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长海
摘要：唐宋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均田制为基础的国有土地制度瓦解，转化为中小地主主导的小农经济。社会上层制度与儒家文化也相应地顺应变革，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因而，在转型变革时代，旧有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而新的社会秩序没有完全建立，引发了系列的伦理危机。具体体现在基于土地变革加速佛老盛行与经学衰微而形成的儒家信仰危机；基于小农经济结构重构而引发的夫妇、父子、兄弟等家庭伦理秩序危机；以及政治秩序变革中国家礼制、皇族礼制、基层社会伦理秩序失序。伦理危机的根源在于土地制度变革引发的从文化到制度的系列社会变革，诱发新旧交替时代的伦理缺位。儒家伦理危机推动了天理论、道统论等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凸显了宋代儒学发展的现实观照。关键词：唐宋变革；信仰危机；家庭伦理；社会失序
唐宋转型时期，土地私有化促进社会阶层分化与重构，引发相应的社会制度变革。变革时期旧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新社会秩序尚未建立，导致社会失序与伦理危机。在思想层面，儒家经学丧失了主导社会思想的能力，佛老盛行冲击儒家人伦，导致儒家伦理信仰危机，引起儒者对佛老以及经学的批判，进而试图重建儒家伦理信仰。家庭伦理层面，土地制度变革冲击旧有的家族结构模式，儒家伦理社会控制力降低，家庭伦理沦丧，体现为夫妇、父子、兄弟等基本人伦关系的困境。在政治伦理层面，旧有制度丧失相应经济基础，大量礼仪制度在战乱中遭到破坏，重建的礼制混乱且不稳定；统治阶层私欲膨胀，道德更加沦丧；民间宗教冲击基层统治，地方官员贪腐横行。唐宋转型时期，从儒家伦理理论信仰，到普通家庭人伦秩序，再到皇族政治统治以及基层社会治理都出现严重的伦理危机，反映出转型时期社会失序与变革的时代特点。同时，伦理危机也凸显建构天理论、道统论等理学理论体系，重塑儒家伦理秩序的现实必要性。
01传统儒家伦理信仰遭受冲击
唐宋变革过程中，土地私有化促使了庶族崛起与世族瓦解。反映在思想领域，世族所代表的经学逐步衰落，庶族所代表的义理之学兴起，同时宗教影响进一步扩大并构成对儒家的挑战。经学理论的社会影响降低，不能为缓解社会矛盾提供理论支撑，加速了佛老的发展及对儒家的冲击，导致儒者对经学的批判，并寻求建构新儒学理论应对宗教挑战与儒家信仰危机。学术形态调整还基于在世族宗族制向庶族宗族制转变的过程中，庶族发起对世族统治的挑战，以及建构新的社会秩序的理论需要。思想的混乱是转型社会的重要特点，凸显出儒家伦理的信仰危机，具体体现为宗教信仰对儒家伦理的冲击、儒家对宗教冲击人伦的回应与批判、新兴学术群体对旧有的汉学理论及其流弊的批判。
佛老盛行是儒家伦理信仰危机的具体体现。以血缘亲情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构成了儒家社会建构的理论依据。然而，隋唐以来，佛教逐步盛行，佛教以其精密的思辨哲学理论吸引大批民众。经济上，旧有的“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授之”[1]的均田制破坏，人们流离失所，“致令百姓无处安置”[2]365，亟须寻求精神安顿。民众更注重寻求精神超脱，佛教等追求出世出家，超脱人伦，进一步构成了对儒家伦理的理论冲击。宗教在与儒家争夺民众的基础上，导致了儒家伦理的信仰危机。在社会动荡中，佛教等宗教对民众有较强的吸引力。如民间观音信仰广为流传，借助观音神力，“二患顿愈，元不假医药之力”[3]969。又“农夫诵偈满百日，故病顿愈”[3]5。佛教盛行根源在于民众认为佛教神灵治病救人，化解民间疾苦，为苦难中的百姓提供希望。民众还通过诵读佛经祈福免灾，如张某“执经于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积十年不懈”[4]，在兵乱之中得到神灵庇佑，幸免于难。佛教因果报应论也十分流行，如女主人杀害奴婢所生子，“产子方满月，用计杀之，而逐其母”，不久“柔奴感水蛊疾，岁余而死”[3]979。民众在乱世中无力应对灾难，而转向佛老等宗教寻求心灵慰藉。甚至众多士人以佛教安排后事，“君为我剃除须发，服坏色衣，勿以金银之物置棺内。用茶?火葬之法，藏骨先茔之侧，起一茆塔，用酬夙愿”[5]。然而，佛教盛行，其出世出家、超脱人伦的理念便广为传播，必然构成对儒家注重人伦秩序的基本理念的挑战，呈现为佛老与儒家争夺社会民众，引发儒家信仰危机。
