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革命：周人和英人
英国为什么能够成为欧洲列强中的“列强”？我们认为，用极简的说法，两个字就足以说明——那就是“革命”。
当“革命”二字，被我们这个时代当作口头禅，被人说厌了时，它的意义，也就被人看淡了，从说来神圣到由人调侃，毕竟时代不同了，当口号式和暴力式的革命，成为主流，占据上风时，久而久之，我们就难免要从内心里“告别革命”，因为“革命”被庸俗化了，任由乌合之众玩弄，但这不是它的错，而是其不幸。
“革命”也有幸与不幸？然，且不幸者居多。从世界的历史来看，幸运的“革命”有两次，东西方各一次，一次发生在三千年前中国的殷周之际，如《周易》所言，便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被后世儒家称之为“圣人革命”，而另一次就是兴起于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这两次“革命”，虽然天各一方，相距遥远，相隔漫长，但它们却不乏相像，而且对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汤武革命”之汤、武，指殷王汤和周王武，作为历史事件，虽为两次，但作为文化类型，却是一类，所以统称“汤武”，我们说的“殷周之际”那一次，便是武王“革命”。然而，这次“革命”，其实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文王演《易》，是思想革命；第二阶段，武王伐纣，是政治革命；第三阶段，周公制《礼》，是文化革命。基于王朝立场，难免突出武王，若以文化中国论，则文王与周公更有意义，前者不过改朝换代，后两者实现文化转型。
有人会问，其与十七世纪以来在英国发生的“革命”有何相像呢？首先来看制度方面，两者虽然都是政治权力结构的重大变革，但殷周革命，是从商朝到周朝的政权更迭，表现为改朝换代，而英国革命，则是在原政权的基础上，先以暴力革命，再以光荣革命，促使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属于制度改良。
我们再来看思想观念，在周人那里，最明显的，是发生了从上帝到天的转变，周人用自然化的天取代了人格化的神——上帝，殷人“帝祖合一”，周人革命，革掉了殷人的祖先神。
这一点，我们从周人的《尚书》里就可以看见，有人对《尚书》中出现的天和上帝的次数做过统计，统计发现，天占了绝对优势，上帝从顺带被提起，到偶尔被提及，再到连提也不提，可真有那么点“上帝死了”的意思，这也跟英国的情形相似。
英国革命，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次新教革命，这次革命，从都铎王朝的第二任国王亨利八世就开始了。
1533年1月，未获教皇许可，亨利八世与宫女安妮·博林成婚，罗马教皇逐其出教，作为反击，英国国会随即立法，脱离罗马教廷，大主教克兰麦宣布亨利与安妮·博林的婚姻合法。
为了休妻另娶新王后，亨利八世与教皇反目，以此为由，解散修道院，立新教为国教，使教会脱离罗马教廷，且自命为英格兰最高宗教领袖，使其权力因政教合一而达顶峰。
此乃“革命”之始，百年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詹姆斯二世欲重启天主教为国教，适逢其妻产子，人皆以为，将来之英国必奉天主，故反对者致信荷兰詹姆斯二世之女新教徒玛丽及其女婿威廉，请来英国即王位，保护国家“宗教、自由和财产”。
为免重蹈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覆辙，议员们又于国会上、下两院全体会议上，提出“权利宣言”，其中就有限制天主教徒出任国王以及禁止国王与天主教徒通婚的规定，此即1688年“光荣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英伦以新教取代天主教，恰似周人以天命取代上帝，因此，我们可以说，天命就是周人的“新教”，殷人“率民以事神”，其上帝如同天主，被周人“革命”搞“死了”，然而英国“革命”，死的却不是上帝，而是教皇，英国人在政治上判了教皇的死刑，彻底根除了天主教对英国政治权力的觊觎。
受了“中国风”的影响，“天”的因素，也被英国革命吸收了，作为新教政治理论代表作的洛克的《政府论》，就以“天赋人权”取代“君权神授”，这便与殷周之际的周人的观念相似了，周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来便是“天赋民权”，此二者，一以个人本位，一以人民本位，大体相似。
