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自古以来就是科举考试中最为璀璨夺目的荣耀象征。

它不仅代表着学术上的至高成就,更是个人才华、智慧与毅力的综合体现。

在科举制度的严格层级中,殿试作为终极考验,其首名被尊称为状元,紧随其后的分别为榜眼与探花,三者共同构成了科举金字塔的顶端。

要知道,要摘取状元这一桂冠,考生需历经漫长的求学之路与严苛的选拔流程。

首先,需在乡试中脱颖而出;随后,需要在会试中取得一定的名次;最终,仅有极少数佼佼者能踏入殿试的殿堂,直接面对皇帝。

这一路走来,其难度之艰难非寻常人所能及,故状元之荣,犹如现代全国公务员考试之冠,是无数士子梦寐以求的终极目标。

据史料记载,自科举制度创立以来,跨越1300多年的漫长岁月,可考据的文武状元总数仅777人。

平均计算,近乎每两年才有一位状元诞生,其稀有与珍贵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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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状元“孙家鼐”

这一方面因为考试的内容太过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在于状元选拔标准的全面与严苛。

其除了要求考生在文章写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还需具备出众的形象气质、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敏锐的应变能力。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状元的最终确定,往往还需经过皇帝的亲自“面试”。

这一过程与现代公务员考试的面试环节颇为相似,不仅是对考生知识水平的再次检验,更是对其综合素质与个人魅力的直接评估。

通常情况下,殿试结束后,阅卷官们会依据文章的深度与广度、字迹的工整与否等多维度标准,精心评选出各位考生的名次,随后将这份排名呈递给皇帝,供其御览。

接着,皇帝则会在合适的日子里于大殿之上,亲自与这些经过层层筛选的佼佼者面对面交流。

其通过“问答面试”的形式,对他们的学识、智慧、应变能力乃至个人风貌进行综合评定,最终钦点出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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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确实不乏有人提出,既然能够进入殿试并最终排名前列的试卷,其水平往往都在伯仲之间。

那么被皇帝钦点为“状元”,除了实力之外,运气的成分也着实不容忽视。

这一点,在晚清时期的一位才子——孙家鼐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孙家鼐,或许对于许多人而言并不甚了解,但他在晚清时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他历任高官,曾与翁同龢一同担任康熙帝的老师,其地位与声望可见一斑。

1898年,孙家鼐更是以吏部尚书的身份,承办了京师大学堂(即今日之北京大学),并荣幸地成为了北大的第一任校长。

关于孙家鼐能够被钦点为“状元”的传奇经历,历史上流传着两种主要的说法。

1、运气好

晚清时期,由于社会风气的败坏,“卖官鬻爵”之风盛行,意味着只要花费足够的银两,便能买到心仪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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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据传官家早已以300万两白银的天价,将咸丰状元的头衔卖给了山西晋商沈家的大公子。

甚至榜眼和探花的位置也早已被预定,银两也已悉数打入户部。按照这样的安排,孙家鼐原本最多只能位居第四。

然而,命运却在一瞬间发生了转折。

当时殿前总管太监丁公公在将10份试卷传递给咸丰帝的途中,不慎摔倒,将原本放在最上边的几份试卷遗落在地。

后来其慌乱整理后,将试卷呈递给咸丰帝,当咸丰帝第一眼看到时,正是孙家鼐的试卷。

接着看到他的籍贯是安徽寿州,姓名是孙家鼐。

心想:“鼐”是国器呀!再往下看时,文采精妙、书法端正,心中窃喜。

尤其是试卷上《国论》的第一行,写道:“大清盛世,如煌煌之烈日,九州无处不光明。”

文辞之磅礴、气势之凛然,让咸丰帝龙颜大悦,随即用御笔批下:“咸丰九年,新科状元孙家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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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对联征服咸丰帝

就这样,孙家鼐凭借着一份偶然的运气,以及自身不俗的学识与才华,最终荣登状元宝座,成就了一段传奇佳话。

不过,关于这一说法,已无从考证真伪。

以当时的社会背景看,“卖官鬻爵”是常有的事,由此这一说法不无可能。

但是还有第二种说法,目前获得认同的学者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