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永续——跨越时空的红医故事
90年前的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会师。纵横十余省、长驱两万五千里的伟大长征，以胜利宣告结束。
在这支创造了人类奇迹的革命队伍里，有一群特殊战士——他们背着药箱翻越雪山、蹚过草地，在缺医少药的绝境里救死扶伤，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守护生机，用医者仁心铺就了一条红色卫生战线的长征路。他们当中，有人走到了陕北，有人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路上。但他们留下的东西是同一样：一支队伍怎样对待生命，一个政党怎样对待人民的健康。他们的故事里，藏着人民卫生事业的初心密码，也照见着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的前行方向。
长征给红医留下了什么？不只是几段传奇。它留下了一条红色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道路。这条路是在被重重封锁的苏区、在雪山草地的行军里、在连天的炮火中，一步一步踩出来的。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就在这个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从近代的缺医少药、疫病横行到建成健康中国、人人享有健康，卫生健康事业的长征路上，红医前辈与一代代医务工作者薪火相传，不懈奋斗。
相比九十年前，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环境已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九十年前，红医前辈们竭尽全力解决缺医少药难题；而今天，我们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但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没有变：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把预防摆在前面，把公益写在旗帜上，把“一个都不能落下”当作底线，把队伍建强当作根基。
在此，我们从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编写、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薪火永续——跨越时空的红医故事》中选取四位红医前辈的故事与大家分享。90年前的那支队伍里，很多战士只有十几二十岁。他们中的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最终要走到哪里，只知道要往前走。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要去哪里——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
傅连暲：“我们的傅医生”
本文为《薪火永续——跨越时空的红医故事》中的一篇，讲述傅连暲前辈的故事。
月薪四百大洋的汀州名医
福建长汀，古称汀州，闽粤赣三省边界的重镇。
傅连暲出生于斯，父亲是码头搬运工，母亲靠替人洗衣、做针线活补贴家用。他自幼立志治病救人，初中毕业后考入亚盛顿医馆，191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先后担任汀州八县旅行医生、汀州红十字会主任医师、亚盛顿医馆教员，直至被推举为福音医院院长。
医术精湛，收入丰厚——傅连暲月薪四百块大洋，是当年汀州城里令人艳羡的“体面人”，可他心里始终装着另一群人：饥寒交迫、伤病无告的穷苦百姓。
1927年8月，南昌起义部队在江西会昌与敌部激战，伤亡800余人，在瑞金集中救治一周后，有300多名伤病员随军转移到福建长汀。收治伤员，是有风险的，傅连暲没有犹豫。为了给予伤病员及时有效的治疗，解决医院住院设施和医疗力量不足的问题，傅连暲事先联络长汀县城的医生，临时建立以福音医院为中心的联合医院，合作收治起义部队的伤员。同时，他还利用自己担任几所学校校医的身份，邀请学校教员和学生来医院承担临时护理工作，并动员一些放暑假回汀的大学生参与伤员救治。因天气炎热，又长途跋涉，许多伤员伤口化脓，必须立即手术治疗，但医院内仅有3名能做手术的医生，救治压力非常大。傅连暲带领医务人员不分昼夜地工作。经过积极救治，大部分伤员痊愈归队，还有一部分重伤员留在医院继续医治。因医院经费不足，傅连暲又发动商人募捐，用以维持伤病员的生活。
1929年3月，红四军入闽解放长汀，恰逢天花流行季节，红军中也有人染病。傅连暲主动建议在红军中普遍接种牛痘，以预防天花蔓延。这一建议被采纳并在红军中得到实施，制止了疾病的蔓延，挽救了很多干部和战士的生命。