儒者对佛老理论的应对与批判也凸显儒家信仰危机。佛老超脱人伦及其精密的思辨理论招致儒家理论上的反制与批判，表明儒者意识到佛老对儒家伦理的现实挑战。佛教追求个体超越，寻求彼岸解脱，超脱人伦，冲击了儒家统治的思想基础。韩愈指出佛教“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6]，认为这会影响社会人伦治理。宋代佛教十分兴盛，以至“太宗志奉释老，崇饰宫庙”[7]93。面对佛老冲击，宋儒更加系统地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注重从儒家伦理理论层面反击佛教。二程批判佛教“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世上不容有此理”[8]24，认为佛教所谓出家，不过是抛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人伦。朱熹也指出“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9]3014强烈反对佛教抛弃人伦，废弃三纲五常的做法。朱熹批判道家，也指出老子“不好声，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伦理”[9]2988。宋儒对佛老冲击人伦的批判体现出这一时期儒家伦理危机。此外，宋儒强烈批判佛教，指出佛教精密的理论特点，对民众甚至儒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朱熹强调“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10]。他认为佛教学说高大无实，然而却因其理论的迷惑性可以惑世诬民。张縂则以虚实之别区分佛儒，“盖其说有若高且美，故明敏之士乐从之。惟其近似而非，逐影而迷真，……天下之祸莫大于似是而非”[11]，指出佛教理论似是而非，具有极强的迷惑性，明敏之士不免乐从之。陆九渊也说：“道丧之久，异端邪说，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谁能不惑？”[12]认为圣人之道绝，佛老之说不免迷惑大众。正因为佛教精密思辨理论的迷惑性，其超脱人伦的理论特点，进一步加剧儒家伦理的信仰危机。
儒家伦理危机也因旧有经学理论不够精致化、大众化，面对时代变革，不能应对宗教挑战，重塑儒家信仰。汉唐儒家伦理的学术形态是经学，注重考据训诂的学术特点导致其在哲学思辨上的局限，不能抵御佛老理论的冲击。新兴儒者面对儒家理论困境，提出对旧有经学形态的批判，试图建构新的儒学理论。经学危机反映出经学所承载的儒家伦理的信仰危机。从社会阶层看，经学的衰落与世族瓦解紧密关联，汉唐经学依赖世族传承，“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13]“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14]。世族以经学为手段，以庄园经济为基础，撑持儒家伦理秩序。土地变革引发世族瓦解的过程中，庶族对世族及其学术形态必然采取反对态度，凸显新旧交替中的伦理困境。唐儒已开始批判汉学，啖助指出“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15]，认为注疏之学脱离经典本义。宋儒强化对汉学的批判，孙复认为汉唐经学“既不能尽于圣人之经……又后之作疏者，无所发明，但委曲踵于旧之注说而已”[16]，认为注疏之学拘泥于注解，不能尽圣人之意。石介批判汉学“颷削圣人之道，离析六经之旨”[17]。针对经学纷繁的弊端，欧阳修指出“自圣人没，六经多失其传，一经之学分为数家，不胜其异说也”[18]。宋儒对汉学的批判，根本目的在于“建立其新的学术传统”[19]，争夺学术话语权，重塑社会伦理理论。此外，宋儒还批判经学脱离现实，“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人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20]626。经学脱离实际，不能为新的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加剧了儒家伦理的信仰危机。宋儒对经学的批判本质上是为建构新的儒学理论，为重塑儒家伦理秩序应对伦理危机奠定学理基础。
