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29日，浙江一师的校长被调离学校，一个叫做朱赞唐的同学为了挽留校长，挥刀自尽。这个校长是谁？他如何赢得了同学的如此爱戴？
经亨颐，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浙江上虞驿亭人，1877年出生，曾留学日本，1907年回国担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后更名“浙江第一师范”，以下简称“浙一师”或“一师”）的首任教务长，此间曾和鲁迅共事。
1912年起，经亨颐继沈钧儒之后担任了浙一师校长。包括两级师范在内，沈钧儒是第四任校长，当时的校长称监督，从首任起依次是邵章任、喻长霖、王廷扬。
经亨颐的教育理念非常先进，具有划时代的影响。比如，他曾提出过著名的“人格教育”。他认为学校不是“贩卖知识之商店”，“求学为何？学为人而已”。因此，他强调学校当以陶冶人格为主、强调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所谓“人格教育”，即以“勤、慎、诚、恕”为校训，提倡“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
在教学上，他提倡“自动、自由、自治、自律”，提出“训育之第一要义，须将教师本位之原状，改为学生本位”。
在1916年9月的师范新生入学仪式上，他这样说：“以大厦比喻国家，人才比喻栋梁是老话了，但我以为，构成大厦还有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此凸彼凹的榫头。如果没有榫头，再好的栋梁有什么用？现在的中国，栋梁之材够多的了，所缺的是默默无闻的榫头。我这个学校，不光要培养栋梁，更要培养能为全社会所用的榫头……”
1915年考进一师的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内容：为抵制当时功利主义思想的职业教育思潮，经先生竭力主张在学校要实行人格教育。经先生说，人生好比一碗清水，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以便使这碗清水发挥各种作用；而“职业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
正在他的进步教育理念，使得浙一师成为“五四”时期、江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并培养出大批有理想、有追求的学生。
曾有一个新招的音乐教员，第一句话就先提条件，“必须给每位学生配备一架风琴”。每个学生一架风琴，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师哪里拿得出这么多的钱？
但新教员扔下一句话，“你难办到，我难遵命”就走人了。还没上岗、就耍大牌？！这样的教员对于一般的校长来说，面子上肯定挂不住。但经亨颐知道这是个人才，就亲自出马、四处央求，终于筹够了风琴。
这个教员叫做李叔同。没错，就是写出“长亭外，古道边……”的那个弘一法师。李叔同有个学生叫刘质平，醉心于音乐，音乐外的功课大都不及格，但学校照样发给他了毕业文凭。应该有人知道，刘质平也是对中国音乐节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一个音乐家。
经亨颐在任时，从职员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和改组学科等几个方面对教育制度进行了革新，使当时一师的校园里，师生氛围自由民主，教学局面生动活泼，学生的个性得到张扬，独立思考的主动性得以激发。
但是，这也给他惹了大祸。1919年11月，浙江一师的学生，联合省立一中、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等，创办了《浙江新潮》周刊。一师的施存统在第二期上发表《非孝》一文，率先在浙江学界吹起了反礼教的号角。
在文中，他这样说：“为建设一个新社会，要把家庭制度彻底打翻，再踩上一只脚！”这个“大逆不道”的观点，惊动了省警察厅长、省教育厅长、省长，还特地成立了专案组。
七查八查、查到幕后元凶是一师的“四大金刚”：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于是，经亨颐就被当局招去谈话：“宣传邪说的人怎么能当老师？快去开除了他们，以正视听！”
经亨颐慢条斯理地回答：“不行——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教学生说自己想说的话，怎么是宣传邪说？”
“那——你这个校长是不便当了。”
“当不当校长在其次，糊涂的事不能做。”
1920年2月9日，经亨颐被撤换，调离浙江第一师范。得知这个消息后，曹聚仁以全体学生的名义，用不无稚嫩的白话文写了一封信给校长：“自从你去了以后，我们连日的呼号叫嚣，好像同小孩子失了慈爱的母亲一样……”
经亨颐回了信，说出了自己的苦衷：“这母亲是可怜的，是黑暗家庭里三代尊亲晚婆压力以下底媳妇。还有许多三姑六婆搬弄是非……”
随后，全校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当局。众人一路喊过去的口号是：“留经目的不达，大家一致牺牲！”3月27日凌晨，游行队伍到达梅花碑省长公署时，与警卫队发生冲突，警卫队枪伤数人，酿成流血事件。