从此，福音医院成了一所不挂牌的“红军医院”。
把医院“搬”进苏区
傅连暲的转变，从1925年五卅运动席卷全国就开始了，他激于民族义愤，签名通电全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还参加了汀州声援五卅运动筹备会，组织群众示威游行。
多年后，傅连暲回忆：“我开始懂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都是劳苦大众的敌人。我懂得了，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不能完全解除劳苦大众颈项上的枷锁，还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自那时起，傅连暲心中燃起革命的火种，他毅然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
通过与革命队伍的接触，傅连暲对党的革命宗旨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的心与共产党越来越近，他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全面封锁禁运的情况下，傅连暲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并建立了苏区红军与外界的秘密交通站，把“白区”的药材，情报、地图、报纸等信息源源不断地送到苏区，做了许多有益于革命的工作。
1933年初，他做出惊人之举：把福音医院整体迁往瑞金，并更名为中央红色医院。
全家随迁，多年积攒的2000多块银圆，全数兑换成苏维埃纸币——他要留在苏区，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红色中华》报专门刊登《红匾送给他们——捐助巨产的傅院长》，赞誉他是“苏区第一个模范”。
呕心沥血办医校
也是在苏区，傅连暲把心血浇灌在另一件“治病救人”的大事上：办医校。
缺医少药是中央苏区开展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置于首位。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开办中央红色看护学校，由傅连暲负责此项任务。1932年1月13日，《红色中华》第5期刊登“看护学校将开学”的消息。学校有60名学生，主要学习科目为普通内外科的诊断和治疗、急救、看护常识与卫生常识等。傅连暲任校长，亲自编写教材、进行授课。由于学员文化水平很低，每天除了学习业务外，还特地请了地方上的一名教师来教文化。讲课时，教员念一句，学员跟着念一句；念了以后，还是不懂。傅连暲就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调整教学方案，确定每天上两次课，临床实习两次。讲课中遇到疑难问题，通过实际动作来讲解和说明。如讲注射方法，就拿注射器在课堂上当面示范，学员们很容易就学会了。
看护学校学员尚未毕业，红一军团、红三军团急于要人。1932年4月，红军漳州战役大捷后，中央红色看护学校第一批学员就匆忙毕业，奔赴前线，参与救护工作。不久，中央红色看护学校升格为中央红色医务学校，校长仍是傅连暲，由训练看护人员转为着重培养军医人才。第一批学员由中央红色看护学校毕业生中成绩较好的学生和同时新招收的有一定文化的男女青年组成，一共20名。学制为一年，傅连暲仔细研究了部队卫生工作的特点和作战地区的特点，并决定在这一年内，把最基本、最迫切需要掌握的技术知识，教给学员。白天上课，夜间编讲义，一共编成了外科、内科、急救、处方、药物学、绷带学等6种讲义，并在汀州城内用石印印刷出来，给学生们的学习带来很大便利。这批学员学成后奔赴前线，成为红军卫生工作的骨干。
长征路上的“傅医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
长征路上，由于高强度行军和恶劣自然环境，体弱的傅连暲一直经受着病痛的折磨，险些在翻越夹金山时昏死过去，但他仍像在苏区时一样坚持工作，为红军将士解除病患。
一次，一位战士因牙疾发作，肿痛难忍，躺在路边。见状，傅连暲抓起一把雪，团成小雪球，让那名战士含在口中冷冻“麻醉”，然后给他拔除了病牙。
还有一次，傅连暲碰到一位即将分娩的女同志。傅连暲扶着她走了十几里山路，在一个牛栏里为她接生，还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青稞粉，用脸盆煮给她吃，直到三天后把她和孩子交给后续部队。
傅连暲的医术和医德赢得了红军官兵的信任与敬重。当时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我们的傅医生”，这也是傅连暲终其一生最喜爱的称呼。
1936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傅连暲被编入左路军，经历了三过草地的艰难行军。其间，红军曾受到伤寒症的严重威胁，不少同志被夺去生命。危急时刻，傅连暲采取中医药疗法，挽救了许多红军将士的生命。