02家庭伦理观念普遍弱化
儒家伦理信仰危机在思想上冲击了家庭人伦观念，弱化了社会对家庭伦理的固守。而土地制度私有化强化了民众的产权意识，也激发了人们对财富的争夺，家庭人伦关系日益利益化。这些深层次的社会变化也影响到普通家庭中的人伦关系，加之社会伦理秩序随着社会动荡而有所松弛，更对家庭人伦关系造成冲击。这主要体现在夫妇、孝道、兄弟等方面的伦理困境，表现为妇女通奸，子女不孝，兄弟争产等大量案例的增加。本质上说，在新的社会形态建构过程中，旧有的家庭人伦秩序的社会基础遭到破坏，但新的家庭人伦秩序未能完全建立，社会道德观念松弛，导致整个社会人伦秩序的缺失，引发家庭伦理危机。
儒家人伦以夫妇为生化之本，夫妇伦理的混乱是家庭伦理危机的重要体现。有夫妇才衍生出家庭，以及父子、兄弟等亲缘关系，夫妇之道尤为重要。宋儒强调“夫妇之道，天地之大义，风化之本原也”[21]135。夫妇之间最重要的是相互忠诚，正人 伦首先要重视夫妇人伦关系。宋儒提出“别男女、经夫妇，正风俗而防祸乱之原”[22]896，认为端正夫 妇关系是杜绝社会动荡的根源。然而，作为基本的家庭伦理，在唐宋转型期却未必都能得到遵守。转型时期的思想领域的动荡不安，人伦道德的社会控制力降低，违背人伦的案例大量发生，导致了唐宋转型时期以夫妇等为典型的家庭伦理危机。朱熹曾指出“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谓逃叛者，则不待媒娉而潜相奔诱，犯礼违法，莫甚于斯”[23]4621，批判当时违背礼制的混乱男女关系。袁采也指出：“婢妾与主翁亲近，或多挟此私通”“人有婢妾不禁出人，至与外人私通”[24]138，提出严防女仆与男主，以及仆妾与外人私通。大量的通奸等案例表明唐宋转型时期夫妇伦理的沦丧，凸显这一时期的家庭伦理危机。
唐代遗存相关史料较少，而宋代史料则记载大量通奸的案例。其一，儒家伦理社会控制力降低，旧有夫妇伦理观念淡薄。如建昌南城近郭南原村民游氏“在侪辈中稍腴泽，悍戾淫浃，与并舍少年奸”[3]746-747。福州怀安县津浦坊郑四其妻“公为奸通，视夫如路人”[3]1252。更多案例发生在寡妇或丈夫外出情况，如南城周仆妻高氏“其夫已亡，高与恶少年通奸至于孕育”[3]757。上饶徐氏“性颇淫冶。因夫出外，辄与少仆私”[3]1011。甚至女婿与岳母通奸生子“妻之母杨氏，年少而寡，俞与之通，已而有娠生一子”[25]。其二，为了现实经济利益而通奸。如婺源张四其妻“一白衣客遏其家，语言佻捷，四旁无人，语妻欲与奸。袖出白金数两为贿，妻因就之”[3]797。甚至宗室为获得利益而鼓动通奸：“西南两宗无赖者，至纵其婢使与闻巷通，生子则认为己子而利其请给”[26]136。宋儒强烈批判通奸，提倡遵从儒家人伦，表彰守节男女，比如面对诱惑，“希仲正色拒之，遂去”[3]349。宋代民间社会败坏夫妻伦常的案例太多，人们对夫妇伦理信仰松弛。其三，因通奸而诱发凶杀案件。如“公疑其死不以理，果为宠妾与小吏为奸，付有司按治具伏，因会客置毒在鳖肉中”[27]305，宋某的小妾与下属通奸而投毒谋害宋某。再如“被殴之妇与吴姓奸，奸者杀其夫”[27]306。还有通过制造牢狱谋害知情者：“有老仆知其私，颇持之。钱氏与奸者欲灭其口，遂以他事系官，竟毙于狱，且擅焚之。”[26]171上述民间夫妇伦理的沦丧，导致家庭伦理荡然无存。
