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皇城根儿底下,北京。

李赤然将军手续办妥,正式离休,手里攥着组织分的新房钥匙。

照理说,劳碌半辈子换来安享晚年,该乐呵才对。

可等他背着手在新居里溜达一圈,眉头皱了起来。

心里那把尺子一量,不对头:这屋子,缩水了。

可眼前这地界儿,把墙角旮旯都算上,顶天了也就180平。

一来二去,整整少了90平米。

90平米啥概念?

搁那时候,那是普通人家好几代人都不敢想的宽敞地儿,够五口之家撒欢儿住一辈子。

身边办事的人瞧不过眼,那是真替他急:“首长,这房管局肯定是把账算岔了。

您甭客气,去军区言语一声,不管是给调个大的还是就在这儿扩建,咱得按规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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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换个旁人,这通电话那是必须要打的。

不图别的,这是自己应得的份子,是白纸黑字写着的待遇,不是去争名夺利。

可李赤然站在那空落落的厅堂里,就回了一句大实话:“家里统共没几口人,180平哪怕打滚都够了。”

这茬儿就这么过去了。

往后日子里,他忙着去书法协会当个挂名头头,去给老百姓当参谋,整天乐乐呵呵,唯独对那凭空蒸发的90平米,嘴闭得紧紧的,愣是一个字没提。

大伙儿都夸李将军这叫“高风亮节”。

话是好话,但没说到点子上。

你要是把李赤然九十二年的人生摊开来看,就会发现,这种看似“糊涂”的买卖,他干了可不止一回。

他心里头,藏着一本跟咱们普通人截然不同的账本。

在这本账里,好多事儿的算法,那是倒着来的。

把日历往前翻个13年。

1969年腊月,南京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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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李赤然还是南京军区空军的副政委。

谁知一道命令下来,乌纱帽丢了不说,还得靠边站。

紧跟着,那场政治风暴的大雨眼看就要浇下来。

就在他坐冷板凳坐得心里发毛的时候,家里来了位稀客——当时空军的一把手,吴法宪。

吴法宪这趟来,名义上是“探望”,骨子里是“做买卖”。

屁股刚落座,他就抛出来个让人眼馋的条件。

大概意思是:“其实你想回去接着干也不难,只要有些事儿,你把眼睛闭上…

话没说透,但李赤然心里跟明镜似的。

当时那形势,不少当年一个战壕里的老兄弟被扣上了“叛徒”或者“反革命”的帽子。

上面急需找人出来指认,把这些“罪名”给坐实了。

吴法宪嘴里的“闭眼”,潜台词再清楚不过:要么你闭嘴,别再给那些老伙计写什么证明材料;要么你就顺杆爬,按我们的调子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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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李赤然跟前的,是一道要命的选择题。

路子A:顺了吴法宪的意。

好处:官复原职,待遇照旧,保不齐还能往上挪挪。

代价:良心喂了狗,老战友遭大殃。

路子B:驳了吴法宪的面子。

好处:腰杆挺直了,兴许能救几个兄弟。

代价:继续当个闲人,搞不好还得挨整,甚至把命搭进去。

在那个乱糟糟的年头,选A那是“聪明人”的活法。

多少人为了自个儿那点利益,不得不低头,甚至落井下石。

偏偏李赤然心里的算盘珠子,不是这么拨的。

他瞅着大权在握的吴法宪,脸不红气不喘地回了一句:“真不凑巧,我这两天老寒腿犯了,正准备去医院躺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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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不仅是拒绝,简直就是给了对方一个软钉子。

我不跟你吵,也不跟你掰扯,我就赖在病床上,这活儿我干不了。

吴法宪碰了一鼻子灰,黑着脸走了。

没过多久,针对李赤然的暴风雨来得更猛了,那是他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

划算吗?

为了几个泥菩萨过江的老战友,搭上自己的前程,搞不好还得搭上身家性命。

在李赤然看来,太划算了。

哪怕在自己日子最苦的时候,他只要逮着机会,就给那些老红军写证明材料。

就因为他这股子犟劲儿,好些人最后躲过了一劫。

这笔账,他算的是良心,是对历史的交代。

这种关键时刻“反着来”的决策路数,其实早在抗战那会儿就已经定型了。

1941年3月,李赤然接了个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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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阵子他刚在晋察冀边区招完兵,正打算带队回延安。

上级突然发来一道十万火急的密令:捎带手把300万法币带回去。

这可是一笔巨款,是边区老百姓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更是延安那边急等着救命的钱——那时候国民党搞经济封锁,延安穷得叮当响。

麻烦的是,这钱烫手。

在这之前,组织上试着运了两回,全折了。

负责押运的同志甚至把命都丢了,才勉强没让钱落到鬼子手里。

为啥这么难?