第三次过草地时，部队发生了红眼病，傅连暲前去为战士们检查治疗。他还从运输连挑选了4名女战士充实进医训班，一边过草地，一边学医，一边为战士们治病。长征胜利结束，这个共有14人的医训班也结业了。
傅连暲撰写回忆文章时，曾用“痛苦不堪”四字形容过草地的经历，但不管环境如何恶劣，他始终“信仰毫未动摇”，最终胜利到达陕北。
（作者： 赣南医科大学罗小燕 ）
贺诚：“一切为了伤病员”
本文为《薪火永续——跨越时空的红医故事》中的一篇，讲述贺诚前辈的故事。
胸怀理想，走上革命之路
1901年，贺诚出生于四川三台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小勤奋好学、坚毅诚实的他，渴求新知识，希冀变革社会、振兴中华。1922年，他考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
学生运动和党的教育，让他认清了一条路：只有深刻的社会变革，才能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参加过“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还被派往长江上游一带推动运动发展。1925年底的一个夜晚，在党的一个秘密活动点，贺诚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经历了公开的与秘密的、文的与武的各种斗争考验。1926年毕业后，他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军医、医务科科长、医务主任。1928年起，他以医生身份为掩护，在上海开办达生医院、在武汉法租界开办华中大药房，执行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建起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在长江流域的五省总交通站，并为红军采办医药用品和物资。
筚路蓝缕，创红色卫生事业
1931年初，按照党中央指示，贺诚来到中央苏区；11月，中革军委总军医处成立，他担任处长；次年10月，机构更名为中革军委总卫生部，贺诚任部长——红军的卫生事业，从此有了自己的“总指挥部”。
一是建立健全红军各级卫生机构管理体制，提升医疗卫生工作水平。由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医疗条件十分艰苦，疾病减员率很高。当时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尚不健全，没有形成系统的工作制度，各部队没有统一的卫生编制，前后方的医疗卫生机构缺乏联系，伤病员的转移缺乏有效的组织。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贺诚本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1932年10月，根据中革军委的决定，中革军委总军医处更名为中革军委总卫生部，贺诚担任中革军委总卫生部部长。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健全和统一了红军各级卫生机构的编制体制，确立了比较正规的卫勤指挥体系和工作原则。总卫生部之下，方面军、军、师设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连设卫生员；作战时，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根据性质和任务，开设野战医院、兵站医院、预备医院和后方医院，使战伤救护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933年6月，先后颁布《卫生法规》《卫生员工作大纲》《连一级卫生勤务》《师以上卫勤纲要》等关键制度文件，统一和健全了医疗卫生工作的规章制度。因此，红军部队的医疗卫生管理机制得到了全面而系统的建立，卫生行政领导的管理水平和医护人员的专业素质得到了有效提升，同时也有力推动了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二是确立正确的卫生工作方针与原则，保障军民身体健康。中央苏区地处赣南闽西山区，物资匮乏、缺医少药，加之气候湿热，红军中盛行疟疾、痢疾、疥疮和下肢溃疡四大疾病，军民饱受痛苦，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为此，贺诚明确提出“预防第一”的卫生工作方针，在他的领导下，根据地和红军部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卫生防疫运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卫生防疫条例》和《卫生运动纲要》，开展了以预防常见病、流行病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卫生运动。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发布一系列条例、指示，对普通卫生和传染病防治提出具体要求，并创办《健康》报，编印《卫生员讲话》《红色卫生》等报刊书籍，开展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利用标语、传单、讲话、演文明戏等形式，广泛开展宣传，动员大家讲卫生，此举有效提高了根据地军民的防病抗病能力和健康水平。
