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明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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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人们讨论秦始皇天下一统的历史时，秦国为何成为最终赢家，一直是许多成功学大师或是中年人酒后餐桌上津津乐道的问题。这个答案可能是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的“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也有认为是商鞅变法在秦国建立起的极端压榨和动员体系，甚至还有人将秦国的胜利认为是王朝运势、晋国分裂、内亚文化交融武德之类种种。但不论是秦国之前古老周人的“凤鸣岐山”、之后汉高祖的逐鹿中原，北周隋唐的问鼎天下，他们的剑指四方的起点，都是秦国所在的关中平原。关中，这片土地究竟是有怎样的魔力，它是否对秦国的统一天下造成了某种影响？又为何会成为诸多天下豪杰的帝王乡呢？
在文艺作品的影响下，大众对于秦国的印象，往往是集中在秦国商鞅变法和秦国吞并六国的过程，但是这段一百多年的狂飙之路，却只是秦国历史的一小部分。
早在春秋晋楚两霸相争的地缘格局下，秦国就与当时的齐国一样，成为仅次于晋楚的唯二强国。这期间既有秦穆公扶持晋文公上位的武装干涉，也有秦国吞并梁国尽收河西之地的军事征服，还有秦哀公出兵帮助楚国复国的军队远征。
但是与齐国不同的是，春秋时代的秦国，在中原诸侯的争霸战争中，表现出一种极强的稳定性，比如同样是和晋国交恶，齐国在平阴之战中，被晋国纠集的一众诸侯势力攻入本土，造成国内经济和政治的巨大混乱，而秦国在夺取河西之后，秦晋之间的武装冲突只是集中在了黄河一线。
到了春秋向战国过渡时，即使秦国内部也经历了“四代乱政”的政局跌宕，但相对于在春秋时代称霸的晋、齐、楚所遭遇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昭王复国，秦国的境况堪称平稳。
而在战国时代，除了战国初期的河西之战，秦国遭遇了当时最先进行变法，获得先发优势的魏国突破黄河屏障，占据河西的巨大威胁，其他时间几乎长期保持着核心区域的相对安全。
这种不同寻常的长期稳定态势，以至于西汉的贾谊在《过秦论》中，称秦国自秦穆公之后， “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对比当时以齐、魏、燕等，要么都曾国力傲视诸国，要么外交环境相近的诸侯列国，秦国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维持相对稳定，已经不能简单用某种制度或是当地民众是否善战来解释了。
在人们的印象中，关中是一片长期被潼关或函谷关保护起的繁荣土地，这个说法虽没有错，但却并非关中所具备的全部特殊之处。
关中平原在南北两个方向被秦岭、黄土高原夹在中间，西部又有陇山阻隔，在东部，虽然关中平原和汾河谷地同属于汾渭平原的一部分，这里虽然没有山麓阻隔，但两者之间却被湍急的黄河和洛水、泾水两条支流隔开，在河西之战中，魏军渡过黄河占据河西后，也是在洛水边停下脚步和对岸的秦军隔水对峙。
向着中原方向，又有中条山和崤山共同组成崤函通道，秦国正式在这条狭长的通道中，建造了赫赫有名的函谷关重镇，途径这里的黄河，在此处也有以水流湍急和“中流砥柱”著称的三门峡段。
前者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位置，成为了秦国在战国时期“崤函之固”的重要军事屏障，三门峡河段的湍流水势，也让中原地区的军队，无法依托河流逆流而上运送后勤补给。
这让东方诸国为应对秦国威胁而合纵反击时，未能像打击曾和秦国并称“东西二帝”的齐国一样，凭借兵力优势快速重创秦国，最终落得在崤涵通道中数次蹉跎草草收场。反观秦国，凭借地理优势确保本土核心区域安全的情况下，一方面可以维持内部政权的相对稳定，同时在与东方诸国的战争中，也能长期维持军事上的主动性。
不过到此，军事上的屏障还不是关中平原的全部馈赠。关中平原由于地质和土壤特性，地表储水、导水能力普遍较弱，这给关中平原带来地表水资源相对匮乏和多盐碱地的问题，地表植被也是以草场为主，这也是为何关中平原从西周到春秋时期，长期都是游牧和农耕混居带。
虽然这一地区让秦人在其他诸侯眼中带上了羌人的负面身份，秦国在春秋时期面对的“野人”也更加凶悍，但相比于华北平原星罗棋布的大量湖泊沼泽，关中开垦较低的资金、技术、人力等方面成本，让这里天然适应以小家庭为单位经营的小农经济模式，以至于韩国人朱己出使魏国时，就曾评价秦人好利无信，“不顾亲戚兄弟”。
