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周利成
他是上海《新闻报》早期的外勤记者，足迹踏遍全国千山万水和欧美近十个国家；他是著名的战地记者，奔赴“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会战、“八一三”抗战前线，在枪林弹雨中向读者报道最新战况；他是一名爱国记者，跟随国联调查团赴沈阳考察，冒险写就《东北吁天录》，揭露日本侵占东三省的真相，曾遭汪伪七十六号特务刺杀，多亏他的“飞毛腿”才幸免于难；他是我国著名的新闻教育家，他创建上海最早的新闻学院——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培养了众多新闻人才。他就是中国新闻记者前辈顾执中。
从翻译到采访部主任
顾执中（1898—1995年），号效汤，上海南汇县周浦镇人，出身书香门第，祖父、父亲均为秀才。1940年6月2日至15日《奋报》中王定九的《顾大麻子顾执中》一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的生平和报人生涯。
顾执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受家庭熏陶，八九岁时，顾出口即为“子曰”“诗曰”，后以县立高小第一名的成绩升入民立中学，1919年考入东吴大学，受到良好的中英文教育。大学即将毕业、正在筹备出国留学之际，家中突遭变故，父亲病亡，顾回乡料理后事。丧礼完毕，先人尸骨未寒，兄弟已兴阋墙，顾无比痛心，遂放弃学业，愤然来沪，投身社会。
顾执中凭借很好的英文功底，进入永和洋行任翻译，业余时间则投稿《字林沪报》《上海泰晤士报》，晚间兼任家庭教师，勤奋刻苦，激进向上。1923年进入《时报》任记者，不久，《新闻报》招聘翻译，顾毛遂自荐，凭借出色的中英文自荐书，得以进馆任事。早期上海各报新闻尚无专门人才，“老枪访员”担任记者角色。他们或以茶楼、烟馆为家，将街谈巷议的市井琐闻略加润色即送报馆，按条收取稿酬；或擅跑县政府抄写公文，到审判厅听审案，誊写笔录抄送报馆。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直到1918年后才设立采访外勤，添聘记者。1924年，《新闻报》成立采访科，顾执中遂调任外勤记者，专跑政治新闻。尽管采访军政要人、搜集政治线索甚是艰难，但顾总能靠勤奋和钻研，获取第一手资料，《新闻报》问答式的谈话稿，从顾开始。1926年3月，顾还在沪创办了《中国英文日报》，自任社长。
时任《中国英文日报》社长的顾执中（一排左三）与李昭实（一排左六）等合影（《图画时报》，1926年第292期）
业精于勤，随着“本报特派记者顾执中”的长篇通讯屡见报端，其名声大噪，各方邀约，纷至沓来，陇海路通车、湘鄂赣考察、粤桂实业调查、川康学术地质矿物调查等等，均柬邀顾参与。1932年下半年，陇海铁路管理局邀请国内各界人士到陕西一带考察，作为《新闻报》代表的顾执中亦在邀请之列。考察团自西安启程，经咸阳、三原、耀县、宜君、洛川、富县、甘泉至延安，再经延安、宜川、壶口、义集、龙门、韩城、部阳、大荔等地到达淦关，行程1000多公里。1933年夏，顾执中组织新闻记者赴青海考察，在《新闻报》连载他撰写的长篇通讯《到青海去》。此后更有《绥行别记》《万里征尘录》等。
1934年4月，在外交家顾维钧的帮助下，征得《新闻报》同意，顾执中携妻赴欧美考察，担任《新闻报》国外通讯，先赴法国巴黎，继至英国，曾参观《泰晤士报》，撰写《泰晤士报之过去及现在》一文，为《新闻报》提供借镜。此次旅行先后到达法、英、意、瑞士、葡、德、美、俄等国，回国途中又到日本考察，为期一年有余。1935年10月，回国后，顾又在国内平、津、汉、京（南京）各地视察。此次考察结束后，顾先是升任《新闻报》采访部副主任，不久即将副职改为正职，可谓春风得意，高歌猛进。
1934年第22卷第1097期《北洋画报》中顾执中与夫人沈时敏赴欧考察时留影
随国联调查团赴东北考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幻想通过国联制裁日本﹐请求国联组织调查团来华调查事变真相。1932年初，以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到达中国。中国也组成了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招待团。《新闻报》总经理汪伯奇命顾执中设法加入招待团，随行记录、报道。同年5月3日《大公报》的《顾执中谈赴沈经过》、5月8日《申报》的《北平通讯》和《顾大麻子顾执中》等文，记叙了顾执中的此行始末。
