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国民政府绞杀了北方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之后，1933年冬，南方的福建省又发生了以第19路军为骨干的抗日反蒋事变。
第19路军从上海抗战前线撤退后，被调往福建去和红军作战，作战中屡遭失败。日军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的消息传到福建，更激起了第19路军广大官兵的愤慨。他们反对内战，主张抗日反蒋。1933年10月26日，福建省政府及19路军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以互相合作为原则，恢复双方贸易关系；福建方面，释放政治犯，赞同福建境内抗日反帝团体及革命民众组织的活动，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的自由。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酝酿，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于11月20日在福州隆重召开。全国25个省、市、地区和华侨代表80余人，以及数万军民参加了大会。当日，代表大会发布《人民权利宣言》，宣告大会的宗旨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大会认为，“国民党政府为买办、军阀、豪绅、地主之反革命政府，且为全民族最可耻之巨敌”。
“为迅速推翻此反革命政府起见”，大会特宣言：
（1）否认南京反动政府；（2）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系统；（3）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事。
在经济方面，大会主张“实现关税自主”，“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大会议决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亦称福建人民政府）；废除中华民国年号，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都设在福州；国旗图案为上红下蓝中嵌一颗红色五星。
代表大会推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余心清等11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以李济深为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余心清为经济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为文化委员会主席，陈友仁任外交部长，蒋光鼐任财政部长，徐谦任最高法院院长；蔡廷错任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19路军总指挥。人民革命政府以“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为其重要使命。
蒋光鼐，军人，政治活动家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于11月27日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条约划定了双方的边界及不得驻军的“中立区”，并对双方之间的通商、交通问题作了具体规定。此后，福建政府给苏区运去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紧张物资，实际上解除了南京当局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新政府还下达了通缉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的命令，镇压了蓝衣社特务的活动，颁布了《大赦令》，使包括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内的150余名政治犯获释。
李济深
南京国民政府对福建人民政府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在福建人民政府建立伊始，蒋介石便在《告十九路军将士书》中要求19路军官兵“坚持剿匪之原有阵线，毋见挠于乱命”：命令各有关军政机关“迅予处置”，并“严密防范，消弭祸端”。11月23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的党籍；中政会决定解除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销各职。其后，行政院又决定解除蒋光鼐本兼各职。南京当局还调集蒋鼎文的第2路军、张治中的第4路军和卫立煌的第5路军共15万人，对仅有5万军队的福建人民政府和第19路军实施“讨伐”。
第19路军将士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经反复争夺，南京国民政府军队于1934年1月上半月先后攻占延平、水口、古田，16日进驻福州。21日，第19路军重要将领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被迫联名通电，“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不久，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错、陈铭枢等人相继离闽。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遂告失败。
陈铭枢
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了，但却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