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客栈】

看看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名单，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些代表都是知识分子，却没有一个工人、农民呢？
确实如此，我们先来看看这13位代表的职业：李达和李汉俊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张国焘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当时正在一所学校当老师，刘仁静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毛主席在湖南一师附属小学当校长，何叔衡在湖南一师当老师，董必武是武汉中学的校长，陈谭秋是武汉中学的英语老师，王尽美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邓恩铭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陈公博是广东法政专科学校的教授，周佛海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学生，包惠僧是新闻记者、编辑。看到了吧？这13位代表基本上都是编辑、教师、学生、校长，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要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13位代表却都是知识分子，而没有一个工人、农民呢？其实，这就是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途径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思想，首先需要翻译，然后还要作注解，再发表在报刊上，所以，知识分子就是接触这些思想的第一批人，比如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还是《新青年》杂志编辑。另一位领袖人物陈独秀，也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创办人，都有足够多的机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在知识分子界传播。而工人和农民，虽然有强烈的革命意愿，但因为文化水平有限，接触新思想的渠道也很少，自然就没有知识分子那样的优势了，只能等知识分子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后，才能逐渐加入。而且，中共一大形成的决议，就把党的首要任务定为开展工人运动、吸收工人入党。所以，等到中共二大、三大召开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代表就多了起来，渐渐形成了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考资料：《中共一大史》）

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13位代表，都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呢？
可能很多人会以为，大多数都是出身于贫穷家庭，其实并非如此，出身于贫穷家庭的只有4个人。先来看北京的两位代表，张国焘出身于江西萍乡一个官宦家庭，父亲当过官，还经营钱庄，家里有上千亩土地，集官僚、商人、地主于一身，家世非常显赫。刘仁静出身于湖北应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秀才，以教书为生，家里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也是衣食无忧。再来看上海的两位代表，李达的出身就比较苦了，家里没有土地，只能靠租种地主家的地为生。李汉俊和刘仁静差不多，都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秀才，在老家当教书先生，生活也算不错。还有武汉的两位代表，董必武也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和四叔都是教书先生，生活也算衣食无忧。陈谭秋出身于一个小地主家庭，爷爷考中过举人，买了五六十亩地，还经营织布、染布等生意，家境比较富裕。长沙的两位代表，毛主席出身于富农家庭，父亲很有生意头脑，买了很多地，还经营稻米生意，在当地也算是很有名的富户。何叔衡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家里只有很少的地，主要靠租种地主的地为生，父亲农闲时还要出去打工，才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济南的两位代表，王尽美出身于贫苦家庭，他刚出生后父亲就去世了，只靠母亲一个人把他养大成人，生活非常艰苦。邓恩铭也是出身于贫苦家庭，生活很艰难。广州的代表陈公博，出身于官宦家庭，父亲因为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被清廷封为广西提督，官居从一品，在13位代表中的家世是最显赫的。还有旅日代表周佛海，也是出身于官宦家庭，父亲是晚清举人，当过福建莆田县知事，不过很早就去世了，周家也开始没落。最后是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出身于一个小康家庭，父亲当过九品官，家里有20多亩地，家境也很不错。这就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情况，出身于贫穷家庭的只有4个人，包括李达、何叔衡、王尽美和邓恩铭，另外9人都是出身于官宦家庭、书香门第或是富裕家庭。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一提，就是出身于官宦家庭的有3个人，张国焘叛变革命，陈公博和周佛海都当了汉奸，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参考资料：《中共一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