但是，在红军初创时期，部队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武装斗争，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苏维埃政权，红军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存在卫生机构功能尚不完善、会议极少讨论卫生问题、对伤病员关怀不足等现象。这些情况极大影响了红军战士的作战情绪，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于是，古田会议提出优待伤病兵的问题。为切实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纠正部队医疗工作中存在的军阀思想和官僚作风，减轻伤病员的痛苦，迅速恢复伤病员的健康，贺诚明确提出“一切为了伤病员”的方针，为卫生工作人员确立了一个具体、鲜明的工作方向。这一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红军伤病员的境况得到显著改善，战斗意志得到持续激发，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工作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是创办红军军医学校，培养壮大医疗专业队伍。随着中央苏区和红军部队的日益发展壮大，现有医务人员的数量和专业水平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贺诚认识到卫生工作的关键在于迅速培养大量业务技术骨干，尤其是打造一支忠诚的红色医疗队伍。1931年11月，贺诚提出创办军医学校的建议，获得中革军委的批准。11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瑞金宣告成立，贺诚兼任校长。学校坚持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采取短学制、少而精、边学边干、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培养医务人才。截至长征前，为红军培养了军医200多名，卫生长、卫生员、药剂师、护士等四五百名。同时，还开展了各种类型的训练班，大量培养卫生技术人才。此举有效缓解了中央苏区医务人才紧缺的状况，基本满足革命战争救死扶伤和中央苏区防病治病的迫切需求。
四是筹建红军卫生材料厂，解决药品和器材供应。由于敌人的“围剿”和严密封锁，中央苏区的药品、食盐、粮食奇缺。为应对这一严峻形势，贺诚便筹建红军第一个卫生材料厂。卫生材料厂生产出了医用棉花、绷带、酒精和一般外科器械、药物，特别是创造性地把粉针剂改良为片剂。这些举措有效地解决了红军自创建以来一直面临的严重缺医少药问题，改变了红军单纯依赖战场缴获和采购获得药品器材的被动局面，对打破经济封锁、保障红军作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辗转征战，担军事卫生使命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贺诚随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红军部队面对敌人的重重封锁，经常需要躲避敌军的攻击且随时准备反“围剿”。在进入湘桂边界后，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大搬家”式的队伍已经被拖得疲惫不堪。经过黎平整编，被动的局面得以改善，贺诚也有时间和精力去管理整个部队的卫生工作。由于工作抓得具体，红军在紧张频繁的行军战斗中，仍能坚持各项卫生制度。部队行军中，贺诚总是要求卫生人员要同司令部打前站的同志一样，找水源、烧开水，保证不喝生水；调查疫情，做好安置伤病员的准备。他还督促各连排挖厕所，叮嘱战士用热水洗脚，睡觉时把脚垫高，即“倒脚”促进血液回流，帮助下肢血液循环，防止长期行军引起的下肢静脉曲张和溃疡的发生。
1937年6月，贺诚前往苏联。他先后就读于苏共中央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学院和苏联中央医师进修学院（即鲍特金医学院）。1941年9月，贺诚取道乌兰巴托回国，因边境被敌封锁滞留在当地从事医务工作，直到1945年9月才回到张家口。贺诚以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对卫生工作的真知灼见，出色地领导了东北解放战场的卫生工作，为我军卫生工作的开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者：赣南医科大学罗小燕、毛磊焱）
