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杜涛 6月20日，出差途中的沈歌回顾了上半年的工作：出差次数多了，但是业务量下降了25%，欠款也要不回来。
沈歌一直从事政府投融资咨询业务，这项工作主要的客户是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沈歌能够直接观察到地方政府在项目投资上的变化。今年上半年，沈歌发现客户对项目的要求越来越高，每个项目都需要谨慎决策，认真思考，并一遍又一遍地开会琢磨。新的项目仍在摸索中，比如特别国债和长期国债的项目申报；新的规则也需要熟悉，比如刚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新的情况也需要应对，比如各类对项目的审计让地方政府选择“一动不如一静”。
在沈歌看来，很多地方的基建投资基本依靠争取上级资金，比如专项债券、预算内投资和长期国债等。但与此前不同的是，地方政府争取资金的积极性正在下降。
如何催债
沈歌本周向三个不同省份的客户汇报了工作，并与他们沟通了新的项目。沈歌说：“需要持续不断地跟踪客户的需求。现在，客户需求不稳定，有些项目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想做，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不想做了。”
在业务好的年份，沈歌一年能签订近1亿元的合同，去年减少至5000万元，而今年的情况更为严峻。除了业务减少，沈歌的团队也在收缩，与2022年相比，其团队人员减少了五分之一。如今，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的业务，沈歌都接。
比起接新订单，沈歌今年的首要任务是催款。
他每周对照着应收账款单，督促业务人员收款，还亲自带着团队上门催款。有些地方政府直接对沈歌说：“没钱”；有些会委婉地说“等等，再等等吧”。
今年5月，沈歌去了西南一省份的某县，见到相关负责人后，沈歌先汇报项目执行情况，然后拿出合同，提醒对方应该付钱了，结果对方“打哈哈”，说现在绩效奖金都发不出来，情况也汇报至当地县长处，还没有批复。沈歌说，有些地方拖欠太久了，对接的人员也换了，基本就“够呛了”。
还有一次，沈歌去“堵客户大门”时，碰巧遇见了对方部门的负责人在办公室，沈歌直接进去，跟对方说：“项目做完了，该付钱了。”
这位负责人对沈歌的态度不冷不热，对他做的项目也是诸多挑剔，比如会提到项目后续工作尚未完成，项目有些细节没做好之类的。
最后结算了10万元，而项目总金额为70万元。
被支走的财政局长
姜笛是沈歌的同行。
姜笛发现一个现象：和地方政府、城投公司交流的时候，地方政府的人会先把当地财政局长“支出去”，或者等散会后，财政部门人走了，再详细研究项目的问题。姜笛说：“做项目财政是要付钱的，但是财政现在要合规，还要保三保，财政要是不强势，三保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开会研究项目的时候，为了推进项目，就会先把财政局长先支出去。”
今年，姜笛每个月有15天都在外面奔波，业务状况并未因他的努力而改善，业务量同比去年下降了30%。姜笛说：“前些年一直在忙碌中，现在一闲下来，有些慌的感觉，特别是这两年刚刚入职的年轻人。”
这几天，姜笛发现其客户在忙着学习国务院刚刚印发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并以该条例为标准，对照以前的招投标方案是否合规。姜笛估计，可能是当地又要面临一轮检查了。
沈歌也注意到，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意愿在下降，一个原因是对风险的担忧。各类审计、巡查太多，地方疲于应付。要反复就以前的投资项目回答诸如“当初实施项目是谁的决定”“开了哪些会议”等各种问题。
出于安全考量，很多行政官员不敢轻易作出投资决策。姜笛说，某一县的投资部门负责人对所有审批事项都不做决策，而是直接将所有审批材料上交至市里，但市里也不拍板，导致市、县之间来回开会讨论，项目迟迟无法顺利推进。
地方政府的另一个担忧是专项债的延续问题。沈歌说，一些专项债项目周期较长，但项目资金是一年一报，有些项目可能去年通过了，今年就被审批部门砍掉了，导致项目烂尾。他接触的一个案例是：某地有十多个专项债项目，去年通过了审批，今年却没有通过。但是项目已经开始施工了，审批不通过，资金就无法到位，其他融资渠道也不敢用，项目只能停工。
沈歌说：“地方政府也慌，万一不能续发，项目怎么办，已经签订的施工建设合同怎么办。”
给“老PPP”善后
尽管沈歌和姜笛的基建咨询业务在萎缩，但同样从事该行业的一位律师今年上半年的入账金额却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和。
6月19日，该律师告诉经济观察报，今年上半年其律所的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个人收入更是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和。这主要得益于之前项目的回款，以及基建纠纷项目的增加，比如PPP存量项目的纠纷。该律师说：“不过，今年上半年新项目收益一般，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压价都很厉害。”
自2023年2月起，中国实施了近十年的PPP模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新旧机制转变过程中，遗留了庞大的存量项目市场，其中如何妥善处理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项目成了不少律师的新增业务。
上述律师认为，存量PPP项目争端解决的市场非常大，其特点是金额大、争议大，这类纠纷有合同本身不完备的原因，比如合同缺乏明确的提前终止条款，或者即便有，也因为项目履约管理不规范和合同条款僵化，导致双方违约事件频发，且难以单独归责于一方。政府接管时缺乏严格的程序要件，各方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判断存在较大分歧，违约责任难以判断。同时，社会资本在保存过程资料和保护自身权益方面的意识不足，往往在纠纷发生后陷入被动。
上述律师还指出，财政资金支付不及时是这类纠纷的另一个集中问题，这导致社会资本难以维持运营，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
姜笛也做过一些PPP项目调解终止的项目。他发现，只要地方政府每年给社会资本一点钱，投资人就会感到很满意，他们并不强求地方政府严格按照合同条款支付款项，更不会对利息收益有过高的期望。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面对投资金额达到10亿元以上的项目，要筹措资金来终止项目确实存在很大的难度。即使在一些大型项目中，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地方政府也倾向保持克制，不终止项目，而是每年向社会资本支付一定的金额。
上述律师说，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使得客户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以前，双方在调解纠纷时都会相互留有余地，而现在由于市场不景气，大家压力都很大，可能会发生更加激烈的冲突和矛盾。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沈歌、姜笛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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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涛经济观察报部门主任
财税与环保新闻部主任
长期关注宏观经济，财政、货币政策领域。主要关注财税、金融、审计、环保、PPP、大工业等相关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