儒家孝道危机也是唐宋转型时期伦理危机的重要内容。孝道人伦维系人口延续，保障老年生活，稳定社会。儒家一向重视孝道，不少帝王都提出以孝道治天下。唐末五代的动荡破坏了旧有的人伦秩序，社会孝道观念相对淡薄，日常生活中孝道沦丧的现象比比皆是。宋儒提倡孝道，引用儒家经典论证，将孝道伦理本体化，都是为了重塑孝道的权威性。袁采指出“子虽终身承颜致养，极尽孝道，终不能报其少小爱念抚育之恩”[24]15，强调尽孝道报答养育之恩。朱熹劝谕世人：“孝顺父母，恭敬长上”，认为孝道是天理，批判“不孝不弟，于父母则辄违教命，敢阙供承，于兄弟则轻肆忿争，忍相拒绝，逆天悖理”[23]4621。这反映了唐末以来人伦沦丧的客观现实，激发了宋儒重建人伦秩序的愿望。宋代社会诸多丧失人伦孝道的案例，凸显了这一时期孝道伦理沦丧的客观事实，比如侵夺父母利益，鄱阳孝诚乡民：“其父母自买香木棺二具，以备死。王易以信州之杉，已而又货之，别易株板。及母死，则又欲留株板自用。”[3]71王三十把父母备用的香木棺换成株板，母亲死后又用松棺安葬母亲，把更好的株板留给自己。再如殴打、辱骂父母，洪州崇真坊杜三不孝，“一旦，大醉归，复殴母”[3]242。广州番巷内民家女“狠戾不孝，无日不悖其亲”[3]504。金溪村民许成因小事辱骂母亲：“尔不害瞎，妄语如此。”[3]997及薛准“丧乱后，不养继母”[28]等。甚至，部分父子相杀的刑事案件“子杀父、父杀子”[29]，大量案件说明宋代民间孝道常有缺失，人们对儒家孝道伦理的信仰淡化，不能有效维护基层社会的家庭伦理秩序。
兄弟也是家庭伦理的重要一环，影响家族的团结与发展。宋代家族兄弟关系有所淡化，宋代家训反复强调兄弟之义，反对求利而忘义，反衬这一时代兄弟人伦的困境。均田制破坏后，私有财产观念加强，促使了家族财产争夺。宋代诸多家庭在父亲死后，“其子孙不哭，相与争匿其财，遂致斗讼”[21]97，家产争夺多因兄弟见利忘义。宋儒认为，“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于责善，兄弟或因于争财”[21]180，兄友反目主要是在利益分配上不公。第一，同父异母爱有等差，引起兄弟嫉恨。宋儒指出“世之兄弟不睦者，多由异母或前后嫡庶更相憎嫉，母既殊情，子亦异党”[21]133。家族有嫡庶之分，或亲疏之别，家产分配上有所偏心，引发家族兄弟不睦。比如：“唐中书令韦嗣立，黄门侍郎承庆异母弟也。母王氏，遇承庆甚严，每有杖罚。”[21]133家庭中后母对非亲生子女更加严苛，易引发兄弟间的怨恨。第二，父母在财产分割上偏私。宋儒指出“人有数子，饮食衣服之爱不可不均一，……幼而示之以均一，则长无争财之患”[21]184。兄弟间争夺起源于分配不公平，财产均分才能实现兄弟无怨。宋代家产分配不公平导致案例很多，比如：“有沈章讼兄彦约割家财不平，求公治之。”[30]所以宋儒认为要消除偏爱，“人之兄弟不和而至于破家者，或由于父母憎爱之偏，衣服饮食言语动静必厚于所爱而薄于所憎，见爱者意气日横，见憎者心不能平，积久之后，遂成深仇，所谓爱之适所以害之也”[21]184。第三，兄弟之间存在侵夺现象。比如“孙达善、孙斗南等争园地，……争业既非，况诬以乱伦乎，何族义之薄如此！”[31]180兄弟之间竟然因家产争夺污蔑对方通奸。再如德兴陆二翁对兄弟隐瞒财产，藏于丁六翁家，最后为对方侵吞，“隐忍茹苦，怏怏而殂”[3]1137。家庭伦理完全利益化，“父子、兄弟、夫妇，相去若弈棋然”[32]。有人总结兄弟之间争夺“盖由听妇言，贪财利，绝同胞之恩、友爱之情”[33]。土地私有化是导致财产争夺，破坏旧有家庭尤其是兄弟伦理的重要原因。
03政治伦理危机贯穿社会
儒家伦理信仰危机冲击人们的伦理观念，小农经济结构的重构引发的家庭伦理危机，从信仰与社会结构上瓦解了旧有的政治伦理治理秩序，必然导致政治伦理危机。唐宋转型时期政治伦理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体现为国家制度混乱、皇族腐朽与人伦沦丧、地方官僚腐败，这都表明唐宋转型时期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伦理危机。唐宋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礼仪制度混乱不堪，社会长期动荡已然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秩序，而社会结构的变迁又促使其丧失旧有制度的信仰、经济与社会基础。这体现为国家典礼制度的缺失、大量礼仪错误、礼仪制度变化无常等方面。在王朝政治方面，以皇族为代表的中央政治群体人伦道德沦丧，体现为兄弟争夺皇权、男女关系混乱，不足以规范世人。地方政治层面，基层社会治理缺失，民间组织冲击王权统治；监督机制缺乏，导致地方与基层官僚贪腐横行。这都表明唐宋转型时期政治统治集团核心、社会政治制度、基层社会治理都出现了严重的伦理危机，亟需重塑政治伦理秩序。
