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香港，侯镜如准备返回大陆。临行前，他从旧日军政关系中听到一件往事：北平和平解决前，傅作义其实早已知道第九十二军与中共方面有联系，也知道侯镜如有起义打算，却始终没有把这件事捅出去。这个消息让侯镜如沉默了很久，随后才说：“当时若有人追查，后果不堪设想。”
这份后怕，并不是没有来由。1948年底，平津战役已经拉开帷幕，华北国民党军被压缩在北平、天津、塘沽一线。傅作义手中仍有数十万部队，向西可以退往绥远，向东则能依托塘沽港撤往海上。只要这两条路没有被截断，北平局势就很难迅速定下来。
当时解放军原本考虑先取张家口、新保安，再夺塘沽，切断傅作义集团的两端退路。张家口和新保安相继被攻克后，东线的塘沽便成了关键所在。1948年12月20日前后，解放军开始对塘沽、大沽方向进行侦察和试探。
但塘沽并不是一块容易啃的硬骨头。当地盐碱滩地纵横，沟渠密布，冬季又不易结冰，部队展开十分困难。除了一些狭窄地带，其他方向多是开阔平地，缺乏掩护。国民党军还可以依托海上舰艇进行炮火支援，部队一旦失去滩头阵地，便可能遭到反击。
更棘手的是，塘沽守军并非只能困守陆地。侯镜如的指挥机构一度设在海上，海军舰艇能够随时接应，守军也有撤离通道。解放军几个进攻部队经过实地判断后认为，仓促强攻不仅难以全歼守军，还可能付出较大伤亡。
有意思的是，改变作战顺序的关键人物，正是塘沽守将侯镜如。侯镜如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因从事兵运工作被捕，与组织失去联系。此后他进入国民党军队，但早年的经历和思想基础并未完全消失。
1948年，侯镜如重新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辽沈战役结束后，他所部被调入华北，起义问题再次被摆上桌面。侯镜如清楚，塘沽地形不利于大兵团进攻，即使守军遭到打击，也可能依靠海路撤走。与其把主力消耗在滩涂上，不如突然进攻天津，先切断北平与塘沽之间的陆上联系。
侯镜如的建议，很快被纳入平津战役的整体判断。1948年12月29日，解放军确定先攻天津。这个决定看似绕开塘沽，实际上是抓住了傅作义集团的要害：天津一旦失守，北平和塘沽之间便被截断，傅作义能够调动和突围的空间会迅速缩小。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天津攻城战打响。经过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天津守军被歼灭，城防体系随之瓦解。守军人数约十三万，天津的迅速失守，使塘沽守军失去了陆上依托。随后，塘沽守军大部经海路撤离，原本准备先攻塘沽的计划，也因战场形势变化而失去了原有意义。
侯镜如本人并没有在塘沽实现起义，但他的判断客观上促成了解放军调整部署。更重要的是，傅作义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许多将领都在观察局势，等待一个能够减少伤亡的出口。天津被攻克后，北平守军的抵抗意志明显动摇，傅作义同中共方面的谈判也随之加快。
后来，傅作义部和平改编的过程中，参谋长李世杰曾向张伯权透露，第九十二军早已与中共方面接上关系，准备寻找机会起义。话传到侯镜如耳中时，已经是多年以后。他这才明白，自己当年那些未公开的行动，傅作义并非毫不知情。
傅作义为什么没有告发？其中固然有战局崩塌、内部矛盾和保存实力的考虑，也可能与他当时寻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整体判断有关。对于一个身处重重监视之中的军政人物而言，是否追查一名将领，往往不只是个人恩怨，还牵涉部队稳定和全局走向。
侯镜如在香港滞留数年，直到1952年才回到大陆。此时战争已经结束，许多当年不能说、不能问的事情，才逐渐浮出水面。对他而言，真正令人惊惧的并不是起义未能及时实现，而是那场生死攸关的较量中，自己曾距离暴露如此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