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实行的“海禁”政策，这样一种政策，应该来说对于中国的海洋文明发展和沿海地区的百姓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逆转。与此同时，欧洲人开始了全球大航海的时代，并且进入了太平洋区域。明代中国海洋文明的发展就是在“海禁”政策中曲折艰难地发展着。
明政府实现的“海禁”政策，不许进行私人海洋贸易。另外一方面要维系着与周边其他国家的外交朝贡贸易，虽然明政府禁止了私人海洋贸易，但很多周边国家和私人海商还是借着朝贡之机，和明朝进行朝贡贸易和商品交换。由外国带来的贡品分为贡品和私物，吧这些物品带到北京，对此中国皇帝则对其大加赏赐，外国贡使挟私物与中国互市，在正德以前概不征税。朝贡贸易笼罩着一种很浓厚的政治色彩，并不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它本身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从贸易形态可以看出,由“朝贡”和“赏赐”所表示的交换活动，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贸易性质。
整个明朝统治时期，“海禁”最为严厉的两个阶段是明朝初年和嘉靖年间，其他皇帝在位年间都是时紧时松，东南沿海百姓生活也在夹缝中间生活着。虽然国内开始了“海禁”政策，欧洲商人将要贸易的市场和商品直接与中国产生了联系。在国内“海禁”政策的影响和国外市场的拉动的情况下，进行着还有贸易，维系着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
在“海禁”时代，明王朝沿着海岸线建筑了一道海防长城。绵延万余里的海岸线上分布这54座卫城、99座所城、353处巡检司、997座烽堠、313座墩、48座台、24座塘铺。还有数目众多的水寨、城堡。这些海岸线上的壁垒和北方陆地的长城相呼应把这个农耕王朝彻底“围”在了“围墙”中。
在这样一种严厉的海禁政策之下，东南沿海的海洋群体的海洋天性以扭曲的方式表达出来，有的一部分海洋群体转向了农业，更多的是“非法”形式“通番贩货”或移民海外。他们或充当邻国来明朝贡的贡使，或铤而走险、武装反抗。在明朝历史记载中，倭寇是一群来自日本的对中国沿海构成骚乱的强盗。在其实当时的日本根本就构不成对明朝中国沿海地区的威胁。所谓的“倭寇”实际上是被误解的一群中国中国商人，在他们被“正统史观”掩盖的身份和命运的背后，则是中国曾经强劲的民间海洋力量与农耕王朝的对峙、抗争和落败。
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群体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主要以海上贸易为生。明朝的“海禁”使得他们无以为生，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官逼民反”过程。嘉靖时期最大的海商头目王直靠着朝贡贸易进行私人贸易，王直在宁波的双屿岛与葡萄牙、日本人开展贸易。不久，巡抚朱纨派军进攻双屿岛，王直侥幸逃脱，远走日本，在长崎附近开展贸易，在王直看来民间的贸易是有利益没有坏处的，王直一生都在争取私人贸易的合法化，一旦贸易合法化所谓的动乱都平息下来。但却时人浙江巡按使的王本固陷害而被杀。王直死后，使得朝廷在海商中信义尽失，他们由绝望、怨恨而至彻底堕落，王直临死前所说的“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一语成谶，很快“新倭复大至”。明朝“倭乱”是一场由残暴海禁而激起的中国沿海激烈民变的巨大动乱，而不是一场“外敌入侵”的战争。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1368年登基，与此同时1390年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出生。明朝的“海禁”政策在朱元璋的手中达到顶峰，欧洲人的“大航海”的发展都离不开“航海之父”亨利王子，他的一生远离宫廷，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葡萄牙的航海事业。1405年明朝郑和开始了航海，1417年亨利王子对航海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433年明朝郑和死于第七次航海途中，下西洋结束。
明朝除了保持了琉球的关系之外，明朝再无官方的海事活动。同年，亨利王子的父亲去世，亨利已经组织多次向南探索大西洋东岸的非洲海岸线。发现了大西洋上的诸多岛屿，逐步积累起葡萄牙人的大西洋航海知识。到了嘉靖年间，嘉靖没看到整个时代发展的趋势，所有的对外贸易都被禁止，这实际是闭关主义，它阻碍了中国与邻近国家的商品交流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故广东和福建的地方官员主张开放海禁。
在西方皇室、老百姓官民一心，积极地走向海洋，走向海洋强国。欧洲各国君主鼓励支持开拓新航线，发现新大陆的行为。17世纪，欧洲社会正在酝酿着近代文明世界的催生，以航海贸易和世界各地经营殖民地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交流开始拉开序幕，然而当欧洲人的商船大举来到中国的港口时，却被中国市场挡在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