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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多,头衔也多

介绍蔡元培是个麻烦的事,首先是名字多,本名是蔡元培,又化名蔡振、周子鱼,先是字鹤卿,又字仲申啊,民友啊,孑民啊什么的,反正一大堆,估计厉害的人物都有这么多字。

其次头衔也多,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学家、学问家,等等。

当过国民党的中央执委、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长、中华民国的首任教育总长等,都是部级大员来着。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当过北大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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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见过造炸弹的校长吗?

绝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蔡元培去北大教书之前是干什么的,他是造炸弹搞暗杀的。他也不是一出生就造炸弹搞暗杀的,在造炸弹搞暗杀之前,他也还是教书的,这其中有一段故事。

大凡厉害人物,都有一个传奇的少年经历,蔡元培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成为翰林院编修,基本够得上传奇。

正当亲友觉得他前途无量时,蔡元培却甩手不干。1898年10月,本当大展身手的蔡元培却打了个长期休假报告,悄悄地离开北京,跑回老家去了。

跑回老家干嘛呢?教书,脚都还没歇下,蔡元培就接受绍兴知府的邀请,跑去邵群中西学堂当校长去了,连村官都不是。

放着前途无量的党校干部不做,非要跑回去做个连编制都没有的教书匠,一般人还未必敢,但蔡元培敢,他就是为教育而生。

到校后的蔡元培,踌躇满志,聘任新教员,修订新章程,还把政府严厉查禁的《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拿来给学生看,学堂内一时哗然。

有人改革,就有人阻拦,还是在大清朝的眼皮子底下,旧派教员薛炳、任秋田就特别不服,但又没有炸弹,也没有手枪,就打小报告,请学堂的督办徐树兰干涉。

徐树兰一听,急了,将大清帝国“正人心”的上谕送来,让蔡元培挂在学堂上,每天对着看几遍,好好改造下思想。

蔡元培一听,火了,这算什么,你挂我就辞职。学督以为他在吓唬,坚持要挂,蔡元培真来劲了,愤而离去。

在一个腐朽没落还如此冥顽不灵的朝廷下谈教育救国,那简直是个笑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推翻它,把它炸得稀巴烂,再建立起新的秩序。

蔡元培开始了他的炸弹救国。

1904年,蔡元培秘密加入了杨笃生成立的“暗杀团”,“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成了名副其实的刺客、杀手。

是杀手就得杀人,“暗杀团”的首要目标便是大清帝国的最高领导人——慈禧。

他们最先想到的是“投毒”,有人配置出氰酸,蔡元培弄来一只猫,灌了几滴,猫便死了。毒药是配好了,但问题来了,你怎么投给慈禧呢?

投毒不行,蔡元培想到了炸药,可以在慈禧出行的路上埋伏,或者干脆挖个地洞到慈禧的寝宫下面,再将其炸死,也不是不行。后来汪精卫就是这样做的,差点就把摄政王载沣炸死。

蔡元培带领研制小组,买书籍、买材料,日夜攻关,反复试验,终于研制出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出来,准备伺机而动。

11月19日,暗杀团成员万福华在上海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成,被捕入狱。暗杀团成了恐怖集团,老窝也被清政府给端了,蔡元培只好藏了起来,短暂的刺客也就告一段落。

第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蔡元培加入其中,并被孙中山委任为上海分会的主持人,还是黄兴亲自将孙中山的委任书送到上海。

就这样,蔡元培便跟着孙中山干革命去了。

从唐至清,1200多年,翰林何其多,然而,以翰林身份,造炸弹、搞暗杀、干革命,除了蔡元培,世间再无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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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教育总长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了,孙中山也成为了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蔡元培则成为了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在这之前,蔡元培也没闲着,以不惑之年去德国留了四年学,准备迎接他的天降大任。

好歹也是个正部级官员吧,孙中山却告诉他没有办公室了,你自个想办法吧。蔡元培非常无奈,最后还是在马相伯的帮助下,在外面租了三间房子算作办公室,也够寒碜的。

搞定办公室后,蔡部长从大街上招来了一辆人力车,前去拜见大总统,不给钱,也不给人,就给了一块教育总长的大印,蔡元培又坐着人力车回来,这个教育部才算是正式开张了。

办公室和大印总算是有了,但是个光杆司令。办公室可以寒碜,人不可以,不但不可以寒碜,还必须是一流的,鲁迅、许寿裳、王云五等一群牛人便是这个时候被蔡元培发现,并请进教育部的。

总共也就三十来个人,办起事来效率却很高,短短的两个月里,他们分别起草了小学、中学、专门学校以及大学的各项制度。

“中华民国全部学制草案,实于此时大略完成。”后来的北京政府正是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著名的“壬子癸丑学制”。

蔡元培还首次将“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写进了中国的教育政策中,“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

一般人还真没有这样的气魄和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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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蔡元培又辞职不干了

