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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代的美国如果要继续扩张的话，不得不面临着扩张方向和扩张方式的问题，如果仍然沿用以往大陆领土扩张的模式，那么联邦制和民主政体很可能承载不了更多的领土和人口，不少人担心美国会重蹈“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覆辙。
在这种情况下，马汉的“海权论”非常适时地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扩张方向，也指出了一种新的扩张方式，从而为美国发展成一个不同于英法等欧洲殖民帝国的新型帝国做好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
1、马汉的“海权论”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出生于1840年，从海军学院毕业后进入美国海军服役。他本人似乎不是一个优秀的海军指挥官，其指挥的舰艇曾多次发生碰撞事故，而且他偏好旧式风帆舰船，不喜欢新式的蒸汽铁甲舰，还一再逃避需要出海的工作岗位。
马汉的过人之处是在历史研究和战略思维方面。
189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专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一1783》，将以往有关海权的各种分散理念综合为一套逻辑严密的哲学，从而奠定了他作为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海军史学家和海权思想家的地位。
在马汉的思想体系中，海权与陆权的对比、海权的构成要素和夺取海上控制权的海军战略无疑是三大核心内容，也是马汉认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学者重点关注的也是这一部分。
但除此之外，他的思想还反映了很重的现实关怀或者说是美国关怀，海权论的逻辑起点与其说是对英国海军历史的归纳，不如说是对美国如何摆脱危机的思考。
对于美国19世纪末的危机和社会矛盾，马汉的认识远远超出了一个职业军人的视野。早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他就关注生产过剩和失业问题，认为美国所面临的实际上是保持强大生产体系的动力和社会稳定这两大任务。
1893年危机爆发后，他明确指出危机的核心问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造成的，是因为“通过生活水平的提高、财富和人口的增加来实现的国内消费的增长，跟不上蒸汽机带来的生产的增长”。
可以说，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生产始终被放在一个关键位置，或者说是逻辑起点的位置。
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实际上就暗含了一个前提，即美国已经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体系，而且生产正在迅速过剩。
书中在构建海权理论时，生产又被作为“构成海权三个环节”中的第一环节：
“生产，是交换产品所必需的；海运，用来实施交换；殖民地，为海运活动提供便利和促进，并通过增加安全据点来提供保护。”
而分析美国如何“从历史教训中得出适用本国和行政部门的结论”时，他首先强调的也是美国的生产能力；美国政府“从内战至今，一直有效地致力被称作海权链条中的第一环节。国内发展、大规模生产和与之相伴随的自给自足，是政府的目标，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府努力的结果”。
既然强大的生产能力是马汉的逻辑起点，那么合理的结果就是美国必须开拓海外市场，通过对外贸易来弥补国内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
“不论他们愿意与否，美国人现在必须向外看。这是这个国家不断增长的生产的要求，也是不断上升的大众情绪的要求。”
2、“新殖民”的理论
而在对外贸易方面，马汉又跳出了传统的重商主义窠臼，认为以高关税来保护国内市场并获得贸易顺差并不是美国追求的目标,更不是美国贸易扩张的形式。因为高关税“本质上是一种防御”，而厌恶防御、崇尚进攻的马汉主张更富于扩张性的自由贸易:“互惠的不断增加的贸易自由是扩张的逻辑结果。”
大规模的、扩张性的海外贸易又离不开对海洋的驾驭，所以马汉一反美国将海洋视为安全屏障的传统，指出海洋“是人们通往四面八方的一条大道，或是一片宽阔的公有地”。在强调海上贸易线路的重要性时，马汉非常关注可能引发的国际争夺，并警告美国人一旦在中美洲建成连接两洋的运河，“加勒比海将变成世界上主要交通干线之一。大量贸易将通过此路线进行，并将其他大国，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利益前所未有地拉到我国海岸地区……要像以往那样超然于国际纠纷就不那么容易了”。
正是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马汉提出了海权相对于陆权的优势、建立一支以主力舰为核心的舰队来控制海洋等一系列海权理论的核心部分。
到此，马汉的整个理论链条就非常完整了：
首先是一个国家具备巨大的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即马汉所说的用于交换的产品)；其次，需要大规模地进行海外贸易，通过扩张性的贸易政策将本国的剩余产品销往国外市场；再次，贸易竞争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所以需要以海军和海外基地来实现对海洋的控制(Command of the Sea)。
这样的一个理论体系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可谓恰逢其时。当美国人因边疆消失而惶恐的时候，马汉的理论指出了美国应开拓新的、海上的边疆，从而通过新一轮的扩张来走出危机和困境。
