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伟大的长征》钱壮飞掉队这段剧情，很多人心里五味杂陈：当年破译六封绝密电报救下中央的传奇情报英才，却永远留在了贵州山林
温柔记事簿
2026-10-28 17:07·河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钱壮飞词条、人民网党史频道、共产党员网、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公开考证资料、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公开剧集文本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不少刷完《伟大的长征》剧集的观众，都会把目光停留在南渡乌江那一段画面。
屏幕里，滚滚乌江江水不停撞击两岸岩壁，云层之上时不时传来敌机发动机的轰鸣。
炮弹炸开之后，泥土与碎石四处飞溅。
行军队伍踩着满地泥泞，争分夺秒向渡江点位移动。
镜头给到钱壮飞。
这个名字在诸多党史相关资料里反复出现。
1896年，钱壮飞出生于浙江湖州，家中早年经商，少年时期家境遭遇变故。
1915年，钱壮飞报考北京医科专门学校。
完成学业后，他在北京当地医院行医，还在美术学校担任兼职教员。
绘画、书法、无线电技术他均有涉猎，还参与过早期电影摄制工作。
1926年，钱壮飞完成入党。
后续时局发生动荡，他辗转前往上海谋生。
1928年，他参加上海无线电管理处招考，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这也成为他后续接触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开端。
1929年年末，钱壮飞接受组织安排，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担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同一时期，李克农、胡底也完成对应的潜伏部署，三人组成特别党小组，后世将三人称作“龙潭三杰”。
调查科是当时国民党的特务核心机构，大量机密电报、文件都会流转至该部门。
徐恩曾十分信任钱壮飞，不少内部事务直接交由他打理。
钱壮飞借着岗位便利，建立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
通讯社表面为国民党搜集各地讯息，暗地里充当情报中转渠道，向外输送各类一手资料。
1931年4月25日夜间，南京正元实业社大楼，也就是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地点，当天徐恩曾去往上海，办公楼只留下钱壮飞留守值班。
武汉特务机构接连发来六封电报，全部标注“徐恩曾亲译”，属于最高等级密电。
钱壮飞手握此前复制得来的密码本，逐一对电报开展破译。
电报内容写明，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已经叛变。
顾顺章掌握上海多处机关地址、人员联络方式，提出要前往南京当面供述全部情报，声称三天之内就可以完成搜捕行动。
拿到情报，钱壮飞分步推进后续处置。
他安排自己的女婿刘杞夫，也就是地下交通员，连夜搭乘火车奔赴上海，向李克农传递情报。
同时，他给身在天津的胡底发送暗语电报，电文内容为“潮病重速归”，提示对方立刻撤离。
做完以上两项工作，钱壮飞清理办公地点留存的文书，通知通讯社内部人员转移。
1931年4月26日清晨，他照常完成工作交接，随后登上列车，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情报送达上海后，相关人员立刻启动转移流程。
各个联络站点撤销，人员住所全部更换。
等到1931年4月27日，顾顺章被押送到南京。
国民党特务按照他提供的线索赶赴上海开展抓捕，所有点位早已人去楼空。
钱壮飞的身份随之彻底暴露。
离开前，他还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书面留言。
留言写明双方属于政见之争，请勿牵连家中子女，同时点出徐恩曾部分私下行径，以此形成牵制。
此后钱壮飞辗转赶路，1931年8月，抵达中央苏区所在地瑞金。
来到苏区，钱壮飞承担多项实务。
他参与密码本编制，参与保卫相关工作，同时兼顾文艺、建筑设计类工作。
红军烈士纪念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两套建筑的设计方案均出自钱壮飞之手。