江一真：“一个都不能落下”
本文为《薪火永续——跨越时空的红医故事》中的一篇，讲述江一真前辈的故事。
“松树仔”踏上革命路
江一真，原名江锡进，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庙前村一个赤贫家庭。因长子夭折，父亲希望这个儿子能像自家房前屋后的青松一样坚韧顽强、生命力旺盛，便给他取了乳名“松松”，也唤作“松树仔”。
可命运并没有厚待这棵“松树仔”：8岁丧母，10岁丧父，他成了孤儿，被过继给同村亲属；不到两年，养父也溘然长逝，江一真再度成了孤儿。
不幸的遭遇，加上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江一真很小便萌生了与命运抗争的革命念头。
1927年，12岁的他为生计所迫，开始外出闯荡。做工之余，他热衷学习新文化，接触到了革命思想。1929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入闽，江一真毅然参加红军，成为宣传队的一名红军战士。1930年6月，因宣传动员工作深受群众喜爱、成效显著，组织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江前进”求学成红医
多次经历生离死别的江一真，常常为人民群众饱受疾病折磨的困境感到伤怀；见到红军战士受伤后因缺医少药而痛苦不堪，甚至牺牲，他为国为民而学医的想法愈加强烈。
深思熟虑后，他主动申请成为一名医务人员。组织上根据部队急需医务人员的实际，考虑到他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把他调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的医务训练队接受培训。五个多月里，江一真勤奋进取，很快从护士升任护士长，直至成为一名合格的见习医生。
1933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第四期面向全军招生。江一真长途跋涉，赶到江西省兴国县茶岭的校部，通过政治、文化和专业考试，被顺利录取。
入学时还有个小插曲：他本叫江锡进，因口音关系，名字被误写成“江前进”。他没有纠正——正好，就借此激励自己：在医学和革命事业上，不断前进。
当时彭龙伯担任校长，李治、孙仪之、李延年等教员都是医界权威；学生由部队或地方选送，很多人原本就是军中的卫生队长、军医或医助。能进入这样的学校，江一真深感庆幸，学习十分刻苦：课堂上认真做笔记，抓紧各种机会向教员求教，废寝忘食，练就了过硬的实操技能，为日后成为高水平的外科医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3年8月，学校搬迁到江西瑞金，随后与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合并，仍称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从卫生学校毕业后，江一真被分配到傅连暲担任院长的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苏区设备条件最好、技术水平较高的医院，有X线设备和化验设备，共设300张病床。他先做内科医生，不久转到外科，虚心好学、边干边学，很快成长为一位能够救死扶伤的红色医生。
长征路上，不放弃一个伤病员
1934年底，江一真跟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那时，部队中的多发病主要是疟疾、伤寒、痢疾和小腿溃疡，江一真一边救治，一边抓预防：指导红军指战员消灭虱子、蚊虫，防疟疾和伤寒的发生流行；要求大家不喝生水，防痢疾。
红军强渡大渡河后，江一真被调到中央红军总收容队，担任医疗队队长。
收容队，是行军序列的最后一段——凡是因脚痛、体弱、有伤带病掉队的人员，都汇集在这里。因为条件恶劣，许多人伤病反复发作，治疗起来相当困难；收容队的医疗工作极为繁重，有时同一处伤病，江一真要反复进行手术。
他带领医疗队想尽了一切办法：对能行走的伤病员，实行边走边治；对行走有困难的，派人帮助，减轻负重；对实在不能行走的，让他骑马，或用担架抬着走。总之，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掉队的人员赶上部队。
收容队守住的，不只是队伍的最后一段路，更是“一个都不能落下”的信念。经过长征路上的磨炼，江一真的医术日渐精湛，救治过众多红军伤病员，逐渐成为军中闻名遐迩的“一把刀”。
与白求恩并肩的“江校长”