很多资料强调马汉是一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但他主张的扩张与历史上传统的领土扩张或殖民扩张并不相同。在他看来，美国所需要的扩张主要是贸易扩张，是对主要市场和广阔海洋的自由进入，而不是增加直接控制的领土。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对殖民地的看法上。英法等欧洲老牌殖民帝国(体现出传统的重商主义)将殖民地视为原材料来源、剩余产品市场和剩余人口的安置地，而马汉虽然将殖民地列为海权三大要素之一，但是将其功能一分为二：
一是作为剩余产品的出口市场，二是作为商贸与船运的保护据点。其中，他真正看重的是第二种功能，特别是从1892年以后，他基本不再指望殖民地能吸收多少剩余产品，而是越来越将其作为海外战略基地，作为让美国的产品和影响力进入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据点”和“跳板”。
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马汉就反对吞并整个菲律宾，主张只吞并两个岛作为海军战略基地。这件事非常典型地反映了马汉在殖民地问题上的观点。
按照这种思路，美国无疑将变成一个帝国，但并不是历史上罗马帝国、中华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那种单纯幅员扩张所形成的帝国，也不是英法等欧洲国家那种建立在直接控制基础上的殖民帝国，而是一种新型的帝国。
它以强大的生产能力和贸易能力为基础，要求其商品和影响力能够自由进入世界各地，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对海外领土的直接控制以便节约政治和财政成本。
用一句话归纳，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有边界的，作为帝国则是无边界的。这种帝国发展的逻辑正是无孔不入的资本的逻辑。
3、马汉“海权论”何以成为美国共识？
从影响上看，马汉的“海权论”及其蕴含的扩张主义思想似乎比特纳的“边疆说”更胜一筹，尤其是得到了当时美国精英阶层的热烈支持。
其中，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就是马汉思想最主要的支持者和推广者。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刚出版不久，罗斯福就在《大西洋评论》上发表书评，称赞马汉“开创了海军史撰写的崭新一派”。
当马汉于1892年出版第二本著作——《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兰西帝国的影响：1793—1812》时，罗斯福又在《政治科学季刊》上发表书评，称马汉从“哲学的高度”来分析海权问题，从而引起了海军史研究的革命。
马汉深交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洛奇于1895 年进入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是世纪之交到一战后凡尔赛会议之间影响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关键人物之一。
除此之外，马汉还与一大批上层人士交往甚密，包括 1889—1893 年任海军部长的本杰明特雷西（Benjamin F.Tracy）及其接任者希拉里·赫伯特（Hilary A.Herbert）、1898 年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John Hay）、共和党的报业大亨雷德（Whitelaw Reid）、著名评论家亨利·亚当斯（Henry BrooksAdams)、参议员贝弗里奇(Albert J. Beveridge)等等。这些人都属于信奉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者，经常在华盛顿聚会，实际形成了一个在美国上层推动海外扩张的精英俱乐部。
马汉的思想通过他们在美国权力高层广泛传播，对美国外交和军事政策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美国称霸的制度设计
美国思想界与整个社会精英阶层关系非常密切，其中的潮流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家的决策层。
从1890年到1900年期间，美国共经历了三届政府：共和党的哈里森政府(1889—1893)、民主党的克利夫兰政府(1893—1897)和共和党的麦金莱政府(1897—1901)。
这几届政府的执政理念虽有差异，但对美国社会经济危机的认识和解决危机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其各项具体政策在最终效果和影响上也指向一个大方向，那就是推行一种以贸易为主的海外扩张，建立一个不受边界限制的新型帝国。
在这三届政府中，哈里森政府和克利夫兰政府时期是确立这种大方向的主要阶段，麦金莱政府则属于进一步发展和“冲刺”的阶段。所以前两届政府中的一些认识与做法尤其值得一提。
（一）哈里森政府
哈里森总统(Benjamin Harrison)原本属于共和党内部主张高关税的一派，认为美国需要用高关税来保护国内产业并创造尽可能多的贸易顺差。但上任不久，他敏锐地意识到现实的压力，在1890年底的年度咨文中就提出要致力开拓国外市场，特别是农产品市场。到1891年，他原先那些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辞已经全部消失了，转而鼓吹实行互惠关税。
相形之下，国务卿詹姆士·布莱恩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则更为清晰和一贯，认定美国必须走贸易扩张而不再是领土扩张之路。
还在19世纪80年代，他就指出：
“当欧洲列强持续扩大他们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时，这个国家的特殊使命却是扩大与美洲国家的贸易。”