先不论小农模式的道德水平高低，或是关中的土壤环境对农业产量的负面影响，大规模的稳定小农经济，可以极大降低政府像民众征调物资、人口的阻力，这就是为何同样是经过变法，唯独秦国可以长期维持商鞅所构建起的君主集权体制。
而商鞅变法对耕种作战的激励性政策，又反过来为秦国的小农经济提供了政策性保障，成为了《商君书》中《垦令》部分多次提到的“则草必垦”。在秦国完成统一之后的漫长岁月，关中的小农经济模式依然在这片土地上顽强生存，他们孕育出了汉代的良家子和后世的隋唐府兵。
即使到了清末民国，面对商品经济和天灾人祸的不断冲击，关中的小农依然维持着异样的稳定，以至于到了土改时期，因地主数量有限，又占地较少，产生了“关中无地主”的说法。
环绕关中的山脉大河为盾，稳定繁荣的小农经济为矛，让关中这片土地在中原大地陷入混乱时，能够爆发出气吞山河的经济和军事潜力，但正是关中所引以为傲的矛与盾，却也成为长期困住关中发展的枷锁。
关中平原的土壤特质虽然孕育了稳定的小农经济，也带来容易植被退化、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等问题，在没有新品种高产农作物和大的农业技术进步时，当地的地质环境锁死了农业发展的上限。
甚至在秦王嬴政登基的同时，秦国内部出现了多次大规模饥荒，可能夜正是这些连绵不断的饥荒，促使秦国不得不靠加快吞并六国利用这些地区的粮食，缓解内部沉重的粮食危机。
这种对粮食的需求，使得无论秦汉还是隋唐在完成统一后，新建立的大一统帝国依据政治惯性，将首都建立在关中后，政治中心带来的行政、军事等等庞大人口，完全超出关中地区本身的粮食产量。
比如西汉时期，为了满足首都需求，便不得不“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而到了隋唐时期，即使有持续的粮食运输，但还是有皇室与朝廷一起前往洛阳就食的尴尬情况。
但正如关中东部的崤涵通道和三门峡曾阻挡了诸侯联军，这两道天险也锁住了古代关中的发展之路。随着隋代开始逐渐建立起的大运河体系，让东部沟通南北的运河两岸，成为了中国古代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关中地区本就偏离运河地带，又因为东部天险导致运输困难，成为了经济上相对孤立的地区，最后错失了宋代开始因运河带来商业和城市发展的巨大红利。此消彼长之下，关中地区到明清时期，虽也有西安这样的重要城市，但是无论农业产出还是当地的手工业，都无法与北方东部的河南、山东几省相比。
与经济和政治中心变迁的，还有军事发展的不断变化。随着火器时代的到来，战争从谋略与勇气，逐渐变成国家财政支撑下的军事系统碰撞。至此，关中的故事也终于迎来最后的转折。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经过三个多月的征战，终于将自己的蓝色旌旗插在了大明帝国首都北京的墙头。如果时间定格在这一刻，那么大顺政权的胜利将是凤鸣岐山或是隋定天下的再次重演。
但是短短一个月后，处于巅峰的大顺政权便在山海关城下的一片石迎来惨败。当李自成踏入北京的城门时，或许在人们的心中，古老的关中依然是那片孕育了秦皇汉武的古老霸业之土，但是当李自成为了军费“拷掠追赃”时，当北京的城头三易王旗时，那个名为“关中”古老神话终于和“金刀之谶”一样，在民众心中彻底消散。
▲李自成的东进一定程度上也是关中地区无法供给大顺政权而不得不进行
千年的时光过去，秦宫汉瓦变成一片片的白鹿原，帝王的宏图霸业塌缩成了白鹿村众的恩恩怨怨。虽是斗转星移日月变迁，但曾经正是一个又个白鹿原组成了关中八百里秦川，也正是一个又一个的白鹿村，撑起那帝王将相的一场场“边庭流血成海水”与一幕幕“仙乐风飘处处闻”。
秦人并不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好战，秦人也并不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懂得如何耕种和治国，只是这片关中的平原塑造了秦人，塑造了那个如过眼烟云的大秦帝国。
参考资料：
《史记》
《战国策》
《过秦论》
《商君书》
《论秦郑国渠灌区的发展与演变》
《关中盆地地下水系统的划分与特征》
《考古学视野下的黄河改道与文明变迁》
《封建社会中的“关中模式”》
《唐宋城市与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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