唐宋转型时期政治伦理危机体现为礼仪制度混乱。宋代承接唐代制度，“多袭用唐制”[34]“今世之制，但袭唐旧”[35]。但不少唐制遭废，如“唐末以来，祀典废阙”[36]166、“后临轩唱名，兹制遂废”[37]。甚至《六典》“最为详悉，竟不能遵用”[38]。宋对唐制有因有革，因革的过程集中体现出转型时期政治伦理的混乱。其一，诸多制度模棱两可。唐末五代时期，旧制度遭到破坏，大量典章具有不确定性。如太祖问为何女子不行跪拜礼，“普访礼官，无有知者”[39]。再如嫡母与生母是否应等同服丧，“伊川尚不能决”[40]。再如在官员享受“八座”待遇上观点纷繁，“未知孰是”[41]。这些制度虽然存在，但很难确定其具体内容。其二，大量礼仪制度被错误使用。如“高怀德二女特封县主，当时礼官不言其失，谏官不言其非，此典礼之误也”[36]53、“夫参辞上下通行之制，所为起居者，其礼至重。嫌轻而增重，诚为倒置”[42]180，可见很多制度已混乱，导致诸多礼制的错误运用。有人感慨“礼文亡缺，无若近时，而婚丧尤为乖舛。……过卒哭则不祭，唯旦望节序，簿具酒拜祭之，亦不哭，是可怪也”[43]，说明宋代在承袭前代制度上出现诸多纰漏，大量制度混乱不堪。其三，新制度不断调整。如丞相职位“国初循唐制，……神宗新官制，……以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为两相，……元祐初，司马公相，乃请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政和中，蔡京以太师总领三省，号公相，乃废尚书令，……建炎三年，……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乾道八年，……遂为定制”[44]。丞相职能调整贯穿两宋，凸显了唐宋时期“变”的显著特征。宋儒感慨“姑以予所亲见者言之，盖月异而岁不同”[45]。唐宋变革时代制度不断调适的历史过程，深刻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的伦理危机。
政治伦理危机还体现在皇族的伦理危机方面。王权政治也是帝王家族政治，皇族伦理需规范世人，皇族伦理关系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唐宋转型期社会混乱，皇族伦理关系对治理社会有重要的典范作用，皇族的伦理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其一，宋儒认为皇族政治伦理危机在于皇帝没能端正本心。宋儒批判汉唐帝王“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22]1590-1591，比如太宗“杀兄取位”，肃宗“分明是篡也”[8]178。宋儒认为“唐太宗从谏亦只是识利害”[9]3206，强调汉唐之君“只在利欲上”[46]。这表明宋儒将社会伦理危机归结为皇族不能端正本心。其二，宋儒皇族的政治伦理危机集中体现在皇族伦理的混乱。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9]3245唐代君王多不检点，太宗娶弟媳“杨氏，巢刺王之妃也”[47]6249、“及太宗崩，遂为尼，居感业寺。大帝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拜昭仪”[48]115。武则天养面首秽乱宫廷，“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启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过臣，兼工合炼。’即令召见，甚悦。由是兄弟俱侍宫中”[48]2706。唐玄宗娶贵妃杨氏“始为寿王妃”[49]3493。唐代皇族男女关系混乱，基于其皇族地位，皇族家庭伦理问题演变为国家政治伦理问题。欧阳修说：“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后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49]154他将唐代祸乱归结为女祸，认为混乱的男女伦理关系是唐代动乱的根本。宋代也存在皇族放纵私欲破坏伦理的现象。如哲宗尚未成年就致“有怀娠将诞育者”，范祖禹强调“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其本在于人君一心而已”[50]。宋代慈懿李皇后因“贵妃黄氏有宠，后妒，每欲杀之”[26]188。政治伦理危机体现在皇族身上即皇族的家庭伦理关系混乱，所以端正统治者的道德本心，重塑皇族人伦秩序是挽救社会伦理秩序，引导社会秩序重塑的重要内涵。