据统计,蔡元培一生辞职24次,在一个政治混乱、黑白颠倒的年代,辞职其实是一种自我保全、以退为进的手段,当然,前提是你得有那个实力和气魄,不然就是作死了。

1912年7月2日,为抵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蔡元培又辞职不干了。袁世凯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答:“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不卑不亢、掷地有声,蔡元培以46岁高龄又跑到欧洲游学去了。

三年后,袁世凯早已命丧黄泉。一份来自教育部长范源濂的急电再次撩动了蔡元培平静的心: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急,先祈电告。”

或许正是“教育宜急”这四个字真正打动了蔡元培的心,1916年10月2日,蔡元培启程回国。

身边的朋友却并不看好这件事:

吴稚晖说:孑民啊,这天下事呢,你说办得呢,它又办不得;你说办不得呢,它又办得。(意思就是:呵呵,元培啊,你不要那么天真!)

汪精卫说:孑民啊,北大太腐败了,那群学生不是打架就是逛窑子,你要小心你的名节啊。

蔡元培还是要去:“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抵达北京,当天的报纸上是这样登载的: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北京成新政新事,人们对改革之举充满期待。

蔡元培注定要改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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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真精神之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之前,北大是什么样的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采访下附近的妓女。

在北京最为繁华的烟柳之地“八大胡同”,就流传着“两院一堂”的说法:来这里寻欢作乐的大爷,多是“两院一堂”的人,“两院”指的是参议院、众议院,最高立法机构;“一堂”呢?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全国最高学府。

说北大学生爱逛窑子,还真没冤枉。

在学校里面,学生都不叫学生,叫“老爷”;老师也不叫老师,叫“中堂”。有“老爷”上课还随身带着跟班,上课时间到了,跟班跑到老爷面前,口呼:“大人,请上课。”

体育课更搞笑,体育老师都是这样对学生发号施令的:“大人!向右转!”“大人!向左转!”

这样的地方,能培养出人才那就怪了。

蔡元培决心改革!

五天后,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说,针对学校的不良风气,蔡元培提出了三项要求:“拍定宗旨”、“砥砺德行”、“挚爱师友”。

并开宗明义,阐发他对大学性质的理解:“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的话掷地有声,足以让大雪中的北大为之震撼,也正是从蔡元培的这一句话开始,中国的大学才真正地拥有其独立的人格:大学就是大学,不是权力的依附,更不是你升官发财的阶梯。

罗家伦回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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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真精神之二:兼容并包,囊括大典

要改革,就要有人才,作为校长,不但要会识人,还要会留人、挖人。挖墙脚,蔡元培最擅长了。

1917年1月,北京西河沿胡同中西旅馆,天刚亮,蔡元培就带着他的金丝边眼镜缓缓而来,探望六十四号房客。

“他还没起,我去叫!”伙计答。

“不必,给我拿条凳子来就行。”堂堂北大校长,一大早便坐在凳子上等待着这位神秘的六十四号房客,而且,不是第一次来了。

这位客人并不是什么大官,也不是什么名儒,论功名,只是穷酸个秀才,他叫陈独秀,蔡元培要请他做北大的文科学长。

看到门口的北大校长,陈独秀吓了一跳,便开始了他们读书人式的对白:

陈独秀:“失敬,失敬。”

蔡元培:“仲甫先生,孑民今日乃为聘请之事而来。”

陈独秀:“谢先生美意,只是在下才疏学浅,恐难担此重任。”

蔡元培:“先生有何难处,望直言,孑民定当竭力为之。”

陈独秀:“仲甫再三推辞,内中有两个原因。”

蔡元培:“愿闻其详!”

陈独秀:“第一,仲甫既无博士学位,又无教授职称,怎可充当文科学长?第二,仲甫身为《新青年》主编,每月出刊一期,编辑部在上海,无法脱身。”

蔡元培笑了笑:“好办!”

就这样,陈独秀硬是被蔡元培请来了北大。学位怎么办?蔡元培给他发了张“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证书;《新青年》呢?被搬来了北大。

除了陈独秀,还有梁漱溟。

1917年,年仅24岁的梁漱溟报考北京大学,因分数不够,遗憾落榜,就在他伤心失落的时候,却意外地收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书。

原来蔡元培看了梁漱溟写的《究元决疑论》,第一次用西方现代学说阐述佛教理论,根基甚厚,“梁漱溟想当北大学生没资格,那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授吧!”

要是搁现在,这个大学校长肯定是要引咎辞职的。

陆续被蔡元培请来的还有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然而,就是这群人,日后酝酿了一场改变中国,影响至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历史证明,蔡元培的眼光果然独特。

学校的老教授怎么办?蔡元培说:“视其学术造诣,该留的留,该去的去。”

有几位英、法教师的饭碗就被蔡元培给砸了,他们不服,扬言要去法院告,弄得外交总长亲自过问,差点引发外交事故。

英国公使亲自登门造访,先是劝诱,然后威胁。蔡元培不为所动:“绝无可能!”

