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霞/文 欧阳霞/文
蔡元培先生虽不像20世纪30年代客居青岛的文人以教书育人、著书立传使这座城市熠熠生辉，但他却以自身的能力和对青岛的垂爱使国立山东大学得以在青岛重建，成就了青岛发展史上闪耀光辉的一页。
早在1903年6月13日，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在开会时，与会者因琐事发生冲突，争执不休。当时作为副会长和评议长的蔡元培先生愤而退席，遂于6月15日离沪到青岛散心。蔡元培到青岛后，先跟着《胶州报》的创办人李幼阐学习德语，后又跟随一位德国传教士学习，为去德国留学做准备。除了学习德语外，还用三个月时间由日文译出德国哲学家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到青岛不到一个月，上海即发生“苏报案”，邹容、张炳麟被捕入狱，《苏报》被封，爱国学社停办，蔡元培因人在青岛躲过一劫。
1928年8月，国民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成立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由傅斯年、何思源、杨振声等11人出任委员，开始在济南筹建大学。1929年6月，在筹建国立山东大学之际，蔡元培携家眷到青岛小憩。青岛建筑浓郁的德国风格和校园里爬满长青藤的新哥特式建筑让蔡元培回想起了在德国留学的日子，这个城市让他感到无比亲切。他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设在青岛而非济南，理由是：“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战争频仍，济南四省通衢，兵家必争；青岛地处海陲，既有舟车之便，又可免战乱影响”。而当时由蔡元培担任名誉校董的私立青岛大学因经费问题停办，其校产正可作为国立山东大学的物质基础。于是筹备委员会根据蔡元培的建议，报请教育部批准，决定将国立山东大学迁至青岛重新组建，接收私立青岛大学校舍，校名为国立青岛大学。8月3日，蔡元培因国立青岛大学经费迟迟未落实，致信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吴稚晖说：“山东旧有山东大学，又有私立青岛大学，现教育部取消两大学，而设一青岛大学，似乎又多设一大学，而实则并两为一也。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之关系甚大，其经费预算年60万元，拟请中央政府及省政府各出24万元，而市政府与胶济铁路各出6万元，省政府原拨各专门学校经费28万元……”此信的目的是让吴稚晖敦请财政部长宋子文为筹建中的大学拨款。
蔡元培为国立青岛大学殚精竭虑，并对“文化边城”青岛“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充满信心。他亲自题写了校牌，并推荐他的高徒、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的杨振声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梁实秋回忆道：“杨金甫是北大岀身，当时在教育部里他的熟人不少，同时他又是山东人，和教育厅里的人也有关系，所以他做校长是适当的。”
1930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9月20日在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杨振声宣誓就职,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监誓。蔡元培在开学典礼上致训词,郑重介绍了国立青岛大学设在青岛的意义及办学思路:“山东为古代文化最发达之所，在昔伯禽治鲁，太公治齐，战国时稷下为学者荟聚之地，所以教育部决定设一国立大学于山东境内，乃归并前山东大学及私立青大而设诸青岛。旧时大学多设于都市,使与社会相接近，如法之巴黎大学，德之柏林大学皆是。然英国大学之最著声誉者，则在牛津剑桥，美国各大学多设于山清水幽之所，而交通便利，接近自然，与接近社会两者均宜。青岛水陆交通，均极便利，山海林泉，处处接近自然，而工商发达、物产丰富、又非乡僻小村可比。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并可设星期演讲会，以集中全国学者于一地，至于大学课程，包括范围极广，青大现因经济关系，先设文理二科为任何各种应用科学之基础及研究的归宿点也”。
当日上海《申报》以《青岛大学今日开学》为题报道了开学典礼盛况：“二十日上午九时,国立青岛大学在该校大礼堂正式开学典礼，同时该校杨校长宣誓就职……该校第一年级学生一百七十余人，主席蔡元培。行礼如仪后，杨校长宣誓，监誓员蔡元培授印后，并训词。次有何思源、袁方治、周钟岐、胡家凤等相继演说，后由杨振声致答辞，报告今后办学方针。”
虽然青岛因政治经济地位、地理位置、文化底蕴、历史机遇等不济而始终未如蔡元培所愿成为“文化中心点”，青岛甚至没有能力和魅力留住任何一个来自文化中心城市北平和上海的文人学者，而仅仅成了他们的“候鸟栖息地”。但杨振声并没有辜负蔡元培对他的举荐和期望，作为国立青岛大学的首任校长，杨振声让这所大学深深地打上了蔡元培的精神印记。
