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明清易代存在着许多魔幻解释。其中比较狡猾的说辞，就是将清军拿下中原归结为运气，乃至李自成等叛乱队伍的恶意捣乱。言下之意，就是农民军的内因起主要作用，满洲人的外因不过区区添头。
然而，大量的历史依据却呈现出相反解释，实力差距才是决定天下归属的最根本原因。
战败才是主要原因
努尔哈赤起兵时 明朝内部尚无激烈农民起义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寄出七大恨，正式宣布与明朝方面决裂。随后就设计攻陷抚顺，逼迫明军游击李永芳投降，并将自己的孙女许配给对方。八旗军则在城陷后大肆杀戮、劫掠，算是为后来几十年的战争剧本订立出经典模板。
与此同时，李自成还是陕西米脂县的芸芸众生，连一度赖以为生的邮递员职务都没捞到。至于能与之齐名的张献忠，彼时也仅仅在延安府当普通捕快。显然，若非后来的一系列大事件爆发，仅靠这两位的天赋与家世恐怕都难以被历史所铭记。
催生明末起义的饥荒 距离努尔哈赤起兵有10年时间
至于摧残明朝的农民起义军还要到1628年，主要是由山西、陕西两地的大饥引起。但距离努尔哈赤高举叛旗已过去10年，让其收获数场胜利、占据不少关外土地。相反，尚未遭内乱牵连的明军几乎一直在吃败仗。为维持日益庞大的辽东边防开支，先后四次加派所谓辽饷。其中仅第一次就需要借南京工、户两部的50万，稍后又加上万历皇帝的私房钱到240万两，但距离预计的300万两仍然有很大差距。
此外，恰逢贵州、四川和湖广爆发苗民起义，导致这三省税银被截留。面对财政赤字，明庭只能继续对其他区域加税。结果是成功刮到231万两额外军费，却因为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失败而全部打水漂。新上任的熊廷弼提出重新招募士兵训练，取代已经堕落到无法作战的辽东本土部队，并修筑庞大的堡垒群去限制八旗活动空间。至于开销则是骇人听闻的324万两白银、180万石粮食、972000石豆子，以及2160万束草料！
辽东前线的巨大军事压力 迫使明朝不断加税
当时太仓一年的总收入也没有这么多，于是要截留来自广东的金花银充作军饷。为此，万历皇帝把户部尚书李汝华罚了两月俸禄，同时把主事给降级赶出京城。但拒绝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发军饷，只知道迫使户部增加每亩地税收，两次加派总和超过400万。即便如此，巨额的军事开支依旧无法解决后金问题，只能继续把大部分军事开支优先供给辽东。
到了1619年，当地军饷花费高达到800万，相当于两次加派和当年收入总和。前线将领们仍旧抱怨开支不够。于是，明朝第三次加派辽饷，足足搜刮出120万两白银。其中有20万给工部制作兵器，余下都充作募兵和安家费使用。因为宗室和各类豪富会用手法避税，导致摊派压力都集中到基层家庭头上。这就导致农民们大量逃亡，反过来让正规田赋根本没法收上来。
辽饷 剿饷 练饷可谓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外因主导恶心循环
崇祯继位后 明朝的内外压力日益激增
这种情况到崇祯年间变得更加严重。由于长期摊派辽饷，明朝的正常的岁入减少近一半。同时，对辽东地区的严重偏心，使得其他各镇都饱受大规模欠饷之苦。例如分布在北方前沿的宁夏、甘肃和山西，合计拖欠工资520余万两。皇帝还只能对三镇的发饷要求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明军在辽东前线的节节败退，迫使朝廷不断催收所谓的拖欠赋税。由于官员承受压力太大，一个个都变成见钱眼开的恶吏，逼着更多破产农民走上逃亡之路。这些人的无可奈何，就成为农民起义军不断壮大的基础条件，最后让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远在京师的决策层毫无变通之法，仅能继续征收额外的“剿饷”应付叛乱。但前后不过280万两，还不到投入后金战争的半数。
加税的KPI压力 让官员逐渐恶吏化
说到这里，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分辨，关外满洲的军事威胁才是根本推动力。所谓挖自家人墙角的农民起义者，不过是由外因催生出来的内因之一。只要前者问题缓解，后者可能就根本不会出现。奈何明军实在没能力做到这点，只能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下坐看恶心循环不断螺旋式喷发。
到崇祯年间，后金大部队五次绕过山海关，走那些欠饷严重的防区南下劫掠。其中，贝勒阿济格纵横关内8个月，先后攻克三府、十八州、八十八座城镇。一路上击败明军三十九处，获得黄金一万两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各色缎共五万两千两百三十匹、缎衣与裘衣一万三千八百四十领、貂狐豹虎等皮五百余张，俘获人口三十六万九千人，以及驼、马、牛、驴、羊三十二万一千余头。
清军屡次劫掠关内 进一步加深明朝的经济危机
明朝的经济遭受前所未有打击。仅京郊和畿南一带，就有过四次八旗来袭，几乎荒废成无人区。崇祯却和万历一样小气，多次拒绝拿更多私房钱出来救济。哪怕财政系统经濒临崩溃，还是选择进行第四次派加辽饷，合计前三次派加后达到685万两白银。甚至可以不顾其他省份的天灾人祸，眼睁睁看着许多区域因并不十分严重的灾害丧失“造血能力”。
相比之下，部分受崇祯信任的官员或成最大赢家。他们通常不需要为前线开支募捐，又可以通过频繁的税收加派获得抽成。由于皇帝离不开他们执行政策，所以每影响一次决策都能获取到相应利益输送。长此以往，无论战役胜负、经济好坏和外交表现，都不再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甚至是在靠危机本身敛财，形成心照不宣的处事原则。哪怕偶有倒霉蛋因龙颜震怒而被法办，仍旧是物超所值的乱世进阶路线。
危机本身 也是某些明朝官员的敛财来源
农民军的内因较为次要
李自成对明朝的打击 远比不上关外满洲人
事实上，如果没有后金政权牵制，关内农民军压根就不是明军精锐的对手。但明廷每次都要从关内抽调部队外出，几乎将内地防务完全榨干。譬如萨尔浒之战的主力，由蓟镇抽调的10000人组成，另有山西三镇的10000人和延、宁、甘、固四镇部队拼凑。甚至包括川、贵两省部队，以及湖广土司人马。最后分几路开往沙场的野战军，足有半数以上来自关内各地。
熊廷弼被撤职后，努尔哈赤发动辽沈之战，明朝不得不继续抽调关内精锐驰援。不仅来自浙江。四川等南方腹地，连原先安排在九边驻屯的兵马也精锐尽出。皇太极时代，类似情况又多次发生，闹的其他省边军苦不堪言。其中就包括被迫起义的李自成，他正是为增援京师而调离驻地，又因为拿不到路费而险些中途饿死。
早期的李自成 曾数次被明军逼到绝境
所以，清军每次对关内部队的大胜，都能直接影响到明军围剿对农民起义。如屡次击败闯王的洪承畴，还有天雄军的统帅卢象升一死一降。更为有名的则是孙传庭，他被抽走太多兵力，能投入对农民军作战的兵力不过三分之一。
或许有人会觉得：满洲只想关外割据。若非吴三桂为多尔衮打开胜利之门，清军仍旧难以速取中原。丝毫没注意到，明军的北方精锐都在松锦会战后被横扫一空。大批投靠后金的汉臣纷纷建议入关，从皇太极时期一直软磨硬泡到多尔衮摄政。最后说服盛京朝廷，将唾手可得的天下攥入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