此外，洛克之于权力来源，还有“社会契约”说，这是周人所没有的，也是三千年来中国思想史所罕见的，但周人另走一路，从家到国，以“齐家治国”，而成就其“家国信托”。
周人政治基础，对内以宗法制，对外以分封制，且以联姻为纽带，将内外连接起来，结为亲戚，以公言之，能使四海为一家，邦国为一体，以私言之，则成其所谓“家天下”。
或曰，英人何尝不如此？英国革命，除了新教原因，其于政体方面，则因君主制过度发展至专制，而违背封建原则，侵犯了分封制及其贵族主权，于是，贵族奋起，裂土而战。
战的结果，即与国王立约，因而有《大宪章》缔约，然国王违约，其代价，便是大革命，砍了国王的头颅，以此一颅，警示王权，故王朝复辟后，再度“光荣革命”才会那么顺利。
对于“革命”后颁布的《权利法案》，近来已有人发问，如于明在对“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再研究”中，就提出了“‘旧法律’还是‘新权利’？”这样的问题，1689年确立的《权利法案》究竟是王政复古还是制度创新？历来就有不同说法。
“革命”之于周人与英人，不但在“复古”的问题上，有着共同语言，而且“革命”本身，也都采取了复古的方式，周人言必称先王，如孔子所言“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英人宣布《权利法案》，“基本上是在重申英国人自古就有的权利”。
这一点，我们从《权利法案》起草时，便可见其初心，即“为了确认和伸张古老的权利与自由”，正如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所言，“王冠上的花朵未动分毫，没有一项新权利被赋予人民”。对此，我们就应当问一问，《权利法案》究竟“复古”了什么？是复归于君主专制吗？非也！此乃重启《大宪章》，回归议会制。
英人议会制度，从13世纪就开始了，它并非近代民主制的产物，而是从古代的分封制里产生，经由1215年的大宪章运动形成，通过1258年的“牛津条例”强迫英王亨利三世接受。
根据“条例”，设贵族15人委员会，掌握国权，议定国是，另以选举，选出12名贵族代表，共同组成“国会”，还从法语引入“Parliament”——“商议”，表示“议会”。按“条例”，国会每年要开3次，但是，由于“条例”纯为贵族争权力，无视骑士与市民权利，1261年，亨利三世在教皇庇护下取消“条例”，由此引发了英国的国体战争——君主专制与分封制的战争。
战争的结局，与中国正相反，不是像秦统一那样，用君主专制终结了分封制，而是以分封制的不断发展来限制君主专制，更何况分封制的进取，没有指向“易姓革命”，而是打开了另外一个历史的空间，贵族们一改“牛津条例”的自私自利，不但为自己争取了应当的权利，还不遗余力为平民争取民主的权利。
这样一来，原来被君主专制用以对付贵族的平民，就转而参与到与贵族一道限制君主专制的同盟中来，在分封制的土壤里播下民主制的种子，到头来便结出了君主立宪的果实。
1265年，终于召开了第一次“议会”，这意味着议会制问世了，在权力运动大势中，此消彼长——君主专制消而分封制长，到了14世纪上半叶，“议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又称贵族院，下院又称平民院。从1215年《自由大宪章》到1689年《权利法案》，四百年来，英国人总算明白了一点，那就是，对于君主而言，开明与专制非但难以两全，且势不两立，要想让君主开明，唯一可行的是立宪——在君主的头上置顶一纸《权利法案》。
维多利亚女王头上，就顶着《权利法案》，因而成为了英国有史以来开明君主的代表，她不仅用《权利法案》约束自己，还以“家国信托”的方式，将王权托付于民选政府，她生育四子四女，以联姻来维系欧洲和平，因此成为“欧洲老祖母”。
以此来对照周人，周人革命后，有没有像英人那样“立宪”呢？若有，它采取了怎样的形式呢？周人的文化，虽然也好谈“权利”，如《周易》就充满了“趋利避害”的考虑，但他们却没有一部给君主立的《权利法案》，有的是无形的“自然法案”。
我们在《周礼》中，所见“天子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那就分明是依据自然属性来安排政府职能，政府权力非为自然立法，而以自然为法，非以君权神授，而是出于自然，以朴素的方式说明了政府权力的自然法来源。
总之，周人也好，英人也罢，他们的“革命”，都在分封制的基础上进行，而且“革命”以后，分封制都得以进一步发展，尤其在英国，直到今天，分封制作为历史的遗产，仍以上议院的形式存在于国会里，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个制度安排。
喝茶：中国与英国
