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傅冬《我与父亲傅作义——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往事》，《纵横》2009年第一期，百度百科傅冬菊词条、百度百科傅作义词条，人民网党史频道《解放北平的三次和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争取傅作义起义》相关史料5.学习强国平台《和谈序曲：军事压力政治争取双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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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北平迎来深冬。

白天的阳光铺在老城砖墙上，带不来多少暖意。

夜里的寒风钻遍大街小巷，城外作战部队逐步完成分割包围。

北平对外陆路通道大多被切断，城内两百多万普通民众困于城墙之内。

粮食、燃料供给一天比一天紧张，生存压力笼罩整座城池。

中南海居仁堂是当时华北剿总的办公驻地，傅作义就在这里处理军务公务。

院落之内电报、文件堆积如山，电话铃声不分昼夜接连响起。

在这里居住的傅冬菊，是傅作义的长女，负责照料傅作义的日常起居。

茶水三餐，傅冬菊都会按时送进傅作义的办公房间。

傅作义的情绪起伏、接待访客、接收到的各类电讯，都会被她记在心里。

等到合适外出时机，这些来自居仁堂内部的一手见闻，会传递给北平地下党组织对接人员。

在外人眼中，这仅仅是女儿陪伴承受重压的父亲。

极少有人知晓，这些城内情报，会辗转送至城外平津前线驻地。

北平城内海量古建、数百万百姓的安危，全部悬于这场时局博弈之中。

父女二人同在一处院落生活，接触同一批人与消息。

很多时候，两人对坐喝茶，心底藏着不便直白吐露的考量。

这段发生在1948年末至1949年初的往事，就在压抑矛盾的环境下缓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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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求学阶段的经历，一步步接触进步思想

傅冬菊出生于1924年，出生地为山西太原，是傅作义与原配张金强的长女。

少年时期，受傅作义军务调动影响，一家人辗转多地生活。

1941年，傅冬菊跟随母亲迁居重庆，进入重庆南开中学就读。

南开中学校园聚集不少进步青年，校内设有多处秘密读书会。

课余休息日，傅冬菊常和同学去往重庆新华日报社，和青年工作人员往来。

在这里，她可以接触到市面不易获取的各类刊物。

这一阶段，她加入进步青年社团号角社，参与社团内部读书研讨活动。

1942年，傅冬菊顺利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

西南联大校园氛围开放，各类学生社团活动频繁开展。

1945年12月，经王汉斌介绍，傅冬菊加入外围青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在校期间，她参与校内学生运动，阅读大量书刊资料，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交换看法。

1946年夏天，傅冬菊结束学业离开昆明，入职天津《大公报》。

报社分配给她的工作，是编辑“时代青年”“家庭”两份副刊。

组稿、写稿、处理读者来信，构成她日常主要工作内容。

工作之余，她继续和旧识青年往来，还会利用岗位便利掩护进步青年转移。

1947年11月6日，经由王汉斌、李定介绍，傅冬菊完成入党流程。

彼时平津地区局势持续变动，华北战场双方部队接触日渐频繁。

傅作义驻守北平，手握大批武装力量，管控华北大片地域，各方都紧盯他的动向。

傅冬菊在天津报社履职，父女二人只能依靠书信、短暂会面维系亲情，两地分隔。

1948年，辽沈战役在东北推进，华北局势随之产生连锁变化。

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向平、津地下学委下达工作指示，希望安排傅冬菊回到北平就近开展工作。

1948年9月的一个周日上午，傅冬菊完成北平组稿，已经抵达前门东站，准备登列车返回天津。

就在列车即将发车的瞬间，地下学委派出人员冲上站台，将傅冬菊拦下列车。

来人告知傅冬菊，组织作出新安排，让她留在北平，以照料父亲生活为名义常驻傅作义身边，持续收集、传递动态信息。

接到任务，傅冬菊放弃返回天津，留在北平城内。

她的地下对接关系移交北平地下学委书记佘涤清，后续具体工作均由佘涤清传达。

自此，傅冬菊住进中南海居仁堂，重回父亲的日常生活圈层。

对外，她的身份只是回家探亲、照料长辈的女儿，没有其他公开头衔。

居仁堂守卫严密，往来人员繁杂，城内遍布监视眼线。

每一次行动，都存在身份暴露的现实风险。

接头地点选定东皇城根一处普通民宅。

每隔一段时间，傅冬菊就要找借口外出，在这里和佘涤清或是代为履职的崔月犁碰面。

情报全部依靠人脑记忆，采用口头转述完成传递，不会留下任何纸质文字记录。

这样的方式，用来规避书面物证泄露带来的致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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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48年11月，父女之间第一次正式谈及和平谈判话题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地区战事尘埃落定。

