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书刊报文摘》，曾“揭秘”登载了一篇摘自《羊城晚报》的奇文。文章题为“胡适‘窃’书”，作者叫孙红昺。文章在说胡适讲“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说“在美国人面前”胡适“只有媚骨”，说胡适在1948年12月17日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的前两天乘飞机离北平是并不“真的爱北大”等等之后。来了这么一段话:
胡适去得匆匆，但没有忘记带去北大图书馆的世上唯一仅存的郦道元的《水经注》。该书文笔优美，资料极丰，对研究文学、史学、水利、地理都有极大价值，胡适此时正研究它。我们正等着他开这门课或捞点二手资料，但离校时，他却把书带走，也未见有什么研究成果发表，《水经注》研究从此成为绝学。为自己研究的私利，垄断资料，断送了一门学问。
这话说给缺乏文化、对古代文史不知不识的人听，最多不过听不懂。但让有点起码文史知识的来听来看，就需要平平气，切勿动正义的肝火，因为这位孙红昺先生实在欺人太甚了。哪有什么“世上唯一仅存的”《水经注》藏在北大图书馆，被胡适窃走从而“断送了一门学问”的事情呢!《水经注》明以来的各种版本，各家注本，在海峡两岸的图书馆里有的是，民国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后出版的种种本子更是研究历史地理者的常用书。至于研究《水经注》的成果万年来仍不断涌，其中也包括了胡适的研究成果。不过胡适研究的并非本身《水经注》而是《水经注》的戴震校本有否窃取赵一清的《水经注释》，结论是并未窃取。所有这些，连胡适哪天乘飞机离北京都很清楚的孙红昺先生，怎么会一无所知?
这位孙红昺先生自言“第一次见到胡适先生是47届新生开学典礼”。假定十八岁入北大，这位孙先生今年应有七十四岁了，会不会胡适只是窃走了北大图书馆的一部《水经注》善本，孙先生高龄记忆出问题，错成窃走”唯一仅存“ 的孤本，从而胡言乱语一通来诬蔑胡适呢?这也好办，当时北大出版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很快传到上海，被我买到至今仍存寒斋。
在《善本书录》后面附有胡适的《水经注版本展览日录》，数一下自南宋刻本、《永乐大典》本以下包括明清刻本抄校本等在内共40种，胡适自藏的就有26种，北大所藏只有《永乐大典》本后四册等3种。而这《永乐大典》本后四册今在北京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和其他北大的两种均未有被胡适窃去之说，相反，胡适自己的26种以及在北京的其他大量藏书，倒都归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所有了。对此请问孙红昺先生该怎么说。
胡适乘飞机离北平时有没有带走书呢?倒还是有的，在台北跟随胡适的胡颂平曾写有《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84年台北联经 出版事业公司初版。1961 年8月24日是这么记着的:“早上，[胡] 先生手里拿着两本书，说: 记忆真不可靠。我讲我自己的故事给你们听吧。昨夜[陈]雪屏来，我还对他说，三十七年冬我在北平撒退时，只带了三部书，一部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部是《陶渊明集》，一部是《杜诗笺注》。你看，这部《陶渊明集》是三十八年在上海时，人家送我的；这部钱牧斋的《杜诗笺注》也是三十八年春天在上海花了一万元券买的。两书上面都都有我的记载，我都记错了以为是三十七年冬天带出来的。可知胡适离开北平时，带的书只有一部《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这部通称为甲戌本的《石头记》和北大图书馆以及其他图书馆都没有关系，是1927年胡适自己花钱买的，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五《考证红楼梦的新材 料》。1961 年胡适在台湾将它影印，大陆上又用这影印本再影印流传。
也许这位孙红昺先生后来改行了，对以上这些事实都不知道。但从他所说当年等着胡适开这门《水经注》课“或捞点二手资料”，当还是读中文系或历史系的，怎么会对《水经注》如此隔膜，认为“唯一仅存的”一部被胡适窃走了，人们就再也看不到《水经注》。难道彼时1947年进人北大，读了两年文史课程的学生的水平低劣到如此，这又叫人想不通。
这位孙红昺先生的文章最后还说:“我不赞成在沙滩红楼(旧址)给胡适办什么纪念馆、塑像! 1998 年北大一百周年校庆，当年46届、47届，48届校友能返校的尚有二三百人，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赞成的!”我认为，人各有志，赞成不赞成给北大老校长胡适办纪念馆、塑像，自可各有看法。但对你孙红昺这么信口开河、诬蔑老校长胡适窃书的言行，任何正直的人，包括你所说的46届、47届48届健在的北大校友怕都不会赞成，不愿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