接到总经理的指令后，顾执中深感使命重大，心中一阵忐忑，一时不知从何入手。当看到外交部发布顾维钧为招待主任时，顾执中一阵窃喜，专程赴京拜谒，说明意旨。顾维钧一口答应。考虑到招待团混杂新闻记者有可能引起日方注意，遂给顾执中一个秘书身份，列入职员名录。顾执中的英文很好，差使虽然挂名，但兼办实际公事，颇堪胜任。
国联调查团抵达北平，与日方接洽出关行程。日方谍报网周密灵通，顾执中从北站上车后，驻沪日方已经查悉他的真实身份，遂拍电京、津、平，告知招待团中杂有新闻记者。顾执中名声很大，脸上又布满麻子，极易辨认，在北平东站下车，驻平《东京日日新闻》记者铃木四郎偷拍顾执中一影，《满洲日报》《大阪朝日新闻》均称顾执中为“排日记者”。顾执中准备出关时遂被日方阻拦。顾维钧竭力与日方交涉，但日方已掌握顾执中记者身份的铁证。最终李顿爵士仗义执言，正告日方：“新闻记者地位超然，随同出关，只要言行遵守范围，不宜拒人千里。”日方这才妥协，不过，约法三章，顾执中“观光失地，报道勿克畅所欲言”。
顾执中虽然实现出关目的，但仍为前景担忧。顾维钧安慰他道：“天下事愈曲折愈珍贵，此行匪易，增高价值，足下雄心飙举，以未曾乘风破万里浪为生平大憾，欲知放洋较出关反便捷，保要我身上，最短期间，务使渡太平洋、大西之洋，漫流欧美，扩展视野也！”（王定九《报人外史续八五》，1940年6月12日《奋报》）顾执中回说：“我所愿也，感激不尽。”顾执中得以出国考察，正是顾维钧的提议。
在大连至沈阳的专车上，李顿与各位委员被安排在最前车中，中国各代表则居于最后车厢，日方代表居中，为之隔绝，以免中方代表与调查团接触。调查团抵达沈阳后，受日方监视甚严，而对中国代表尤为无礼。日方声称已在大和旅馆备妥房间，但中国代表20余人，却仅代订了四个房间，大部分只得自觅东方饭店居住，所有一切房饭费，均由中方自行付款。抵沈次日，调查团和招待团人员即被大批日探分别监视，有的被两名侦探监视，有的被四名侦探监视。顾执中则被日方重点“照顾”，他每次出入必有侦探紧随左右，如与当地朋友在途中交谈或稍有往来，都在日方侦探的监视之中。在沈阳邮局任职的郑传箕是顾执中的朋友，郑曾访顾一次，谈话不过3分钟，但郑立刻被日本司令部逮捕。顾执中闻讯后，告知顾维钧转请李顿提出交涉，郑才得释出。但已被日军捆绑两日，顾、郑二人再也无法见面。此后，顾执中改变策略，在妓院中与人见面，搜集各方信息。
在调查团从沈阳赴长春之前，日方又提出中方招待团须减至6人。顾执中与《时报》记者戈公振只得南返。顾经大连、天津返回上海，经过三天对搜集资料的整理，写就了四万余字的《东北吁天录》，分别刊于《申报》《大公报》《益世报》《新闻报》《京报》等报，揭露了日本侵占东三省的真相。
开新闻教育先河
1921年后，上海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茁壮生长。顾执中极富钻研精神，搜阅新闻学书籍，无师自通，孜孜研究，融合经验，中外贯通。为适应当年“记者热”，顾选址爱多亚路、吕宋路口创办民治新闻学院，自任校长兼教师。拉“美髯公”于右任为校董会主席，海上闻人、各报巨头，一齐罗致为校董，报界名流戈公振、严独鹤等均为教师。当时，新闻为学校冷门科目，全沪大学尚无附设新闻科者，别无一家，只此一校，可算独行生意。秋季开学，报名入学者180余名。顾开新闻教育先河，暨南、复旦、中公等学校竞相效尤，齐辟新闻科，登报招生。
由于顾执中既有人气又有人脉，故而民治新闻学院的毕业生，校方大多负责介绍职业。该校附设民治通讯社、民治出版社和《民治周报》，使学生从讲义到实践，实习采访、编辑、排印、发行等技能均较熟练，毕业生跨出校门，适应性较强，供职报社，很快胜任。该校早期毕业生遍及京、沪、平、津、粤等地。
该校毕业生之一陆诒是慕名而来，1930年入校，读了一年即发生“九一八”事变。顾执中遂找陆谈话，问他可否愿意做其助理，负责采访和编辑画报，一月薪俸30元，不包吃住。陆慨然应允。从此，陆便走上了新闻记者生涯。随调查团赴沈阳时，顾即将采访和编辑画报等工作全权委托给陆。次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29日上午，顾在采访室调兵遣将，要派记者去闸北战地作现场采访，陆自告奋勇地说：“十九路军可以拼命，闸北的老百姓可以拼命，我们也可以去拼命。”（王定九《报人外史续八一》，1940年6月6日《奋报》）于是陆上了前线，发回的前线通讯一炮而红，不久，即成为一名正式的战地记者。
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沪上各大学整顿校名，大学、学院之名不得滥用，民治新闻学院乃改组为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在此基础上，顾执中另办民治中学和民治小学，形成三位一体学校架构。上海办私立学校发迹者首推陈济成，名冠四校总部。顾虽不逮陈济成，但长袖善舞，在报界也是绝无仅有。