政治伦理危机还体现为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一方面，民间宗教组织危害社会秩序，挑战儒家统治。其一，部分地区杀人祭鬼，“遇闰岁则盗杀小儿”[51]267、“祭鬼者，前已杀数人矣”[3]1684。甚者以儒生、和尚为嘉，“凡得儒生为上祀，僧为次”[42]12。其二，民间宗教组织破坏生产。如杀牛祭祀鬼神破坏生产，“每保之社庙又各用牛，并其余非法乞福因亦用牛”[52]751，逼迫民众服徭役，“民一充应，率至破产”[52]747。甚至这些组织杀人越货，抢劫民众。其三，直接挑战统治秩序。部分宗教组织对抗官府，“聚会不法不道徒党实繁，啸聚成屯，究其设意，不无包藏，祸根不除，将为大害”[31]536。甚至武力对抗官府，“阿李等聚集三十余人，各执器杖，赶杀弓手、保正”[31]544。基层治理的混乱必然冲击政治伦理秩序，诱发政治统治危机。另一方面，基层政治腐败也是政治伦理危机的重要体现。宋代的官僚上至州县，下至循吏，都有卷入贪腐。朱熹指出“盖通判听财赋多，恣意侵渔，无所稽考也”[9]2651。虽有法令，然官员变换名目，举行祭祀等收取贿赂，“但变换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于是皆有折送，其数不薄”[9]2649。而基层官吏则拖沓百端以谋求贿赂，“胥吏沉滞公事，邀求于人，人皆知可恶，无术以防之”[9]2648。宋代的基层官僚相当腐败，官场为金钱腐蚀，南宋时期“贿赂公行，熏染成风，恬不知怪”[53]12961，官员们“挟持权贵，贿赂公行”[51]419。甚至皇帝也意识到“上下交利，贿赂公行，监司、郡守并相仿效，贪婪无厌，狼藉已甚”[54]2071。理宗愤慨道：“朕于赃吏无所贷，以其惟威惟虐，大为吾民仇。”[54]2368可见基层政治腐败严重，冲击基层政治统治秩序，儒家政治伦理危机深入基层社会。
04小结
唐宋时期伦理危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土地制度变革引发基层社会阶层的分化瓦解与重塑，引发社会秩序重塑与伦理危机。唐代实行均田制，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平民阶层，与世族门阀共同形成了上层世族、底层平民的二元社会结构。但唐代均田制“其制已自不可久，又许之自卖”[20]94， 存在土地私有化的内在因素，导致均田制的破坏。中唐以来“强者以才力相君，弱者以侵渔失业”[2]3777，豪强“比置庄田，恣行吞并”[2]365，推动基层社会阶层分化，形成新兴庶族地主阶层，导致均田制下的稳定平民阶层瓦解，引发社会秩序混乱。第二，庶族崛起强化政治诉求，增加参与科举比重，加速世族阶层的瓦解，引发统治阶层重构。唐代科举为贵族把持，“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55]670，世族考生具备天然优势，“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48]603，所以，唐代科举仍倾向于世族。宋代则大开科举之门，录取人数上大量增加，“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56]、“视天禧之间，盖已五倍矣”[57]。在科举资格上，读书人“无贵贱高下”[58]374。科举变革推动精英阶层重构，必然引发社会伦理危机。第三，唐末以来的战乱冲击儒家伦理秩序。唐宋时诸多伦理秩序皆毁于战乱，如史料指出“唐末以来，祀典废阙”[36]166， “岳当五代干戈之际，礼乐废坏之时”[7]267-268。战乱是破坏社会秩序，导致伦理危机的直接原因。第四，唐宋社会变革中的“乱”本身也是变，“表面上是乱，实质上是变”[59]7。唐宋变革时期“乱”是“变”的表现形态，社会伦理危机是社会变革的显著特征。
原文刊载于《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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