出任哈里森政府国务卿后，布莱恩在缅因州的一次讲话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观点和施政路线：
“美国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以至于它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在保护性政策之下我们已经发展出了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在很多领域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求…我们需要的是扩张。我指的是我们可以获利的、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扩张。我们不追求领土的兼并…与此同时我认为如果不追求小皮特所说的贸易兼并，那我们将是不明智的自我满足。”
最后他提到的“贸易兼并”实际上就是兼并那些对开展海外贸易至关重要的、面积较小的“要点地区”。
在他看来，这些“值得兼并”的地方有三个：夏威夷、古巴和波多黎各，“都不在北美大陆上”。
布莱恩还认为，政府应当积极推动商人们去实现这种扩张。
在他看来，扩张的方向首先是南美国家：
“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南方邻国的市场。我们需要从那里流向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每年4亿美元的收入。当这些市场得到保障，我们的制造业将注入新的生命力，西部农民的产品也有了需求，罢工的理由和诱因及伴随的各种罪恶也将消失。”
然而，布莱恩绝不是一个就事论事的行政官员。
他有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大视野和大思路，而且力图用一种全局性的制度设计来实现目标。
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他所力推的泛美体系上。早在1881年任加菲尔德政府的国务卿时，布莱恩就试图召开泛美会议。1889年10月，他终于如愿以偿地主持了第一届泛美会议，共17个拉美国家的代表出席。
会上，布莱恩提出的主要议题涉及一系列的机制性安排，包括：
建立关税同盟；实行货币同盟，统一用银币进行贸易结算；设立专利权保障体系；建立解决美洲国家争端的仲裁机构等等。
其中布莱恩最看重的是关税同盟和国际仲裁机构两项，认为这些能够比较长远地促进美国“与所有美洲国家间的友好商业关系，极大增加美国的出口贸易”。
可以说，这种事先通过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来规划各利益方，并以此实现自身长远利益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开创了历史先例，需要强大的实力基础、精细的利益计算和战略上的远见三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成功。
虽然布莱恩这套设计中主要的机制性安排基本上都没能实现，但泛美会议却第一次变成了现实，泛美主义也从此变成了美国主导下的、越来越机制化的活动。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恰恰是布莱恩所取得的最主要成果，也是美国第一次展现其用制度性设计来实现自身利益的偏好和能力。半个多世纪后，这种偏好与能力将成为美国霸权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克利夫兰政府
1893年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出任总统时正值美国大规模经济危机爆发，所以这届政府的四年任期基本上就是在全力寻求出路中度过的，可谓压力最集中，斗争也最激烈。也许正因为处于这种状态，政府中主要人物的立场和思路格外清晰，使一些关键性观点成为共识，又使共识成为政策。可以说，建立一个新型帝国最关键的政策方向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下来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先后出任国务卿的格雷沙姆和奥尔尼(Richard Olney)。这两个政治人物对于美国经济社会危机的认识要比特纳等“公共知识分子”深刻得多。
他们都不认同危机来源于“边疆关闭"的说法，认为危机是整个生产和消费体系出了问题，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息息相关。奥尔尼是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来看待美国所面临的危机的。
他在布朗大学的一次讲演中就指出，危机的原因是“深层次的、由来已久的”，不仅美国，而且“整个文明世界的工人都处于骚动之中”。
格雷沙姆也是从全球角度来审视美国危机：
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节省劳动力的机器，使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劳资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而解决劳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劳资双方的关系进行合理定位。他还与英国驻美大使庞森福特专门进行了探讨，认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节约劳动力的机器”使“生产力的增长已经超过了世界的消费能力”。
基于这种认识，他们也得出了基本一致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全力开拓海外市场，为美国过剩的生产能力寻求出路。在当时，这种思路迅速成为工商界甚至整个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大多数人都认为未来美国的工业将依赖海外市场，海外扩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出路。
