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字援庵，又字圆庵，1880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新会，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和教育家，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含前身辅仁大学）45年。
陈垣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1971年6月21日，陈垣病逝于北京医院。值先生忌日，如去选摘其生前点滴，以致纪念。
如去对于陈垣先生的认识，始于一度对开封犹太人的感兴趣；当时，知道了陈垣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一赐乐业”为“以色列”的异译）一文是研究开封犹太人的权威之作。
如去后来还了解到陈垣曾被主席称为“国宝”，并在1951年11月1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闭幕式后的晚宴上，被安排在第一号桌第二号座上，即坐在毛主席的左侧，坐在毛主席右侧的是著名医学家黄家驷。
毛主席入席后，向同桌同志介绍说："这是陈垣校长，是著名历史学家，学问很大，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在这次宴会上，主席还对陈垣说：'我听说你的著作很多，藏书很多。我想读读你写的书；将来有机会，想去看看你的书库。"
陈垣校长谦虚地答道："我的书没有多少，欢迎主席去看看……"
在和主席的交谈中，陈校长表示自己参加革命较晚、深感内疚："我闻道太晚了。过去一心向往国家富强，却到北平解放后才读到你的书，太晚了。"
而主席马上制止道："不算晚，闻道不分先后。"
事实上，陈垣对主席说的这番话绝非逢迎之词。因为在其的私人信件中，也曾谈到，“读毛泽东选集，思想为之大变，恍然悟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并一再劝友人“当法韶山”。
据称，陈垣读主席的著作，是从1949年2月开始的。当时，他先读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篇章，立刻被吸引，爱不释手，反复钻研。
3月14日，陈垣写信给三子陈约之，说：“余近日思想剧变，颇觉从前枉用心力。从前宥于环境，所有环境以外之书不观，所得消食，都是耳食，而非目击。直至新局面来临，得阅各种书报，始恍然觉悟前者之被蒙蔽。”并决心“从新生的路上走”，“甚悔往日之懵然妄觉也”。
那个时期，陈垣在一篇文章中这么写道：“前些时候，有人问我北平解放后，你看见些什么和以前不同，我告诉他，看见的先不说，我告诉你看不见的。”
“解放后的北平，看不见打人的兵，看不见打洋车夫的警察，街上看不见乞丐，看不见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见托人情送官礼的事情，更看不见有所谓‘新贵’在琉璃厂买古董，这些虽只是表面的现象，但这表面的现象，说明了政府实质上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这不同于以前的改朝换代，的确是历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4月6日，胡适在赴美国途中，写文《<自由中国>的宗旨》，声称“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
4月29日，陈垣和弟子刘乃和等人一起讨论后，写了封公开信给老友胡适。该信经范文澜修改后发表在5月11日《人民日报》上。信中说：
- “我活了七十岁的年纪，现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会，在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经过了现实的教育，让我也接受了新的思想，我以前一直不曾知道过。
“你说‘绝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自由……”
“在这样的新社会里生活，怎么能不读新书、不研究新的思想方法？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我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
“你搜罗水经注的版本到九类四十种之多，真是尽善尽美了。可是我很奇怪，你对政治的报告，何以只看蒋介石那一本，不注意毛泽东那一本呢？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
以陈垣在史学界的地位，使得公开信发表后，在海内外知识界立刻引起了很大震动。胡适回信认为公开信并非出自老友陈垣之手，因为书写人的立场与他心目中的陈垣相去甚远。而如去的看法是：当时的胡适，忘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句话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