被留下来的有谁呢?拖着辫子的辜鸿铭、带儿子上妓院的黄侃,会移动的书架陈汉章,以及马叙伦、沈兼士等人,都是一流的学者。

于是,在北大形成了这样神奇的一幕:一边是拖着辫子、穿着长袍的晚晴遗老在讲着流利的英语,一边却是西装革履、皮鞋手表的文艺青年在讲着孔子和老庄。

这边是恃才傲物的黄侃对着学生大谈“妻丧速归”,那边却是温文尔雅的胡适“谢谢,不去了”的巧妙对答。

兼容并包,囊括大典!也只有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才有如此的魄力与胸襟:只看学问与格局,不看政见与观点;哪怕你是晚晴遗老,只要学问了得,同样受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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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8月,北京大学哲学门师生合影。前排右四为蔡元培,右三为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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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真精神之三:教授治校

1922年10月,数百名学生在宿舍门口集合,然后集体向北大红楼包围,高喊拒交讲义印刷费,要求学校收回成命,这便是著名的“讲义风波”。

蔡元培闻讯,立即赶往现场,一改平时的温良,告谕学生:“你们闹什么,这是教授评议会做出的决定,你们必须服从。”

学生被震住,大部分散去,仍有一些学生不予理睬,甚至涌进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账。

蔡元培毫无惧色:“谁敢违背教授评议会的决定,我给你们决斗。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

学生从未见过如此阵势,纷纷退去。

在蔡元培的心中,哪怕是“民意”,也无法动摇教授评议会的决定。因为那是学校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这便是“教授治校”的威力。

蔡元培刚进北大时,沈尹默便建言:“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

蔡元培深以为然,完全采纳,教授评议会就此成立,校长为议长,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和主任教员、各科教授每科2名,由教授自行互选,任期一年。

随后还成立了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处,北大教务会议有个旧习惯,一律用英语,严重影响效率,蔡元培规定:以后一律用中文。

外籍反对:“我们不懂中国话。”

蔡元培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说的便是中国话?”

外籍教授无言以对,从此会议一律改为中文。

教授治校,工作的效率如何?只看一点,当时数千人规模的北大,只有一位校长,没有副校长,校长办公室也只设秘书一人,处理日常往来函件。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三足鼎立,各司其职。

如此效率,足以让现在有着庞大行政系统的高校为之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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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鲁迅陪同来华访问的萧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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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真精神之四: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1919年春,巴黎举办的“和平会议”,并没有像人们期待中的那样大获成功,山东的权益竟被日本所侵占,举国激愤。

5月4日,北京各校共5000名学生游行示威,得知学生将采取行动,他没有像一年前那样全力阻止,而是保持某种“放任”的姿态,对于学生的爱国之举,蔡元培内心是同情乃至赞成的。

行动却出人意料,甚至出现焚宅殴人的越轨局面,最终有32名学生被捕,其中北大学生20人,这是蔡元培所不能容忍的。

这一次,他完全站在学生的一边。

当天晚上,蔡元培来到三院礼堂上,对着学生讲:“发生这种事,我这个校长要引咎辞职,不过在我辞职之前,一定会把三十二位学生保释出来。”

蔡元培四处奔走,联络其他13所大专院校的校长,一再同北京政府交涉,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支持,最后以身家作保,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

迫于压力,当局最终释放被捕学生,5月7日,蔡元培率领全体师生亲自迎接。

当大家都以为事件已完美结束时,蔡元培却因为营救学生而得罪了当局,尤其是亲日派,为缓和亲日派的愤怒,且不愿意因个人去留而使得事态进一步扩大,蔡元培决定辞职。

5月9日,蔡元培割掉长须,登上南下的火车,悄然离开了北京,并于《晨报》刊登声明一则:“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已正式辞去。”

蔡元培要辞职,北大的学生和老师却不同意,学潮再起。

5月19日,北京各校再次罢课请愿,要求政府迎还蔡元培,学生还亲自组成了“南下代表团”,由张国焘带队,亲自劝返。

9月12日,蔡元培由杭州返回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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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右一)与蔡元培(右三)、胡适(右二)、蒋梦麟(右四)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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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再无蔡元培

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然后昏厥过去。两天之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年七十三。

然而,这位曾经以一己之力影响着整个时代变迁的北大校长,死后竟无一间屋、一寸土,还欠下医院千余元医药费用,就连入殓时衣衾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代筹。

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道德文章,深孚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发表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之前,北大校长无数,蔡元培之后,北大校长依旧往来不绝,然而一提起北大校长或是大学校长,我们最先想到的却一定是蔡元培。缘何?因为他凭借着一己之力,却缔造了中国大学应有的模样和精神。

正如杜威所说:“以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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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与夫人周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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