周人和英人，其制度与文化，虽有许多相似，但历史不能穿越，所以，他们未曾相遇，更无从交际。英人跟中国打交道，在欧洲，始于“中国风”流行的时期，从16世纪就开始了。
最早从文明的高度上来认识中国文化的，是哲人培根，他说过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需要承载，需要传播，于是，他又有一句名言“中国纸张，成为世界文化的翅膀”。
对于中国“四大发明”，他更是不吝赞美之词，说“它们改变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态，从而又产生了无数的变化；看来，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显赫人物，对人类事业曾经比这些机械的发现施展过更大的威力和影响”。
进入17世纪，我们就从洛克写作的案头上，看到了被人称作“中国笔记”的一部手稿，以及手稿的字里行间流露的中国思想；到了18世纪，我们在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鸽舍”中，在“鸽舍”的餐桌上，就看到了来自中国的青花瓷茶器与餐具，让我们联想起他的诗，那些与中国惟妙惟肖何其神似的山水诗。
19世纪，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人再也忍不住了，他们一打败荷兰人，就乘风破浪到中国来了，那时，全世界都在问：白银都流哪儿去了？整个西方回答：都流到中国去了。
欧人全球化，满世界追逐丝、瓷、茶，其结果，无论荷兰，还是西班牙、葡萄牙，生意越做越大，但都无法改变贸易逆差，接着，英国人来了，来时信心满满，带着工业革命的产能，然而，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此时已是清朝，通商只开了一口。
工业革命的产能，沛然无敌于天下，却难以输入中国，其于丝、瓷，以工业生产取代手工制作，已然实现替代，并有所超越，但依旧难改逆差，何也？就因为英国人放不下那口茶。
17世纪，英人品茶，饮不绝口，初为贵族饮品，未影响国计，至18世纪，茶已普及，全民吃茶去，举国上下，上自贵族，下至仆人，或为乞丐，如不喝茶，那一天就算白过了。
为此，英国派了马嘎尔尼到中国来，想改变一下，负责接待的，就是后来被美国人评为了“世界首富”的和珅。
都被皇帝接见了，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改变。马嘎尔尼来时，正是英国的一个尴尬时期，那尴尬，便是喝茶喝出来的，对外喝出独立战争，喝丢了新大陆，对内喝出了贸易逆差。
大清朝虽然闭关锁国，但中国茶叶却参与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喝茶改变世界，喝出了一个全球化的经济格局。
那时，欧人嗜茶，尤其英人，嗜出一套下午茶。据说，茶叶是有史以来率先在伦敦做广告的商品，不但贵族趋之若鹜，中产阶级也跟着大饱口福，就连工人也以茶点为饮食了。
时有名士，如约翰逊博士者，亦“与茶为伴欢娱黄昏，与茶为伴抚慰良宵，与茶为伴迎接晨曦”，自称“顽固不化的茶鬼”。在《傲慢与偏见》里，主人餐后必有茶席，开茶会，饮中国茶，或曰：当时钟敲响四下，世上一切，瞬间为茶而停了。
英国人每天的生活，以茶开始，以茶结束。
清晨，一睁眼，一杯“床前茶”；早餐时，再来一杯“早餐茶”；上午，工作再忙，也得歇一下，喝口“工休茶”；下午，放工前，就更是“Teatime”——专门喝茶；回家后，晚餐前，还要“Tea”一下；就寝时，也少不了一杯“晚安茶”。
英式茶文化，来自葡萄牙。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王查理二世，她的陪嫁，就有中国茶具和红茶，她在英国宫廷，向英国王室和贵族展示了中国茶文化的风雅。
“中国风”席卷英伦，风靡世界，从17世纪到18世纪，全世界都吃茶去，而中国则是唯一能出口茶叶之国，故有人将当时最有商业价值的植物——“真正的茶树”带去欧洲。
1751年，瑞典人奥斯贝克来中国，买了一株茶树，返程时，扬帆起航，一行人雀跃欢呼，茶树不慎掉入海中。1761年，瑞典博物学家林奈致信英国友人约韩·伊利思，说有艘瑞典船实际上已将活茶树带回来了，快要登岸时被老鼠咬了个精光。
五年后，伊利思写信给林奈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又有15艘船从中国回来，没带回一棵活茶树，曾经带回的两棵茶树，也被园艺师粗心弄死了。又过了两三年，英国人终于从中国带回了几棵活茶树，女王——皇太后，乔治三世的母亲，为此激动不已，派人去请求，问是否可以给她一棵，种在她的邱园里。