他还编排、演出多台戏剧节目，丰富苏区文娱活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启长征行动。
钱壮飞跟随军委纵队，全程参与情报侦听业务。
队伍自江西出发，途经湖南、广西，之后进入贵州境内。
《伟大的长征》电视剧还原了该段人物轨迹。
镜头跟随行军队伍，呈现出钱壮飞长征途中的日常状态。
长期熬夜处理电报，造成钱壮飞高度近视，肠胃也频繁出现不适。
长征行军大多需要徒步翻山，除个人随身行李，他还要看护简易收报侦听设备。
每一回队伍停下宿营，其他人员抓紧吃饭休整。
钱壮飞会优先架设天线，佩戴耳机接收、分辨四面八方传来的敌军电波信号，整理讯息后提交对应业务部门。
四渡赤水阶段，敌我态势来回拉扯。
几十万国民党部队在川黔滇交界布设封锁线，红军需要频繁变更行军路线，跳出包围圈。
这一时期，军委二局情报工作量陡增。
钱壮飞和部门同事昼夜轮班，拆解敌方电报。
敌方部队调动、驻防位置、兵力规模等信息，被逐条整理输出。
剧集当中有对应的影视片段。
业务人员模仿蒋介石行文口吻拟写伪造电文，干扰国民党前线部队判断，钱壮飞参与了这项工作流程。
时间推进至1935年3月末，中央红军抵达贵州乌江沿岸。
乌江两岸山体陡峭，江水流速湍急，滩地稀少，是一道天然地理阻隔。
国民党追兵自后方持续逼近，空中还有侦察机、轰炸机来回巡逻。
红军必须抢时间完成南渡乌江，打开新的行军通道。
就是在这一时间节点，钱壮飞发生掉队事件。
剧集镜头到此戛然而止。
荧幕之外，不少看过剧集的观众翻阅公开资料，希望弄清整件事的完整经过。
一个曾在国民党特务核心机构长期潜伏、经手大量绝密讯息，走完大半个长征的人，会在乌江边上与行军队伍彻底分离，再也没能归队。
下文将依托公开可查的档案记录，完整梳理整件事的前因后果。
第[一]节1896-1931，从湖州到南京，多面能力促成潜伏任务落地
钱壮飞本名钱壮秋，别名钱潮，1896年生于浙江湖州一户商户家庭。
少年时期家中生意受挫，家境日渐下滑。
1915年，钱壮飞报考北京医科专门学校。
完成全部课业后，他留在北京，任职于京绥铁路医院，同时兼任美术教员。
闲暇之余，他研习书法绘画，还自学无线电相关技术。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内早期电影行业刚刚萌芽。
钱壮飞参与电影拍摄，曾出演黑白武侠影片《燕山侠隐》。
1926年，钱壮飞加入组织。
1927年，北方当地党组织遭受冲击。
钱壮飞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落脚。
1928年，上海无线电管理处对外招考。
钱壮飞报名应试，考取第一名，顺利入职。
该机构与国民党特务系统存在关联，招考本意是筛选可为特务部门效力的人员。
钱壮飞的履历、学识与多项技术特长，很快引起徐恩曾的注意。
1929年冬天，组织下达指令，安排钱壮飞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出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徐恩曾和陈立夫存在亲属关系，掌握调查科的主要管理权。
徐恩曾日常应酬繁多，大量文书处理、电报流转、人员对接的琐事，直接交由钱壮飞处置。
徐恩曾随身保管一套高级密码本，钱壮飞寻得机会完成复制。
这份副本，在顾顺章叛变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
同一时期，遵照中央特科部署，李克农进入上海相关特务分支机构，胡底前往天津接管长城通讯社。
三人组建专属党小组，小组直接与陈赓联络，不设置其他中间环节。
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是钱壮飞一手搭建的掩护载体。
对外，它们接收各地投稿；对内，则用于传递情报。
上海、南京、天津三点相互呼应，源源不断输出国民党内部一手情报。
国民党针对苏区第一、第二次围剿的作战计划，很多内容还没有下发前线部队，讯息就已经通过这条渠道送出。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街头被叛徒认出，随即被捕。
被捕当日，他选择叛变。
顾顺章接触大量中央特科核心业务，清楚上海各个秘密机关的地点，也掌握不少人员的居住位置。
顾顺章提出条件，希望直接面见蒋介石，还特意叮嘱武汉特务，切勿向南京发送电报，唯恐消息中途泄露。
急于立功的武汉特务没有听从劝告，接连向南京党务调查科发送六封标注“徐恩曾亲译”的特级密电。
时间落在1931年4月25日晚间，恰好遇上钱壮飞独自值班。
六封电报接踵传入办公大楼，电报机滴滴答答持续作响。
钱壮飞取出复制得来的密码本，逐字完成破译。
