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真理标准”成为新的指导方针，不过此时核心的领导岗位还没有大变动，华同志依然担任了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主席。
跟很多人印象不同的是，其实华同志对改革开放并非报以完全反对的态度，早在1975年他还是分管科技的副总理时就说过：我们的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
1977年底他已是最高领导人，专门派出代表团分别去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日本等国。并表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
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看出，华同志并非那种固步自封的人。
1978年6月，听完去日本考察的林乎加、去港澳考察的段云汇报工作后，华同志感慨地说道：
现在有个问题，高干思想跟不上，怎么办？多出国，多考察……我们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
那些反馈回来的信息，极大地刺激到了华同志，促使他下定出去看看的决心。于是在同年8月，他也外出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这3个国家。
华同志这番安排是有道理的，当时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都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与苏联的关系不算特别亲密，而伊朗位于航线中点，是毛主席“一条线”战略中的重要国家。
与这三国交好关系，对我们的外交有利。
此行的重点是南斯拉夫，其领导人铁托也非常重视华同志一行，到达当天首都有三四十万人夹道欢迎，已86岁高龄、身体不好的铁托与华同志共进行了四次会谈、两次单独会见。
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华同志参观了很多工厂，也深入了解了其经济政策，内心触动很大。
据此行的陪同人员回忆，华同志感慨地说过：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对外经济合作开放，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看来也没有损害国家主权。
还有南斯拉夫同志谈到外国贷款时很羡慕中国：中国信用那么好，我们想借外国贷款都借不到，而你们不想借。华同志当天就对身边人说：看来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
这次访问回国后，华同志就专门强调过：我赞成省委书记们出去多看看，有助于解放思想，及时找到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
后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掀起了访问南斯拉夫的热潮，同年9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也确定了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
一是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
二是要转变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实行科学管理；
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
这些举措，都能看出华同志并没有一味按照原来的政策执行。
十一届全会确定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外界的来往增多，其中日本是比较频繁的那一个。
1979年5月，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承志率代表团访问日本。同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也来到了中国，并向华同志提出了访问邀请。
1980年5月，华同志欣然赴约，开启了为期六天的日本之旅，他去得最多的还是工厂，看到那些没见过的大机器时，还会走近观察并询问工人操作方法。
如此平易近人，让日本同行者都非常诧异。整体来说，华同志这次访问是愉快而成功的，不过也的确出现了一些小插曲。
华同志生活中是个很朴素随和的人，在国内基层考察时出现过扣错扣子的情况。内部还好，到外国就是代表国家形象了，需要注意，不过华同志一开始还没转变过来。
到达日本当天，晚宴结束后华同志回到安排好的酒店，他洗漱完毕穿着睡衣、披着浴袍就准备到附近散散步，看看夜色。
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可这天刚要出门，秘书就将他拦了下来，很紧张地表示不能这样出去。
华同志询问原因，秘书回答：这不是在国内，您身份特殊，四周会有媒体和记者，要是这样出门，第二天，您就会出现在日本的报纸或者电视上的。华同志哈哈大笑，听劝地返回房间。
接下来的几天里，华同志想出去散步都先检查自己衣着是否得体，并且还会叫来秘书参考，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才出门。
在华同志即将离开日本时，日本方面举办了一场大型的记者会，因为这一年中国才刚刚开放不久，外界也有着诸多疑问。
其中一人提了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北京方面传来很多消息都说，您除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外，即将辞去政府总理一职，是否如此呢？如无不便，请予证实。
这种毕竟涉及到内政的事，华同志就有些生气：你们部分外国媒体有个通病，就是爱对我们中国的人事问题妄加猜测，胡乱评论。所以我在这里不想回答这一类问题。
不过，也单单就针对这个记者报以此态度，回答其他不冒犯的问题时，华同志还是很心平气和。
6月1日，华同志结束访问回到中国，但是，仅仅过去十余天，积极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就病逝了。
华同志就再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出席大平正芳的葬礼。
如此有情有义，让很多日本人对中国刮目相看，为后来两国之间的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也不仅仅是日本，华同志为了增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还与很多外国领导人有过深入的交流，他用行动在支持开放。
虽然华同志不是那个操刀手，但他同样也有很大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