从此，伊利思更加留心从中国返航的船只，从一艘船上的锡罐里，他发现了茶树种子，于是，花了一整年时间来培育。终于发芽了，一年后，茶芽长成茶树，茶树被送往邱园。
一口中国茶，居然喝通了全世界，喝通了世界经济的任督二脉，然而率先发现中国茶的商业价值的却是荷兰人。
“海上马车夫”大举贩运中国茶至欧洲，谁也没想到，英国人那么爱喝茶，喝了个举国上下，可他们不甘心通过荷兰人喝价格高昂的转手茶，故控制马六甲海峡，奔中国而来。
来到中国，他们就迈开了第二步，要甩掉中国，自产自销了，又花了将近一个世纪，从18世纪开始偷运种子和树苗，到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他们在印度终于种出了自己的茶。
对此，清朝一无所知，那位“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上道光皇帝准备同英国人开战的奏折里，还在说中国茶是英夷的命根子，命根子捏在大清朝手里，中国必胜无疑。
结果呢？不是中国的茶叶捏住了英夷的命根子，而是英国人用鸦片捏住了大清朝的命根子——中国白银外流。
后来，郭嵩焘前往欧洲，在一艘英国商船上，遇到一位英国商人，谈起茶叶贸易。英商说：他本人，在印度种茶三千余亩，用中国茶种，每亩收百斤，用印度茶种，可至三倍。
产茶处，就在北印度山区，近二十年，每年产茶三千多万镑。郭氏详细询问了产茶之地，才知是“孟加拉东北之阿萨密”。徐继畬在《瀛寰志略》里，曾提到该地，称该地每年产茶二十余万斤，不过，那是刚开始，“今已逾百倍”。据说，印度茶业兴起，是英国人从中国带了茶苗、茶籽，还带了茶工、茶农到印度去，使印度取代中国，成为英国茶叶需求的原茶供给基地。
1823年，罗伯塔·布鲁斯（RobertBruce）在印度阿萨姆地区发现了野生茶树，此地位于东喜马拉雅山南麓，与不丹相邻，1833年，东印度公司在此植入中国茶种，1838年，向英国提供了第一批茶叶，替代了中国茶叶，将中国茶赶出英国市场。
英国人将工业革命的成果，运用到茶叶种植、管理、制作、贩运等领域，当中国制茶还停留在手揉、锅炒等手工阶段时，英国人已开始用机器来完成揉捻、解块、烘焙、拣选、筛分等步骤，提高了制茶效率，开启了机械化制茶的现代化之路。
当中国茶叶还以小农经济的方式来经营区域市场时，印度茶叶已经完全由英国设立的现代化公司来管理，可以从英国市场出发，调节茶运时间及运量，价格由此而降，1876年，印度茶每磅价值1先令5便士，到了1886年就降低到9.5便士。
船炮不如人，大清举国皆惧，而郭氏无惧，何也？因其本不主战，且深知洋人好战不如好利，手握利源，洋人必入我彀中，利源一失，郭氏惧矣，船炮不如人，茶叶也不如人。
英人一手抓茶叶，用茶叶贸易征服西方；一手抓鸦片，通过鸦片贸易征服东方。但，正如艾伦·麦克法兰在《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一书中所言，“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全世界”。
19世纪，英人也许反思，如果18世纪英国有自己的茶，也就不至于弄个《茶叶税法》，把新大陆喝丢了吧？
本来，都是卖茶叶者纳税，可英国立法，偏要买者亦纳税，每磅课税3便士。美国人抗议，先以不喝茶的方式，不成；再以替代方式，据说，富兰克林曾用胡桃木叶子来做茶，还不成；不得已，派人到英国去，向国会申述，被国会拒绝了。
美国人早就想独立，以此为由，出手了！
1773年12月17日，茶叶党人偷偷进入波士顿港湾，登上了三艘英国货船，将342箱茶叶，都倒入海水里，一壶港湾，被民怨煮沸了，党人用它，煮了一壶美国独立的好茶。茶叶从此变成美国宪政传统的一个象征，显示了中国茶的真精神。
据说，至今，若美国的纳税人，要表达对政府无节制的开支和加税不满，则于个税申报日，联合起来举行抗议，就在白宫对面的拉法叶公园，抗议者手拿茶叶，还是茶叶党人。
两百年后，也就是1973年，美国发行了一套“波士顿茶党”纪念邮票，画面就是这次倾茶事件，一名海底探险家，也向当局申请许可证，要打捞当时被倒掉的来自中国的茶叶。
梁启超游美来到这片港湾，将“波士顿倾茶”事件同林则徐“虎门销烟”作了对比，指出：美国以此役得十三省之独立，而吾中国以彼役启五口之通商，岂事有幸有不幸耶？
以茶叶为导火索，点燃了新大陆上美国独立战争，以鸦片为导火索，而有晚清鸦片战争。平心而论，英国人喝茶喝丢了新大陆，大清朝抽鸦片抽出了鸦片战争，是各有各的因果。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刘刚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