长征胜利后，江一真先后担任延安延川县永坪第一后方医院医务主任、安塞重伤医院院长。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战争造成的伤病员数量剧增，救治任务日益繁重，救治经验丰富的江一真逐渐成长为骨干力量。1938年3月底，白求恩长途跋涉来到延安，江一真受中央军委总卫生部指派，负责接待和陪同。5月，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兼手术组组长。
自此，江一真开启了与白求恩并肩作战的光辉历程。1938年6月，白求恩前往晋察冀抗日前线。那里军民伤病人数居高不下，医务人员存在较大缺口。白求恩多次建议开办卫生学校，并提出需要一个语言文化、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都十分过硬的“多面手”来担任校长。为此，他多次电邀江一真共同办校。是年11月，江一真率领八路军巡回手术组抵达晋察冀军区——他的到来，可谓恰逢其时。
1939年9月18日，经过认真筹备，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正式成立，江一真任首任校长，在河北省唐县牛眼沟村举行了开学典礼暨成立大会。白求恩作为学校的倡议者和军区卫生顾问，出席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晋察冀军区是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战火频仍、物资极度匮乏、教学人员短缺——即便办学多年的学校，想维持正常教学都困难重重，更何况是在抗战前线白手起家创建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校。江一真和师生们迎难而上，誓要完成这份“不可能的任务”：校舍、住宿、教员、教材教具、教学安排、临床实战，一道道难题相继攻克。令人欣慰的是，短期内学校就为晋察冀军区乃至全军培养和输送了大量合格的医务人员，为抗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9年11月，为中国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白求恩同志不幸逝世。遗书中，他特意提到让“江校长”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对创办卫生学校以及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学校易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附属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此后，该校虽几经调整、几易校名，却始终保留着白求恩的精神符号。
“冠豸青松”红医魂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江一真继续全身心投入解放战争及国家建设的各项事业。他就像屹立于八闽大地冠豸山上的不老青松一样，坚毅挺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一真先后在故乡福建、革命故地河北和原卫生部等多个岗位工作。无论在何处，他都像自己的名字一样“一路求真”——不忘初心、为国为民。
1991年，江一真身患肺癌，亲笔写下《后事先安排》：丧事从简，不搞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遗体供给医学界的科、教、医选用，以造福人民。
两份遗嘱，跨越半个世纪隔空相望：一份来自白求恩，挂念的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一份来自江一真，托付的是自己身后的全部。生前治病救人，身后造福人民——这就是“冠豸青松”：一棵从闽西红土地里长出来的青松，把根扎在人民中间，把一生献给党的红色卫生事业。
（作者：福建医科大学吴任慰、常陌塘）
龙思泉：红军山上的“红军菩萨”
本文为《薪火永续——跨越时空的红医故事》中的一篇，讲述龙思泉前辈的故事。
红军山上，那双被擦得锃亮的脚
遵义，贵州北部重镇，著名的遵义会议在此召开。每年都有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参观完会议会址，走过红军街，眼前便是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岗——遵义红军烈士陵园，人们尊称为“红军山”。
陵园广场中央，30米高的纪念碑巍然矗立。从碑后顺阶而上，安葬着在遵义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而在邓萍墓的右侧，还有一座不寻常的坟。墓前石碑上，只有三个字——红军坟。
坟前左侧，立着一尊铜像：一位红军女卫生员，左手抱着婴儿，右手拿着汤匙，正在给孩子喂药。最引人注目的，是铜像的两只脚和裤脚——被络绎不绝的游客擦得锃亮。当地人都尊称她“红军菩萨”。
这位“菩萨”，真有其人吗？
她是谁？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
