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家山墓群是荆楚一带发现的年代跨越长、墓葬数量多、文化特征鲜明的东周、两汉至隋唐乃至明清时期的古墓群。它位于湖北省当阳市(县级市)消溪镇境内，在脚东老镇的西北隅400米处，隶属于勤丰村七组，介于东升、勤丰与脚东等村之间，,西与当阳市治所在地——玉阳镇直线距离为15公里。
当阳市地处湖北省西部，东接荆门市与荆州市，南临枝江市(县级市),西倚宜昌市夷陵区，北靠远安县，是大巴山、荆山#深度好文计划#的余脉与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当阳市处于沮、漳河流域的中游，沮、漳二河由北而南纵贯全境，在本市东南隅河溶镇汇融后分割，流经枝江、江陵注入长江。
自当阳市的西北部开始，东延至与荆州的边界是地质结构微皱的丘陵地带，再往东南是古之云梦泽之西缘，现嬗变为一泻千里的冲积平原。湖泊水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7.57%,海拔高100～500米的高地及山地面积占51.83%,海拔100米以下、相对高度在60米左右的平原面积占46.97%,西南最低海拔37.4米。因此，沮、漳河屡犯洪灾。
当阳市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温暖潮湿，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春季雨柔地寒，夏天炎热多雨，秋天先雨后旱，冬季霜凌风频，年降雨量为988.47毫米左右，常年平均气温16.4℃。该地气候宜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很适宜动植物的生长，盛产水稻、小麦、玉米、高粱、棉花、油菜、芝麻、花生、红薯、土豆等农作物和松、杉、竹、柳、杨、樟、麻等植物。当阳市是鄂西地区家禽、家畜和鱼类的主要产地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山鸡、野兔、野猪、蛇、鳖、龟等野生动物。从考古调查发现的古文化遗存的分布看，从古到今，人类一直都选择在这条件优越的环境里生活。
岱家山西北部冈陵透迤相接，低山矮丘毗连，向东一直延伸到香炉山，丘陵一般高出平地10米左右，此地土壤甚厚，平地(原)一般属自然作用下的沉淀堆积，可见的地层状况自上而下依次为植物生长层、褐色黏性土层、淡红色粉沙层、黄泛绿色壤泥层。在距地面深15米左右的土层下，可发现甚厚的河卵石及沙砾层(即古河床)。
当阳岱家山墓群地理位置图暨当阳东周、两汉墓群、遗址分布图
岱家山墓群紧倚楚人赖以生存的河流——漳河的东岸，是一个高出四周平地七八米、面积约300余亩的大型隆地。此地分布古墓葬500座以上,其间还有岱家冢子、双狮抢球等大冢。东南距荆门包山楚墓群和四方铺纪山楚墓群35公里，距楚都纪南城约52公里；南面14～31公里处分别有关羽败走的麦城(14公里)、古权国的麋(麋)城(17公里)、季家湖楚城(31公里)和赵家湖楚墓群(21公里)等；西去8.6公里是慈化电一楚墓群“楚子越”鼎的出土地。
邻近4公里还有大脉冢子、小脉冢子、付家冢子、袁家冢子、洪家冢子，方圆约20公里范围内还有红门冢、金鸡冢、三界冢、乌龟冢、瓷器冢、熊家冢等。这些土冢直径一般为30～60米，最大直径达120米，高5～10米。根据对荆门纪山楚冢钻探获得的资料通长为200余米、棺椁范围20米的数据看，该地的墓冢多是楚国高等贵族和王族的坟墓。除以上之外，邻近的脚东、赵家湾、群益、杨木岗、龙凤、慈化、官当等地也分布着密集的楚文化遗址、楚墓群.
为配合荆(门)-宜(昌)高速公路的兴建,宜昌博物馆抢救性地发掘了岱家山墓群，发掘工作历时1年，清理墓葬共计171座。
当阳市是湖北省文物大市，经调查显示，全市分布古文化遗址89处，古城址4座，古墓葬群134处，墓葬数以万计。仅配合两次大型工程建设就发掘出古墓葬近600座。
据文献记载，当阳在夏朝隶属荆州，商代“武丁后裔于汉西建立权国”,周代楚武王克权后隶属楚地，白起伐楚后地域属于南郡，西汉初隶属临江国，景帝中元元年始设县治，名当阳，属南郡。东汉自建安十三年起先后更为魏、吴、蜀、吴地，设县仍属南郡。晋先后设长宁县、武宁县。南北朝时，置平州，当阳、安居、绿林同属上黄郡。隋废平州置玉州后复置当阳县。唐代先后将当阳改称基州、平州、玉州，后又复置当阳县，属江陵郡。
鉴于上述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古文化遗存，我们在历年的工作中都对当阳境内的基本建设、施工予以密切的关注。所以，当阳的考古工作一直是伴随着工程建设而进行的。如1975～1979年，出于对沮、漳河分洪、蓄水、养殖、灌溉的需要，在修建赵家湖溢洪道时发掘了赵家湖墓群297座墓葬；建国以来因配合改田、修渠、筑坝、建厂起房等建设，发掘了赵家巷、磨盘山、杨木岗、冯山、付家窑、慈化、脚东等地的遗址和墓葬。岱家山墓群的发掘，就是配合荆宜高速公路的兴建而进行的。