1917年，蔡元培自“大风雪中”走进红楼。入主北大后不久，便提出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至此开始，蔡元培将北大改造成了崇高的“精神圣地”。他遵循兼容并包原则，不拘一格聚揽天下精英，既吸纳共产党人李大钊，又吸纳帝制派刘师培；既容留国家主义派李璜，又容留无政府党派李石曾；既聘任激进派陈独秀，又聘任乡村建设派梁漱溟；既宽容新派胡适，又宽容复辟派辜鸿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章士钊、梁启超、周谷城、沈尹默、梁漱溟等极力反对的锋芒毕露的激进派陈独秀以及特立独行的新派胡适，终为蔡元培力排众议而聘用，最终，一位成为缔造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一位则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先生说：“设若不是蔡先生，我胡某人还真不知道在哪家三流小报做编辑！”
大学的灵魂是“兼容并包”。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实现了“和而不同”。杨振声回忆说：“可能有一些学生正埋头阅读《文选》中李善那些字体极小的评注，而窗外另一些学生却在大声地朗读拜伦的诗歌。在房间的某个角落，一些学生可能会因古典桐城学派的优美散文而不住点头称道，而在另一个角落，其他几个学生则可能正讨论娜拉离家后会怎样生活。”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在同一个地方交错重叠的现象，在北大的历史上，甚至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杨振声作为蔡元培的学生，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追随者。他在就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后，便效仿蔡元培先生广揽天下俊彦，如闻一多、梁实秋、黄敬思、黄际遇、汤腾汉、曾省、闻宥、游国恩、沈从文、傅鹰、任之恭等应邀到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任教。杨振声还经常邀请蔡元培、冯友兰、顾颉刚等精英学者到青岛讲学。一时间，国立青岛大学英华蕴聚，学术空气浓厚。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也激励国立青岛大学学风日新，声誉日上，让这所大学一出生便风华正茂。
1931年夏天，中国科学会议在国立青岛大学召开。作为会长的蔡元培在杨振声的陪同下走进会场，全体与会者自动起立，向这位教育界的前辈致敬。蔡元培先生作了开幕典礼报告，接着由各位学者、科学家作学术报告。会议期间，杨振声还请蔡元培向全校师生作了一场关于美学方面的学术报告，会场上掌声经久不息。
1932年9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议决，将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并接受杨振声校长辞呈，任命赵太侔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亦是蔡元培的学生，仍然秉承了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延续了杨振声的办学思想。
1934年8月29日,蔡元培再次乘船抵达青岛，赵太侔到码头迎接老师的到来。次日晚即与夫人俞珊一同到蔡元培下榻处拜望，31日晚“赵太侔、俞珊夫妇招饮于顺兴楼……”。9月20日，蔡元培参加国立山东大学成立四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9月24日,《国立山东大学周刊》以《本校举行四周年纪念及始业式》为题报道了大会盛况。9月29日,蔡元培夫妇应约观看了一场演出，其中包括离开舞台已久的俞珊演出的《四郎探母》。11月10日,蔡元培离开青岛。
蔡元培两次出席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典礼并致辞，可见他对这所大学的垂爱。有研究者认为，国立山东大学是蔡元培擘画中国教育的最后手笔，是谢幕之作。
1935年9月14日，蔡元培再次来到青岛小住。10月8日，蔡元培“晤太侔，与商海洋生物研究所经费问题”。10月23日，蔡元培离开青岛，从此再也没有踏足青岛，直到去世。
1935年，蔡元培年近古稀，作为一代学术泰斗，仍无固定的居所，在上海租住。于是，北大师生发起了捐款集资，准备在青岛建造一所房屋，作为蔡元培先生七十寿辰贺礼。蔡元培知道后，在《答谢祝寿献屋函》中写道：“元培现愿为商君时代的徙木者，为燕昭王时代的骏骨，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为公尔忘私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据王森然在《蔡元培先生评传》中说：北大师生商定的结果是筑屋名为“孑民堂”，每股五十元，“在荣成路购地基一块，不数日已得二三万元，拟于翌年动工”。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青岛被日军占领，“孑民堂”终未能实现。
蔡元培既是理想主义气质浓重的教育家，又是能力非凡的实干家。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如此强烈地依赖一位校长，也没有哪位校长对他所供职的大学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美国教育学家杜威评价蔡元培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蔡元培早已内化为一种象征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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