3月29日，全体学生被三百军警围困在学校操场，只准进不准出。朱赞唐同学悲愤难忍，夺过警察的刀，挥向自己……这就是现代史的“浙江一师风潮”。在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抗议声中，当局妥协，学生复课。
出人意料的是，经亨颐先生不肯留任，离开杭州，扁舟一叶、回老家去了。在上虞，他想在白马湖畔办一所世外桃源式的学校，即后来的春晖学校。
经亨颐离开后，南开的教务长姜伯韩继任了一师的校长，大致延续了经亨颐时代的做法；“四大金刚”离开后，白话文的教师换成了朱自清、俞平伯，学科制也得到了推行。这该是值得经亨颐先生欣慰的吧。
对于这个时期的一师，曹聚仁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在此前后担任过这个职务的还有几位，但是在学生的心目中能够真正称得上是“我们的校长”、甚至是我们的“母亲”者，却只有经亨颐一人。
1928年春左起：叶圣陶、胡愈之、章锡琛、贺昌群、周予同、钱君陶、夏丏尊在春晖中学白马湖平屋前，送胡愈之赴法国
1922年12月，在春晖中学的开学典礼上，经先生说：“近年来奔走南北，有一种感触，觉得官立的学校，实不能算好……我第一希望社会能同情于春晖，第二希望校董能完全负责，第三希望有安心的教员，第四希望有满意的学生……”
经亨颐的四个希望中，最后一个是确定做到了的。因为不久后，国内教育界就有了“南有春晖，北有南开”的说法，而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口碑，是和学校教员队伍中的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朱自清等等人的努力分不开的。因此，经校长的“四个希望”中的第三个也算是曾经做到了的。
朱自清《白马湖》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安心”日子：
- 我们几家接连着丏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磁，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
丏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里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
水光微微的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轻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
然而，第二个希望就令人无语了。1924冬天的一个早晨，学生出操时因为戴了帽子而和领队老师发生了冲突。校方对于此事的处理，激起全体学生罢课抗议，经亨颐外聘的校长接下来开除了为首的28名学生，又激起教师公愤，舍务主任匡互生等教员愤而辞职。
那天的寒风中，学生们纷纷赶到驿亭火车站，和他们的老师匡互生、朱光潜、朱自清等人告别，呜咽啜泣声就响成一片。站台的角落里，远远地伫立一人，身着长衫，围巾遮脸，黯然神伤，久久不肯离去……那就是经亨颐。
1925年，经先生离开浙江，投身于国民革命。1927年，蒋汪叛变革命后，经亨颐便不再为他们效力，而与何香凝、柳亚子等在上海组织了“寒之友社”，以诗言志，以画喻节。
经先生与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交好，其女经普椿嫁给了廖承志为妻。抗日战争开始后，经氏困居上海租界。1938年9月15日，忧愤而病死于广慈医院。
经先生一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宣中华、柔石、杨贤江、陈建功、刘质平、曹聚仁、魏金枝、施存统等等。值先生忌日，如去惟愿其安息。
后补
经先生是“八一”南昌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南昌起义的当天，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会议推举贺龙、经亨颐、何香凝、朱晖日、黄琪翔、张曙时、徐特立、宋庆龄、于右任、郭沫若、陈友仁、张发奎、邓演达、谭平山、恽代英、林祖涵、吴玉章、彭泽民、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叶挺、澎湃、江浩、苏兆征等25人为委员。
人格教育的主张并非经亨颐所首创或独有。
人格教育的思想自古就有，所谓“知行合一”就有类似内容。到了五四时期，成为各个先哲的共识。蔡元培曾说：“中学校学生，当以科学、美术铸成有自治能力之人格”；“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梅贻琦也说，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在于养成一批批只懂得一种专门学问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而在于培植通才。此外，张伯苓、竺可桢等大学校长们也有类似的见解。
毛主席也有著名的语录：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当人格教育思想又以“素质教育”的新面孔在校园里出现时，学生的素质却越来越让人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