第一封电文写明顾顺章被捕叛变。
后续几封电报，依次罗列顾顺章掌握的人员、机构信息，提议尽快将顾顺章押赴南京，开展全面抓捕。
看完电报，钱壮飞立刻展开行动。
时间每流逝一小时，上海的同志们就要多承担一分风险。
钱壮飞无法亲自奔赴上海。
他叫来女婿刘杞夫，也就是组织安排的地下交通员，嘱咐他搭乘当夜火车赶赴上海，找到李克农，完整转述电报记录的全部情况。
办妥这件事，钱壮飞向天津的胡底发送暗语电报。
电文仅有五个字：“潮病重速归”，提醒胡底立刻放弃掩护身份，马上撤离天津。
处理完对外通知，钱壮飞回到办公楼，销毁部分敏感底稿，通知通讯社内部同志迅速隐蔽转移。
1931年4月26日一大早，钱壮飞依旧遵照日常作息，把收到的密电原件当面交还回到办公地点的徐恩曾，表面看不出丝毫异样。
交接完毕，钱壮飞借口回家休息，走出正元实业社，登上开往上海的列车。
离开之前，他留下一封手写信件交给徐恩曾。
信中写明双方政见不同，不要加害自己家中妻儿，同时点破徐恩曾部分私下行径，以此作为自保牵制。
刘杞夫1931年4月26日上午抵达上海，辗转找到李克农，情报正式递交至特科。
相关人员马上启动紧急处置，上海各个秘密机关全部转移，人员住所全部变更，顾顺章掌握的联络渠道全部废弃。
1931年4月27日，顾顺章被轮船押送到南京。
见到徐恩曾，他第一句话便点破，身边已经安插我方人员。
徐恩曾这才反应过来，钱壮飞已经脱身离开。
1931年4月28日，国民党大批军警特务冲进上海各个预设点位开展搜捕。
所有房间早已腾空，搜捕行动没有达成预期结果。
钱壮飞抵达上海之后，没有长时间逗留。
身份已经彻底暴露，南京、上海均不再适合他继续开展活动。
经过多段路程辗转，1931年8月，钱壮飞踏入中央苏区，落脚瑞金。
第[二]节1931-1934，中央苏区的多线实务，情报、建筑、文艺同步推进
踏入中央苏区瑞金之后，钱壮飞先后参与多项业务。
档案资料记录，他曾在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履职。
他参与会议安保、人员甄别等实务，还主持编制适配苏区使用的密码本，保障跨区域无线电通讯。
钱壮飞掌握美术、建筑相关知识。
当时苏区要修建一批公共纪念建筑。
红军烈士纪念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两套建筑的设计方案，都出自钱壮飞之手。
红军烈士纪念塔整体外形仿照炮弹，坐落于叶坪广场。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可容纳上千人，大型集会均在此举办。
两处建筑的部分遗存保存至今，是苏区标志性构筑物。
除建筑、情报业务之外，钱壮飞还参与苏区文艺活动编排。
当时苏区物资条件有限，文娱物料匮乏。
钱壮飞牵头编写剧本，组织人员排练戏剧，面向红军战士、当地群众公开演出，丰富苏区的文化生活。
1933年前后，国民党接连发动多次围剿行动，苏区外部军事压力持续上升。
钱壮飞依旧参与无线电侦听业务，接收、整理截获的敌方电报内容，供给指挥业务部门参考。
伏案熬夜是工作常态。
长期高强度用眼，不断加深他的近视度数。
行军或是夜间赶路时，视线会受到很大制约。
受长期作息颠倒、饮食不规律的影响，他的肠胃落下病根。
后续长征路上，这些身体问题持续对他造成困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开启长征行动。
钱壮飞编入军委纵队序列，归属中革军委二局，主要负责情报侦听破译。
部队自江西向西移动，穿过湖南，进入广西境内，一路上经受多轮敌军的围追堵截。
长征行军，绝大多数路程依靠徒步，道路多为山间土路。
遇到降雨，路面就会变得泥泞湿滑。
每个人身上，需要背负被褥、干粮与简单生活用品。
钱壮飞除个人随身物件，还要看护收报侦听设备。
这套设备并不轻便，电池、天线、耳机分开打包，行军途中不能磕碰损毁。
队伍停下宿营，其他人优先烧水吃饭，抓紧睡眠恢复体力。
钱壮飞会第一时间架设天线，戴好耳机，持续捕捉空中的无线电信号。
国民党各个纵队、地方保安团，会通过电报传递作战调度指令。
这些电波混杂在空中，需要专人筛选、抄录、破译。
很多时候，大部队已经熄灯休息。
二局的工作场地依旧燃着火把、油灯。
业务人员轮班值守，保证监听工作不中断。
第[三]节1934.10-1935.3，转战川黔，四渡赤水阶段的情报业务，推进到乌江岸边
队伍一路向西，经历多场战斗，人员、物资持续消耗。
1935年1月，红军进驻遵义，随即开启四渡赤水的连续机动作战。
几十万国民党部队分布在川黔滇多地，不断调整部署，试图把红军围困消灭在贵州北部。
四渡赤水的数十天内，敌我态势变化极快，部队行军路线频繁更改。
敌方部队的移动方向、驻扎乡镇，全部依靠电报调度。
中革军委二局承担电报截获与破译工作。
