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是1919年5月4日的那次学生游行，担任总指挥的是一个叫做傅斯年的北大学生。当时他带领约三千学生的队伍，向北京使馆区进发，向美国公使递交抗议书。
傅斯年，初字梦簪，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1896年3月26日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其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在北大读书期间，傅斯年接受了科学、民主思潮，提倡新文化，在学生中树立了很高威信，成为学生领袖之一。
北大毕业后，他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至1926年，先后留学英、德。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描述，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之余就鼓励大家离婚，真正全力读书、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且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其学问无不佩服。
1926年冬，傅斯年回国后，一直工作在学界。1928年，受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之聘，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出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并在接下来，将史语所办成了研究院13个所中最有成绩的一个。
当时，他除了研究工作，还参与抢救、整理明清档案。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内有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然几经迁徙后，潮烂、虫蛀情况极为严重。
当时的历史博物馆以经费缺乏，曾拟以大洋4000元的价格将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后经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傅斯年呈请蔡元培做主，以1.8万元将这批档案买下，抢救了这批珍贵的资料。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10月，傅斯年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言论，详细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为中国及世界各国公认“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起到重要作用。
20世纪30年代是北大辉煌的盛世，教授阵营盛极一时，很多名家大师都在北大讲课。当时蒋梦麟是北大校长，但推动这一盛世出现的主要功劳应给于胡适、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
蒋梦麟回忆说：“当我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胡适和傅斯年两人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互相欣赏。1917年9月，胡适被时任北大蔡元培校长聘为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很多学生认为胡适不配做大学教授，甚至酝酿要将他赶走。哲学系顾颉刚认为，胡适读的书固然不如老先生多，但“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史学家”；于是，就请好友傅斯年来听。
傅斯年听后、对哲学系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不错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平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于是、胡适的一场危机就这样平息了下去。
在接下来的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还曾著《文学革新申义》以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国，故暂由傅斯年代理、从敌伪手里接管学校。当时有很多棘手问题，如日治下的教职员如何处理等；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为胡适的回校上任铺好道路。
在胡适的评价里，傅斯年几乎是完美的：“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胡适和傅斯年互相欣赏的最重要原因。应该是两人思想理念的类似。胡适日记1929年4月27日所记，傅斯年告诉他：“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在这番言语里，隐隐会有这样的意味：对于无法摆脱安身立命于传统的中国人之中的无奈或不甘。这也许也是他们两个“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的知识人士，在传统的中国人面前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就会表现出优越感的原因。
当然，他俩只是代表，像他俩这样心态的人、或者以他俩为榜样的知识分子，不仅当时有、直到今天还为数不少。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冷遹（yù，冷御秋）、左舜生等六人到延安考察访问；期间，毛先生给予热情接待，并以120万中共党员领袖、130万中共军队首长之尊，请傅斯年代己以学生的身份向胡适问好。
但在访问结束后，傅斯年和黄炎培等人的感受截然相反。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大加赞赏，说延安“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而傅斯年的评价则是“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
毛先生与国民参政会考察团聚餐，毛先生左手起：章伯钧、冷御秋、黄炎培、林伯渠、左舜生、朱德、傅斯年
傅斯年说毛先生“至多不过宋江一流”，说“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傅斯年有个外号叫“傅大炮”，是说性格耿直，知无不言、无所顾忌。在他担任国民参政员期间，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并把他轰下台；然后又把孔的继任者宋子文赶下台。两任行政院长，被他一个国民参政员赶走，大炮之威力不可谓不猛。
还有一次因为中医提案，傅斯年反对中医、和国民党元老孔庚之间发生了激烈辩论，甚至互相谩骂。傅斯年扬言：“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会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堵住了孔庚，后来看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非常瘦弱，才将双手垂下来：“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白骂了罢！”
和胡适不同，在被傅斯年逐出北大校门的周作人眼里，他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
和胡周二人相比，如去更认可李敖对傅斯年的评价，《李敖有话说》中说：“有一个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李敖说傅斯年很苦，应该是实情。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国民政府派两架飞机到北京去接愿意逃到南方去的学者（即“抢救学人计划”），在南京机场接机的傅斯年看到机舱里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位乘客时，失望地哭了。后来，听到两个老友陈布雷和段锡朋自杀的消息后，他也决定为“旧朝”献身。多亏妻子的干预，他才免于自杀。
后来到了台湾，傅斯年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时过不久、这门“大炮”就死于另一门的“大炮”的轰炸中。那是1950年12月20日上午，他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讲完话后、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
就在即将回到座位时，突然意外发生，他脸色变得苍白，步履开始踉跄，坐在台下的台大教授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只听傅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
傅斯年去世的原因被确定为“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他的去世被认为和过度疲惫有关。当时的傅斯年正赶着为董作宾教授办的杂志写文章，他想快点完成，好早点拿到稿费。
此前、傅斯年曾对贫贱相守十六年的妻子俞大綵说：“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了，不能御寒。”俞大綵是俞大维的妹妹，而俞大维是傅斯年的莫逆之交、曾任台湾“国防部长”；还有一层关系：俞大维还是蒋经国的亲家，其儿子俞扬和娶了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
国内有些文人每每津津乐道于傅斯年、胡适之等“知识精英”，他们在解放时没有留在大陆、从来躲过了后来的反右等政治运动；独不说傅斯年到台湾后还在为买条棉裤努力，躲到美国的胡适为自己的医药费发愁，而五四运动时的另一个学生领袖罗家伦逃台后，被一百多位“议员”攻击为“通共匪谍”……
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的“傅钟”后成台湾大学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21声。这是因为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如去认为：一个人每天拿出些时间沉思是必要的；但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傅斯年暴卒议会之上、胡适之暴卒酒会之上，恐难归于没有足够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