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赣南苏区，周恩来收到一批写满字迹的学生字典。送来情报的人衣衫褴褛，满脸污垢，像个沿街讨饭的乞丐。谁能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叫花子”，刚刚闯过国民党军层层封锁，身上藏着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情报。
长征并不是一次仓促起意的远行，更不是某个人突然拍板的决定。第五次反“围剿”陷入困境后，中央苏区的空间不断缩小，红军的粮食、兵员和弹药都在消耗。问题在于，敌人的下一步行动究竟会有多大规模，什么时候合围，中央当时并不完全掌握。
1934年，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等地研究“围剿”部署，准备以堡垒、碉堡和交通封锁逐步压缩苏区。与过去追着红军打不同，这套办法更强调稳扎稳打，切断补给，逼迫红军困守一地。红军一旦失去机动空间，擅长的游击战便难以施展。
当时中央红军正受到“左”倾军事指导思想影响，曾在一些战斗中采取阵地防御，与装备和兵力占优的国民党军硬碰硬。广昌保卫战发生于1934年4月，红军付出较大伤亡，中央苏区的形势进一步恶化。瑞金周边的安全地带越来越窄，继续固守，已经很难维持。
有意思的是，真正把敌军整体部署送进苏区的，并不是前线侦察员，而是国民党内部的一名军政人员莫雄。莫雄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联系，获得相关军事文件后，意识到事情紧急，便设法将材料交给地下党员项与年。
这些文件不能公开携带，更不能走通常交通线。项与年和战友把重要内容密写在几本学生字典上，准备设法送往中央苏区。字典看起来普通，里面却记录着敌军调动、封锁方式以及作战部署。纸张很薄，信息却重得惊人。
真正的难处，很快显现出来。道路上有哨卡，村镇里有驻军，陌生青壮年稍有异常，就可能被盘查。项与年扮成教书先生赶路，几次都难以通过。情报若迟到，敌军部署一旦完成，红军即使知道危险，也可能失去突围的窗口。
据有关回忆，项与年在万分紧急之下，用石块敲掉了自己的几颗门牙，又把衣服弄得破旧不堪，蓬头垢面，伪装成乞丐。这个办法残酷，却有效。哨兵面对一个满身污迹、口齿不清的讨饭人，往往只想把他赶远，并未认真搜查。
“别靠近，赶紧走！”哨兵嫌恶地挥手。项与年没有争辩，只是低头离开。牙齿的疼痛、长途跋涉的疲惫和随时可能暴露的危险，都被他压了下去。那几本字典，最终被带到中央领导人手中。
这份情报的价值，不只是说明敌军人多势大，更在于揭示了对方准备长期封锁、逐步推进的作战意图。中央由此更加清楚，苏区已经很难依靠原有办法坚持下去，必须在敌军合围完成前作出战略选择。
需要说明的是，长征的形成有复杂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份情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敌我力量悬殊，以及根据地空间被压缩，早已把红军推向战略转移。莫雄提供的材料，重要作用在于让危局变得具体，也让突围时间显得更加紧迫。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部队先后经过于都等地，开始了艰苦的战略转移。此前，中央机关和部队已经进行筹粮、筹款、安置伤员等准备。许多安排并不公开，普通群众甚至只知道队伍要“出去办事”，并不了解这是一场关系革命存亡的远行。
长征的起点，写在行军队伍里，也藏在秘密交通线上。前线将士用脚走出道路，地下工作者则用身份、胆量和牺牲把情报送到该到的地方。项与年后来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那次伪装乞丐的经历，只是他革命生涯中极其惊险的一幕，却足以说明当时情报工作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