不过，通过海外贸易扩张来寻求出路又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货币，二是关税。实际上，当时美国国内已经就这两个问题开展了一段时间的争论，而克利夫兰政府的立场对争论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货币问题上主要是金本位与银本位之争。当时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采取银本位制度，因为白银远比黄金便宜，政府可以大幅度扩大货币发行量，从而造成债务贬值，使危机中的大量债务人摆脱困境。
这些“自由银币论者”(free silver)还有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只要加大货币供应量，那么美国国内的购买力就会增加并消除生产过剩的危机，所以开拓海外市场并非特别重要。
还有一些人则主张实行金银双本位制，表面上看是一个“鱼和熊掌兼得”的选择，实际上其最终结果无疑会遵循“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白银最终还是会取代黄金成为货币发行的依据，所以本质上双本位与银本位并无差异。
不过，当时美国政府在货币问题上还有一种较强的道德自律。更重要的是，总统克利夫兰和其他内阁成员都非常坚定地认为，1893年的危机是生产过剩而不是货币供应不足引起的，而美国要追求长远的海外贸易扩张，则必须选择一种更具有信用的货币本位——金本位。
克利夫兰政府中“金甲虫” (Goldbug，即强烈主张金本位的人)的主要代表之一财政部长约翰·卡利斯勒(John G.Carlisle)在纽约商会的一次宴会讲演中非常清晰地阐明了货币信用与海外贸易的关系：
“我们的商业利益不局限于我们自己国家，而是扩展到全球每一个地方……这些交易商品的价格都是由实行金本位国家的市场确定下来的。”
他还告诫，大量铸造银币在短期内可以减缓危机，但长远来看只能破坏美国货币的信用，从而危害美国的海外贸易。在1893年，克利夫兰政府部分废除了“谢尔曼购银法案”(Sherman Silver Purchase Act) ，从而在1890年哈里森总统否决自由铸造银币提案后，进一步明确了美国在货币问题上的立场，向最后接受金本位制度迈进了一大步。
在关税问题上则是高关税和低关税之争。实际上，哈里森政府就总体倾向于降低关税，而克利夫兰政府在关税问题上更加激进，明确主张全面取消保护性高关税政策。在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时刻,这种主张显得非同寻常。从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做法来看,危机或衰退时期国家总是倾向于用高关税来保护国内市场。比如1873年德意志帝国陷入经济衰退时，俾斯麦就采取了保护性关税政策，并在国内形成了高关税的既得利益者同盟——“钢铁与黑麦同盟”。
而在克利夫兰政府的主要人物看来，高关税本身就是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其阻碍了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
国务卿格雷沙姆在这一点上的立场就非常鲜明。当时总体上共和党赞成保护性关税，而民主党赞成低关税。格雷沙姆原本是共和党的重要人物，但由于坚信低关税是解决美国危机的出路，最终在1892年总统大选时采取了被他自己称为“政治自杀”的行动，即转而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克利夫兰。他认为“目前的局势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高关税造成的…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及其以西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完全可以视为革命的征兆”，而降低关税则“将降低制成品的成本，使我国人民有能力在海外市场与英国展开竞争”。
以总统克利夫兰为首的“低关税派”，当然不是出于对自由贸易的信仰才作如此主张。在他们的基本观点中，除了认为低关税有助于扩展贸易，还包括了对一个重要事实的认知，那就是美国正在从一个农产品出口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国，未来国家的力量在工业而不在农业。
他们指出，一方面美国超大规模的农产品出口难以持续，因为美国国内人口在增长而可开垦土地在减少，同时还将面临来自俄罗斯、阿根廷等国的农产品竞争；另一方面，美国的制造业发展异常迅速并出现了大量过剩，因而“长期来看美国将变成制成品的出口国而不是进口国”。
在这种情况下，克利夫兰政府主张降低关税特别是原材料关税，实际上就意味着准备牺牲同样生产棉花、羊毛等原料的中西部农业人口，而去成就纺织业等制造工业的大规模出口。换言之，就是牺牲农业来成就工业。
总的来看，从哈里森政府到克利夫兰政府，美国对海外贸易扩张这一大方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反映出美国整个生产体系升级和转型的要求。这种认识，或者说共识，是美国政府、思想界和工商界三方互动的结果，对美国在1890一1900年间的崛起与扩张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指向，同时也为政策的波动提供了一种观念上的约束。
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中，美国的政策方向一直没有出现大的偏离，这种共识的作用应该最为关键，也最具基础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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