一座坟，三个字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把时间拨回1935年。
那年3月，遵义桑木垭的人民群众在当地堆起一座坟，安葬一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红军卫生员。传说，这位卫生员待群众如亲人，医术高明，药到病除，分文不取。
坟立起来了，碑却难住了乡亲们：他何方人氏？姓甚名谁？谁也说不清。反复商量，最后决定——碑上就刻三个字：“红军坟”。
“红军坟”立起后，前来烧香祭祀、祈求祛病消灾的人日益增多，当地还流传起种种传说：这座坟能庇护群众安康、惩治恶人。国民党统治当局几次派当地民团来平坟，都被当地民众拦了下来。
1953年，遵义市政府修建红军烈士陵园，将这座坟墓迁至小龙山。人们都认为，“红军坟”里安葬的是一位女红军卫生员——但姓甚名谁，依然无人知晓。
直到20世纪80年代，钟有煌的一段回忆，给遵义当地史学工作者送来了重要线索。调查研究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红军坟”的原型不是一位女卫生员，而是一名男红军卫生员。他叫龙思泉。
20里山路，和一阵枪声
龙思泉，出生于广西一个农民家庭，上过几年学，从小跟随父亲学过一些用中草药治病的土法。
1929年，龙思泉参加百色起义，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由于懂得一些医疗技术，不久便当上了连队卫生员；后来又被调到营部，任卫生员组长，负责营部和三个连的卫生工作。
1933年7月，龙思泉随军入闽作战。延平战斗中，他积极抢救伤员，并在战友的协助下缴获十多箱药品器材，受到团部表扬，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第五次反“围剿”中，他战时到前线抢救伤员，平时做好卫生防病工作，营长和教导员经常说：龙思泉在二营，“顶半个医生”。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遵义。龙思泉担任红三军团十三团二营的卫生员，随部队驻扎在城南一带。除了担负全营的防病治病工作，他还积极为当地贫苦百姓看病治病。他工作细致、耐心，又有家传的中医药知识，疗效较好，名声越来越大。
部队离开遵义出发前，一位农民找到二营，苦苦哀求龙思泉去20里外的家里，给病得很重的父亲治病。
问明情况、请示部队后，龙思泉背起药箱就上了路。刺骨的寒风，蒙蒙的细雨，崎岖的山路。
病人病情非常严重，龙思泉顾不上休息，立即给病人看病、开药。病人高烧未退，他就一直守在病人家里，观察病情变化，以便及时治疗。天亮时，病人高烧退了，他又配了几服药，准备返回部队。
推开房门，他愣住了——门前晒谷场上，挤满了四村八寨赶来求医问药的乡亲。原来，“红军‘神医’带着‘神药’”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周围的村村寨寨。
龙思泉留了下来，继续为百姓看病。病人太多，直到次日清晨，他才离开山村，赶回部队驻地。
部队，已经出发转移了。房东刘大伯热情相迎：“红军今天天没亮就走了，你们长官留下话，要你赶快追赶部队。”说着，指明了部队前进的方向。
龙思泉连刘大伯倒的茶都没顾上喝，背起红十字药包就出了门。刘大伯和几名邻居送他上路，站在高坡上，望着他的身影越走越远。不久，从龙思泉离去的方向，传来一阵枪声。
龙思泉，被地方反动分子杀害了。闻讯而来的群众满含悲愤，把他安葬在桑木垭路边山坡向阳的松树林里。
于是，就有了那块碑，和那三个字。
“红军菩萨”与人民信仰
1953年迁建陵园时，这位卫生员的性别并没有经过考证。艺术家们下意识地认为，红军队伍里女卫生员众多，这一定是一位女性——于是，一尊女红军卫生员的铜像，就这样立在了墓前。
而在红军离开遵义后的苦难岁月里，当地百姓每每因病无钱医治，便带着香烛纸钱到“红军坟”前祈祷，希望红军卫生员保佑他们祛除病痛。红军卫生员能治百病的故事流传越来越广，他被遵义人敬称为“红军菩萨”。
再后来，“红军菩萨”救人的故事不断演化。遇到迈不过去的坎，百姓也到坟前倾诉，希望红军卫生员在冥冥之中庇护他们“逢凶化吉”。久而久之，“红军坟”成了遵义人民群众追求幸福、向往光明的化身。
“红军菩萨”在当地成为一种信仰，背后有两重深意。
其一，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龙思泉为解除人民病痛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老百姓自发安葬这位卫生员，又自发保护“红军坟”。一来一往之间，正是军民鱼水情最生动的注脚。
其二，在遵义老百姓朴素的观念里，救苦救难、心肠好、对人有益的人，都可以称为“菩萨”。把一位红军卫生员奉为“菩萨”，是老百姓最真挚的感恩，是最朴素的美好寄托，是中国老百姓对健康美好生活最实在的向往。
（作者：遵义医科大学李娇娇）
编辑：穆荣萱（实习）
校对：于洋
审核：李诗尧 徐秉楠 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