学校扩展后，原校址已嫌局促，顾执中遂觅得邻近白尔部路、浦石路口的隙地亩许，刚好辟为学校操场。顾办学具有家庭工业社性质，顾夫人沈时敏精明能干，担任中学部主任。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顾执中遂将学校迁入内地，为后方培养了一批报人，其高足遍及川、汉、黔、桂、陕、甘等省。
抗战胜利后，报人吴绍澍、冯有真等在沪创办中国新闻专校，拉进众多党政要员做发起人，请孔祥熙、张继等名流主持校政，经费充足，风生水起，学生数量远超顾执中的民治专科学校。随着民治通讯社被官方禁止，民治出版社停业，顾之收入锐减，由于不能及时支付教授薪水，教授们遂自行休课，顾只得身兼数课，唱起独角戏。顾口才极好，上知天文，下识地理，中外局势，诸子百家，娓娓道来，但当时国民政府明令禁止谈论政治，使讲课内容失去不少精彩。据1947年11月14日《导报》中《顾执中艰苦支持民治》一文披露，“这一学期，（民治专科学校）大约非蚀达一亿元以上不可”。
遇刺以后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有的报纸停刊，有的报纸迁入租界继续出版。1941年第153期《全民抗战》中顾执中的《在上海的苦斗》一文，分析了当时孤岛报刊受到的三重压迫。
首先是租界的压迫。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的第一天，公共租界工部局立刻以最严厉的态度通知报纸通讯社向工部局登记，稍迟就不准在界内出版；严格规定“敌伪、倭寇、汉奸、暴徒”等绝对不准使用；政治上的宣言和其他文告等，没有得到工部局的特准也不可以发表，违者处以无须经过法院判决的临时或永久停刊处分。
其次是日敌的压迫。最初日敌在哈同大楼设立新闻检查处，妄图以此为工具统制孤岛内的报刊，但国人的报纸在上海沦陷后纷纷完成了向英或美注册的手续，跳出了敌人的新闻检查圈套，使这个新闻检查处等同虚设。敌人恼羞成怒，先把主持《社会晚报》的蔡钓徒杀害后将其头颅抛在法租界路上，随后又向《文汇报》《大美晚报》《华美晚报》等报馆抛掷炸弹，把人的胳臂装在礼盒内，附上子弹，遣人送至数家报馆。
第三种压迫也是最毒辣的手段，从1940年夏季起，把摧残上海新闻界的勾当交给无耻的汪伪汉奸，成立了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发布“通缉令”，83人的黑名单，其中49名是抗日报人，顾执中名列其中。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和《大美晚报》的张似旭先后遇害。
1940年8月17日下午2时许，顾执中像往常一样步行去报馆，行至法租界白尔部路突被一名暴徒狙击，枪声一响，顾遂觉颈项巨痛，一摸手上满是鲜血，撒腿便跑，后面又传出两声枪响，均未击中。事后，顾回忆说“幸亏我的飞毛腿救了自己”。顾急入南洋医院抢救，因子弹尚未穿出，乃转送广慈医院救治。顾之伤势并不甚重，神智极清，当时即将子弹取出，包扎后留院观察。顾执中在1945年12月15日、16日《新闻报》中《没有勇气回上海》一文中，简单介绍了遇刺以后他的去向和重回上海的缘由。
家人和朋友都为顾执中的安全担忧，一致劝他离开上海到内地去躲一躲。于是，顾辗转于香港、重庆、缅甸和印度之间，一是办学，二是办报，创办《新闻记者》月刊。但他的心依然在上海，除了想念家人外，他也惦念着《新闻报》在恶劣环境中苦战的老友。抗战胜利后，他携眷自印度回国，先到了重庆。1945年12月8日中午，顾突然收到中央社蔡寿祺的一封短札，通知顾说，上海《新闻报》的李祖唐约他在9日通电话。9日下午2时，顾如约来到中央社无线电部，3时左右终于接通了李的电话，当听到李的声音时，顾激动得几乎流出泪来。李问顾平安后，遂代表新闻报馆请顾从速回到上海继续工作。
1947年第53期《快活林》中《顾执中到处碰壁》一文
1947年第53期《快活林》中《顾执中到处碰壁》一文称，回沪后，顾一方面想干他的老本行做新闻记者，一方面筹备复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新闻报》被程沧波接收后，只给顾挂了一个设计委员的虚名，坐支薪俸，不必工作，英雄无用武之地，顾怏怏不乐。虽然得以顺利复校，但由于政治形势的改变和吴绍澍、冯有真创办的中国新闻专校的竞争，学校在艰难困苦中挣扎图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顾执中才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