钱壮飞作为部门业务人员，跟随大部队不断转移驻地，白天翻山行军，夜里投入电报破译工作。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还原了这段业务场景。
剧集画面记录，业务人员拿到敌方电报报文后，对照密码完成翻译。
工作人员整理敌方部队调动信息，提交指挥部门。
剧集有一处对应情节，业务人员模仿蒋介石的行文语气，拟写伪造电文，发送给国民党前线纵队，干扰对方行军判断。
依托过去在南京特务机构积累的经验，钱壮飞熟悉敌方高层文书的措辞习惯，参与了这套工作流程。
1935年3月下旬，红军结束四渡赤水的机动行动，整体转向南方，目标直指乌江。
乌江是贵州中部的重要江河，江面宽度有限，但两岸山高崖陡，水流湍急，可供渡江的渡口数量不多。
国民党方面，已经预判红军会向南渡江。
他们调配兵力把守乌江各个渡口，同时派遣空军持续巡查乌江江面。
只要发现大规模人员渡江，敌机就会展开轰炸扫射。
1935年3月29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金沙县后山乡梯子岩渡口，就地搭建浮桥，抢占渡江点位。
1935年3月31日，军委纵队、红军主力大部分人员，陆续经由浮桥完成南渡乌江，红九军团留在乌江北岸执行牵制任务，没有同步过江。
渡江现场风险极高。
国民党飞机会不时前来袭扰。
一旦敌机发现渡口聚集大量人员，炸弹会直接投向浮桥和滩头。
浮桥一旦被炸断，主力部队的渡江行动就会直接受阻。
剧集呈现，为尽可能降低空袭带来的破坏，现场人员制作国民党军队专用地对空识别标识，摆放在渡口周边山头。
敌机在空中看到这套标识，会误判地面为己方部队，放弃轰炸。
公开回忆资料记录，钱壮飞参与识别标识的布置工作，独自前往周边山林完成相关操作。
标识布设完毕，敌机数次掠过渡口上空，看到山头标记，没有投放炸弹。
趁着这个宝贵窗口期，大批红军人员、物资抓紧时间跨过乌江浮桥。
等钱壮飞完成手头工作，从山林返回渡口滩头，军委纵队已经全部开拔，向前方山地行进。
同一时段，国民党飞机再度来袭，发动空袭，炮弹四处落下，地面人员四散躲避。
钱壮飞就近躲进附近密林。
等到轰炸结束，他重回渡口，滩头已经看不到大部队的身影。
钱壮飞就此掉队。
队伍清点人员，发现钱壮飞没有归队。
军情紧迫，后方国民党追兵距离已经很近，主力队伍不能原地长时间停留。
现场依旧抽调部分人员，折返周边山林、村寨开展搜寻。
战士呼喊名字，走访附近农户，查找钱壮飞的下落。
贵州当地山林茂密，灌木层层叠叠，山头沟壑纵横，搜寻难度极大。
派出的人员来回开展多轮查找，始终没有找到相关踪迹。
而当那支负责搜寻的小分队踏着遍地枯枝返回行军主力队伍，所有人都不会想到。
接下来数十年时间，这名情报工作人员的下落，会变成党史资料当中一桩疑点重重、多方反复考证的悬案。
第[四]节
搜寻无果的消息向上报送，相关指令随之下达，队伍仍希望尽可能寻回这名掉队人员。
但部队行军节奏十分急促，追兵步步紧逼。
现实条件不允许派出大规模队伍，在原地长时间驻留开展搜寻。
派出的人员，只能在主力行军路线附近的有限范围内查找。
大山沟壑连绵，村寨分布零散，当地还活跃着各类地方武装，搜寻的实际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亲历长征的中革军委二局多名人员，后续留下回忆文字。
不同亲历者的记述，对钱壮飞掉队时的细节，存在细微出入。
一部分回忆文本记述，钱壮飞没有渡过乌江，滞留在乌江北岸。
另一部分回忆记录，钱壮飞跟随队伍过江之后，为躲避空袭与队伍离散，身处乌江南岸。
两种不同的口述记录，为之后数十年的实地考证埋下分歧伏笔。
局势尚未平稳的年代，没有条件组建专门队伍前往乌江周边开展实地调查。
钱壮飞的家属，长期没有收到确切消息。
1940年，钱壮飞的家属抵达延安，才得知钱壮飞已于长征途中失踪的相关情况。
时间不断推移。
待到社会局势趋于平稳，党史业务部门才正式启动针对钱壮飞失踪事件的实地走访。
乌江两岸分属金沙县、息烽县，两地都留存着和该事件相关的民间口述。
两地分别开展本地调研，先后形成两套截然不同的地点说法，也就是后世熟知的“金沙说”与“息烽说”。
不同民间口述版本，衍生出数种遇难场景的推测。
坠江遇害、遭地方歹人谋害，各类说法混杂流传。
不少民间口头故事，还掺入后世演绎加工出来的细节。
当两地调研整理出的口述笔录、民间传闻全部摆上论证会议桌面。
当尘封多年，当年地方涉案人员的审讯口供卷宗被调取出，摊开在与会众人面前。
正当讨论陷入胶着状态时，当参会人员逐字审阅这些矛盾重重、真假难辨的一手材料。
会议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异常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