1984年，原宜昌地区博物馆、原当阳县关陵文物管理所在进行全县文物普查时，曾发现了此处的文化遗址，并采集到鬲足、豆、盂口沿和砖、瓦、罐、井等东周至两汉时期的器物残片，当时并没有发现密集的墓葬群。
1986年，在岱家山的南部紧倚双狮抢球大冢的南侧修渠时，发现了两块图案为青龙、白虎的画像石，从而证实了本地传言的岱家冢、双狮抢球大家系古代较大型的古墓葬，故将其纳入了当阳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除已经发掘出的墓葬外，另勘探出200余座古墓，并将墓葬位置进行了测绘。这次发掘与勘探工作进行到2004年元月上旬结束，共发掘44座墓葬。
发掘工作前后进行约1年的时间，在247座墓中共发掘171座，另外，清理遗址灰坑1个，试掘水井2口，出土文物1959件(包括在墓地内采集11件),其余60余座墓葬或因取土不受影响，或春节及暑假期间因工程取土被破坏掉，或悬于断壁的部分已自然坍塌掉，故未对其进行发掘。
岱家山墓群171座墓葬的分布范围约6.5万平方米。从墓葬分布来看(参见图二),除28座零星墓外，比较集中的墓葬可分为6个区10个组。6个区即东区、东北区、中区、北区、西区、西南区；10个组即土坑墓和砖室墓各可分为5个组。其中东区、东北区、北区和中区有5个组主要分布砖室墓；除中区约一半是土坑墓外，其余各组内仅掺杂极少数土坑墓；西南区、西区和中区的一半也有5个组分布的是土坑墓。墓葬形制主要分为长方形、“甲”字形、“刀”形土坑竖穴墓和长方形、“凸”字形、“刀”形砖室墓(附表一)。墓葬形制不同，埋葬时代就有差异，其中土坑墓中长方形与“刀”形墓时代差异很大，砖室墓的形制也有早晚之别。这些不同时代埋葬的墓葬之间相互叠压或打破的现象很多。若按墓葬时代、类别、形制去归类叙述的话，须将这批墓葬捋出一个大致的时代头绪才能进行。这头绪除了从以往的工作经验中和从周邻地区出土的同期、同类墓葬的比较中去获得外，还须从墓葬的相互叠压或打破关系中去获得才更为科学。
在这个大型墓群之内埋葬有东周、两汉至唐代时期的墓葬，虽然近现代的农田改造已将其冈、包、丘夷成平坦良田和因工程建设墓葬惨遭破坏，但仍保留了不少晚期墓叠压或打破早期墓葬的珍贵资料。出于对墓葬时代的判断与划分和对其叙述的次序的需要，将几座典型墓葬的相互叠压打破关系列举如下，旨在以此树立起墓葬的早晚时代的标尺，以便将清理出的171座墓葬归并到各自不同的时代中去。
东周墓80座，均为土坑竖穴墓。从形制上可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长方形土坑竖穴二层台墓、长方形土坑竖穴带台阶墓、“甲”字形土坑竖穴墓。
葬具均腐朽，约87%的墓葬保留棺椁的腐朽痕迹和一部分枕木槽。从腐痕中可辨认一椁一棺墓56座，单棺墓14座，余不清楚。一椁一棺墓中有12座椁室很狭窄，即椁室与棺的两侧之间空隙甚小，椁室痕迹长约2.2～2.6、宽0.8～1米，余一般痕迹长约2.4～2.6、宽1.1～1.3米。不论是单棺还是一椁一棺，棺一般长1.9～2.1、宽0.4~0.5米。
人骨皆腐朽，80座墓中有54座可见人骨的腐朽痕迹，均为仰身直肢。除极少数骨痕或头部微侧移或下肢骨微曲外，一般是面部向上，身躯仰卧，上肢平放，两手交于下腹，下肢伸直。
东周墓中除1座春秋墓(M108)被盗仅留下铜鼎残片和1座(M112)为空墓外，余或多或少有随葬品。陶器一律置于头箱内，即棺当头与椁室之间，兵器一般置于死者的左侧或右侧。单棺墓的陶器也置于头顶部，带墓道的墓同样都置于靠墓道一端的头箱内。
在这批平民墓的随葬品中仿铜陶礼器和明器是其主体，主要器类有鼎、敦、篮、壶、豆、彝、钫、镳壶、缶、盘、陋、勺、斗等。日用陶器甚微，有长颈壶、鬲、盂、豆等器。铜器类主要是兵器，如剑、戈、矛、匕、镞，少数墓出土有鼎、铃、带钩、小饰品等。玉、石器少量出现，其质地很差，主要是环、玛瑙珠等。
其中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含细砂陶次之，夹砂陶少量。陶色中橙黄、橙红陶约占36%,灰褐、褐黑陶约占33%,灰陶约占25%,黑陶约占6%。
陶器纹饰有彩绘、压印、模制三种。彩绘主要施用黑、红、白三色，纹饰种类主要有卷云纹、菱形组合纹等；压印和模制纹有三角雷纹、绚索纹、绳纹和兽面、人面纹等，压印和模制纹饰于耳、足、肩部等。
陶器制作以轮制为主，模制、手制为辅。器身为轮制，耳、足、纽、铺首为模制，小型器物斗、画、勺和极少数器物为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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