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朝贡贸易繁荣,郑和下西洋活动是典型代表,实际有着军事目的

文|巴普罗的独白

编辑|巴普罗的独白

永乐至宣德年间(1405—1433)的郑和下西洋活动,是明朝朝贡贸易繁荣的典型代表。

为了更加准确地了解明初“贡市一体化”格局下朝贡贸易的繁荣,就需要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经过及取得的巨大成就来一一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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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活动除永乐朝时国力强盛、国库丰盈的原因外,还包括其他内因和外因。其中内因主要可概括为两个因素。

第一,明成祖登上皇位后,急需获得民心。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了他侄子惠帝皇位,这与我国古代传统的封建正统思想相悖,既名不正,又言不顺,所以即使他登上了皇位,民间依然对其颇有微词。

明成祖为了平复舆情,对此进行了镇压,甚至采取了相当严酷的手段,典型的例子就是诛杀了建文朝的名臣方孝孺,方孝孺号称读书人的种子,品格高尚,宁死不屈,“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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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个人威望

为了稳定人心,巩固皇位,证明其皇位获得的正统性,提高个人威望,明成祖需要招徕各国前来朝贡,营造万邦臣服、四夷咸服的景象。

因而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各国,颁正朔,厚赏赐,使得“太宗文皇帝,德泽洋溢乎天下,施及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亲,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礼乐明备,祯祥毕集。”第二,通过出使海外各国,顺便追踪建文帝的行踪。

建文帝殉位后,有记载他根本没有在南京破城时死去,而是隐匿民间。《广西名胜志》载:“建文帝既逊位,削发披缁,执杨应能度牒云游四方。自湖蜀入湘至广西庆远府寓西竺寺时,有指挥彭英者,先曾侍卫,或传有异僧至,英往访之。心知其为帝也,鸣咽不自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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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踪建文帝的行踪,防止其跟旧部联系,威胁永乐朝的统治,明成祖兵分两路,一方面安排人员在国内追寻,另一方面又派遣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寻找,《昭代典则》中载:“又传建文帝蹈海去,乃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

《明史郑和传》亦有提及,“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跡之”。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外因主要是为了廓清南部海域,以海防陆,加强和稳固南部海防,以集中力量解决蒙元对明朝的骚扰。

“南倭北虏”是有明一代始终存在的问题,明初“南倭”问题尚不严重,蒙元对明朝统治的威胁更大。1368年,明朝攻陷元大都,元顺帝仓皇逃到漠北地区,并与蒙古鞑靼、瓦剌结盟,不时侵略明朝北部边境,威胁明朝的统治,明太祖时就数次遣兵征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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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洪武朝时多次征讨,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明成祖即位后,率军五次亲征漠北,反击蒙元的侵扰。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急需一个安稳的南方。

郑和下西洋,安稳南方

通过派遣郑和下西洋,出使西洋诸国,通过赏赐、怀柔、招徕等手段,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维持与海外诸国的和平,达到他军事目的。郑和在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间共有七次下西洋活动。

郑和船队一般自南京刘家港附近起航,泛海至福建,后又从福建五虎门扬帆达占城,以此遍历诸番国。郑和与各国交往时奉行的是和平的外交宗旨。在此过程中,虽然有诛杀陈祖义、俘获亚列苦奈儿及苏王苏干刺等人,但主要是出于自卫反击,并不是主动挑起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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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郑和在出使各国时,将明太祖“锐意通四夷”的理念贯穿始终,招徕众国前来朝贡。据统计,在永乐二十一年(1432),有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刺、柯枝、加异勒、溜山、喃渤利、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等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为明初盛事,亦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

郑和下西洋活动除实现了明成祖“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宗旨及招徕各国积极前来朝贡之外,还促进了明朝朝贡贸易的繁荣。

郑和使团出使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处,宣谕皇帝诏书,向各国国王颁赐印绶、冠服、礼品,除此之外,郑和船队还带有大量有中国特色的产品,如陶瓷、丝绸等,吸引了大量的当地人来购买,并且郑和船队也会购买当地特产及奢侈品带回国,除供统治阶级使用外,剩余部分用于市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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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郑和下西洋,一方面加强了明朝与海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各国间的贸易往来,不仅把国内产品介绍到海外,还把国外产品引入到国内,从而起到了刺激了国内市场需求和繁荣国内外市场的作用。

另一方面,它廓清了南部海上交通道路,开辟了各国来明朝贡的贸易线路,亚洲贸易网络初步形成,为各国间官方贸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郑和下西洋极大地扩大了明朝朝贡贸易的范围和规模,在与各国贸易的过程中,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既繁荣了国际贸易,也成为“贡市一体化”格局下朝贡贸易繁荣的标志。

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是明朝对外贸易发展的转折点。从国内情况来看,明朝经过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之变”后,国库空虚、国力减弱,永乐、宣德年间繁荣的朝贡贸易渐渐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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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时,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明朝已然开始走下坡路,此时统治阶级内部对商业税收的重视程度较前朝已有所提升,对外贸易的政治功能亦逐渐向经济功能转变。

从国际环境来看,正德年间处于16世纪初期。

欧洲各国正处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航海活动频繁,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增多,不再是单一个体间的自我发展,国际间贸易联系加强,世界市场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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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和国际的两种情况,促使正德年间海外贸易政策有所调整。

前期海禁政策有所松弛,私人海外贸易较前期有较快的发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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