县北四里，志云晋元帝时所凿，自罗堰口入大漕河，又由里社穴达沔水口直通襄汉江，后废。端拱初内使阎文逊等请开荆南城东漕河至狮子口入汉江可通荆峡漕路至襄州，从之。既成，可胜二百斛舟，行旅称便。大漕河即荆门州之建水。” 根据以上记载，参照地名，可以得知，宋代的江汉运河大体上自荆门西南流至江陵，在江陵俞潭市、潜江、景陵的连线上，自景陵的狮子河入汉江。 宋时，荆州为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是川蜀、两湖等地的主要物资集散地，朝廷还在这里设立了一个造船中心。所以，从荆州开凿漕渠至襄阳，再沿襄阳水运入京都，以缩短航运路线，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因此，朝廷很快采纳了阎文逊、苗忠等人的建议。当年，即发丁夫沿荆南漕河至汉江，可胜二百斛重载，行旅者颇便。(《宋史·河渠四》) 此漕渠到天禧(公元1017—1021年)末年，吕夷简又再行开凿加工。(《舆地纪胜·卷64·江陵府上》) 经几番修治后，荆州水上运输更为兴盛发达。苏东坡曾有诗形容当时荆州水运繁荣的情况道：“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东坡续集·荆州诗》)当时，“川益诸州租市之布，自嘉州水运至荆南，由荆南改装舟船遣纲送京师，岁六十六万。”(《宋会要稿·食货·漕运》) 但是，由于汉水和汝水之间的水上运输始终未打通，所以，荆州至京师的水运至襄阳后，就不得不改行陆运。且《宋会要稿》中所称“岁运六十六万”的布匹，有的还可能是沿江而下，不一定都由荆襄漕路而上。 荆襄、襄汉漕渠的开凿，不仅是湖北省水利史上一件大事，也是我国人工运河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乘风计划，动态激励#
北宋为了打通京西南北路的南阳、襄州、邓州等地的水上交通，使这里的物资能通过水路运入汴京，同时，更可使荆湖南北路以及川蜀、岭南的大量财富、土特产能沿汉水运入京城，以减少绕道江淮的航运路程，朝廷曾两次组织开凿荆襄、襄汉漕渠。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正月，京西转运使程能建议“开新河，自襄汉至京师，引白河水注焉，以通湘潭之漕”(《宋史·卷274·王文宝传》)。具体方案是：“自南阳下向口置堰回白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达于京师。”当时，“上壮其言而听之”,即组织唐、邓、汝、颖、许、蔡、陈等州丁夫数万人兴大工，“崭山堙谷，历博望(今博望镇)、罗渠(今赵河镇西南)、少拓山(方城附近的罗汉山),凡百余里，愈月抵方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 从上述记载可知，这次开凿任务比较艰巨，工程包括开凿一条百余里长的渠道，起点是自汉水上游支流白河流经南阳的下向口处，自东北向经方城接汝水上源支流沙河。渠线不仅要砌筑堤岸，而且要凿山填谷，还要兴建拦河堰将白河上源的水拦蓄，将其引入新渠以通舟楫。 这次施工，渠道是打通了，但因为渠线开得较高，所引入的白河水未能通至终点，于是又派人将渠底挖深，使全渠能引水通流，但又因水深不足，未能通舟。不久山洪暴发，将石堰及部分渠道冲毁，第一次开渠通运的计划未能实现。 第二次是在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即与第一次开凿相隔十年以后。这次由供奉官阎文逊、苗忠二人建议，“开荆南城东漕河，至狮子口入汉江，可通荆峡漕路至襄州；又开古白河，可通襄汉漕路至京。”(《宋史·河渠四》) 这一次计划比第一次更为庞大。工程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沿第一次开凿的路线沟通汉水与汝水的水上通路。另一部分是开凿自荆州入汉水的江汉漕河。关于江汉漕河的路线，据宋人王象之记载：“漕河，在江陵县北四里，旧经云王处仲为荆州刺史，凿漕河通江汉南北埭。”又云：“绍兴元年省劉云，江陵府下旧有漕河，若略加开淘，则江陵城下纲运顺流从江汉直达襄州。契勘本府漕河乃晋元帝建武初所凿，自罗堰口出大漕河由里社穴、沌口、沔水口直通襄汉二江。”(《舆地纪胜·卷64·江陵府上》) 关于大漕河，王象之又记道：“皇朝郡县志云：建阳河自荆州西南花溪流入江陵界，经俞谭市(去江陵城六十里)又经吴家市自破江入大漏，通监利、沌口等处，今谓大漕河。” 又据《古今图书集成·卷1136》引《沔阳州故志》云：“潜江有里社穴，景陵有狮子河，俱通(汉江),漕河之名，当以此也。”又据《读史方舆纪要·卷78》载：“漕河在县北四里，志云晋元帝时所凿，自罗堰口入大漕河，又由里社穴达沔水口直通襄汉江，后废。端拱初内使阎文逊等请开荆南城东漕河至狮子口入汉江可通荆峡漕路至襄州，从之。既成，可胜二百斛舟，行旅称便。大漕河即荆门州之建水。” 根据以上记载，参照地名，可以得知，宋代的江汉运河大体上自荆门西南流至江陵，在江陵俞潭市、潜江、景陵的连线上，自景陵的狮子河入汉江。 宋时，荆州为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是川蜀、两湖等地的主要物资集散地，朝廷还在这里设立了一个造船中心。所以，从荆州开凿漕渠至襄阳，再沿襄阳水运入京都，以缩短航运路线，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因此，朝廷很快采纳了阎文逊、苗忠等人的建议。当年，即发丁夫沿荆南漕河至汉江，可胜二百斛重载，行旅者颇便。(《宋史·河渠四》) 此漕渠到天禧(公元1017—1021年)末年，吕夷简又再行开凿加工。(《舆地纪胜·卷64·江陵府上》) 经几番修治后，荆州水上运输更为兴盛发达。苏东坡曾有诗形容当时荆州水运繁荣的情况道：“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东坡续集·荆州诗》)当时，“川益诸州租市之布，自嘉州水运至荆南，由荆南改装舟船遣纲送京师，岁六十六万。”(《宋会要稿·食货·漕运》) 但是，由于汉水和汝水之间的水上运输始终未打通，所以，荆州至京师的水运至襄阳后，就不得不改行陆运。且《宋会要稿》中所称“岁运六十六万”的布匹，有的还可能是沿江而下，不一定都由荆襄漕路而上。 荆襄、襄汉漕渠的开凿，不仅是湖北省水利史上一件大事，也是我国人工运河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乘风计划，动态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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