仅仅三天过后，傅作义收到通知，飞往南京参加军事会议。

南京会议期间，参会人员围绕华北布防、部队撤退方案展开讨论。

一部分提议把华北部队经海路向南调遣，另一部分主张固守平津就地布防。

南京会议结束，傅作义乘飞机返回北平，内心被多重选择反复拉扯。

回到居仁堂，他闭门思索许久，始终拿不定方向。

傅冬菊抓住居家相处的契机，选好时机，转述地下组织传递的内容。

她向傅作义讲明，自己认识的同学带来外部想法。

看重傅作义抗战时期的作战经历，希望以和平方式化解平津困局，避免北平和天津遭遇战火损毁。

听完这番表述，傅作义没有立刻给出答复。

他反问傅冬菊，对方身份是否真实，会不会是特务布设的圈套。

傅冬菊给出答复，确认对方身份属实，并非伪装的情报人员。

傅作义继续追问，这部分人员受何人指派。

突如其来的提问，让傅冬菊无法给出确切回答。

这场谈话没有形成明确结论。

傅作义既没有直接回绝，也没有点头应允，只说这件事分量太重，需要细细权衡。

谈话收尾，傅作义特意叮嘱女儿，北平城内特务密布，外出务必加倍谨慎。

谈话结束之后，傅冬菊悄悄把解放区流通的书刊，摆放到傅作义书房桌面。

傅作义闲暇时会随手翻阅，部分书页留有红蓝铅笔勾画的痕迹。

这段日子，傅作义承受的精神压力肉眼可见。

居仁堂灯火经常亮至后半夜，傅作义在屋内不停踱步，进食状态时好时坏。

这些细微变化，傅冬菊全部如实反馈给地下对接人员。

地下组织整理城内一手情况，通过地下电台向外报送，平津前线指挥驻地得以掌握傅作义的心理起伏。

同一时期，地下党启用第二条工作渠道，启用李炳泉开展工作。

李炳泉任职《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堂兄李腾九在华北剿总担任联络处处长。

李炳泉依托亲属关系接触李腾九，做对方的思想疏导，间接向傅作义传递信息。

多条渠道并行，从不同角度输出信息，而傅冬菊这条渠道，可以捕捉傅作义居家状态，是其他渠道很难获取的信息。

傅作义心里装着不少现实顾虑。

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大批部下，如果走向和谈道路，后续该如何安置。

自己过往的作战经历，后续会得到何种对待。

秘密接触谈判一旦被南京方面察觉，会迎来怎样的报复举措。

重重现实难题压在肩头，傅作义不敢轻易迈出实质一步。

傅冬菊听完傅作义吐露的顾虑，全部完整上报，再带回地下组织的解释口径转述给傅作义。

为规避口头转述出现偏差，地下工作人员偶尔会准备巴掌大小纸条，写好回复要点交给傅冬菊。

傅冬菊记熟内容之后，纸条会直接销毁，绝不随身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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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次秘密口授电报，和12月战局变化

时间来到1948年11月中旬，经过多日反复考量，傅作义主动找傅冬菊谈话。

他开口询问，此前提到的联络渠道，可靠性究竟如何。

傅冬菊给出肯定答复。

傅作义压低音量，表明自己有一桩高度机密的事务，要借助这条渠道向外传递。

傅冬菊伸手准备拿纸笔记录，傅作义伸手将她拦下。

他明确提出，一个字都不能落在纸上，全部内容必须记在脑中。

见到联络人员，只能口头复述全部文字，严禁留下手写痕迹，防范泄密引来杀身之祸。

讲完硬性要求，傅作义开始口述电报内容。

口述完整遍之后，他让傅冬菊当场复述一遍。

听完复述确认内容无误，他又完整口述第二遍，再让傅冬菊背诵核对。

确认没有错漏，才准许傅冬菊外出接头。

这份口头电报大致表述，自身过往判断存在偏差，不愿继续内战，希望邀约南汉宸进入北平开展商谈，手中管控的部队、飞机均可拿来商议处置方案。

怀揣记在脑海的大段文字，傅冬菊寻得外出机会，一字不差把内容转述给地下组织对接人员。

这条关键口头情报，经由地下渠道向外送出。

电报送出之后，傅作义心里悬起一块大石头。

他隔三差五就会找到傅冬菊，打听外界是否传回回复。

受限于当年地下通信条件，回信没有立刻送入北平城。

等待答复的空档，战场局势已经飞速向前推进。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正式打响。

城外部队执行“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作战部署，逐步分割华北剿总所属部队。

12月22日，新保安战斗结束，傅作义嫡系第三十五军被歼灭。

12月24日，张家口被攻占。

两场接连战败，傅作义赖以依仗的嫡系主力遭受重创，向西撤往绥远的通路被彻底封死。

战败消息传入居仁堂，进一步放大傅作义内心的焦灼。

12月13日，傅作义安排崔载之、李炳泉一行人，携带电台尝试秘密出城，奔赴前线驻地开启第一次谈判接触。

一行人出城途中遭遇巡逻部队拦截，携带电台被搜出，只能折返北平城内。

12月15日，崔载之、李炳泉舍弃电台，更换出行方式几经辗转，抵达蓟县孟家楼附近八里庄，面见苏静，正式启动首轮谈判。

首轮谈判属于试探性质，双方诉求差距巨大，没有形成可落地的结果。

谈判代表带回对方开出的条件，傅作义看过之后，迟迟拿不出决断。

就在谈判陷入僵持的节点，12月25日，广播播报43名战犯名单，傅作义的名字位列名单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