因为日伪军鼻子比狗还灵。

地下党传来消息,特务早就撒下了天罗地网,死死盯着几条回延安的大路。

这会儿摆在李赤然面前的,是第三次尝试。

大路肯定不能走了,那是往枪口上撞。

李赤然把地图摊开,手指头最后戳在一个让人后脊梁骨发凉的地方——五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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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号称“华北屋脊”,海拔三千多米。

哪怕是大夏天,山顶上也是风像刀子割,积雪终年不化。

最要命的是,那地方地势险得没法下脚。

走这条道,那就是跟老天爷玩命。

可李赤然的逻辑是:路越绝,鬼子就越少。

既然大路封死了,小路有特务,那就走一条连鬼子都觉得“八路军除非疯了才会走”的路。

这又是一次把身家性命压上去的赌博。

要是走大路被伏击,那叫“非战之罪”;要是带队上雪山,被冻死、饿死或者摔死,那就是指挥官脑子进水。

李赤然连愣都没愣一下。

他定了个细得不能再细的计划,带着战士们一头扎进了茫茫大山。

这一路有多苦?

书上写得不多,但结果说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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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靠着一股子狠劲,硬是翻过了这道鬼门关。

借着这条“死路”,他们绕开了日军精心布置的口袋阵。

整个回程,他们一共撕开了日军十三道封锁线。

最后的战果是:300万法币,连个角都没少,稳稳当当交到了党中央手里。

伤亡人数:零。

这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逆向思维”。

当所有人都盯着“怎么硬闯封锁线”的时候,李赤然琢磨的是“怎么让封锁线变成摆设”。

这一仗,让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高兴坏了,二话不说,把自己心尖上的一匹好马送给了李赤然。

你看,李赤然不是不懂“算计”。

在战场上,他比猴都精,比谁都懂得怎么趋利避害。

但在个人待遇上,他又比谁都“傻”。

1955年,全军大授衔。

这可是开国将帅们的高光时刻。

评衔小组把单子报上来,李赤然的名字赫然写在少将那一栏。

消息传开,不少人替他喊冤。

要知道,李赤然那是老资格。

早在红军时期,人家就是军政委级别的高级干部了。

论打仗,反围剿、东征、西征,再到后来解放大西北,哪场硬仗没他的份?

照规矩,评个中将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有人劝他:“老李,这事儿不地道,你得去跟中央说道说道。”

那时候,因为嫌豆豆少闹情绪、找组织哭鼻子的事儿也不是没有。

毕竟这代表着荣耀,也跟以后得待遇挂钩。

李赤然听了,只是嘿嘿一笑:“少将也好,中将也罢,不就是个名头吗?

这有啥好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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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把那句老话搬了出来:“只要是党组织定的,我看都合理。”

最后,他美滋滋地挂上少将军衔,接着该干嘛干嘛。

从1933年那个在牢房里被打得皮开肉绽、翻来覆去只会说“我不知道”的15岁娃娃,到1941年翻越五台山的指挥官,再到1969年为了战友拒绝高官厚禄的老头,最后到1982年住进“缩水”房子的离休干部。

李赤然这一辈子,其实都在做同一类买卖。

在涉及党和任务的大事上,他算得比谁都精,哪怕是爬雪山、闯封锁线,也要把那300万法币毫发无损地带回去。

在涉及自己那点利益的小事上,他稀里糊涂,军衔低了无所谓,房子小了也没关系。

后来,组织上确实发现了住房面积不对这事儿,主动提出来给他家补了几十平米。

即便这样,最后也没凑够规定的270平米。

那会儿的李赤然,早就不把这事儿放心上了。

他忙着挥毫泼墨给老百姓写字,忙着给群众排忧解难。

2006年平安夜,李赤然将军走了,享年92岁。

回头再看,他这一辈子那本“倒着算”的账,最后算出来的结果,是一个大写的“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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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住上最大的宅子,但他心里装得下千军万马,也装得下那份无愧于心的坦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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