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福建福州鳌峰书院，一位退居乡里的进士接过聘书，身份看似只是教书先生，实际却拥有相当体面的地位和收入。福建读者所说的高祖父，若确曾在同治年间进士及第，后来又出任鳌峰书院山长，那么这份差事，绝不是普通私塾先生可以相比的。
“山长”这个称呼，本身就带着书院传统。唐宋时期，书院主持者多以学问和声望服众；到了清代，书院数量大增，山长逐渐成为一种稳定的教育职位。但它既不是朝廷正式官署，也不属于府学、州学、县学中的有品级教官。
换句话说，山长不是公务员意义上的正印官，却也不能简单看作民间塾师。官办书院通常由地方官府管理经费、延聘师儒，山长凭声望受聘，领取固定薪资，性质更接近一种由官方支持的专门教育职位。
清代书院大体分为几类。省城书院规格最高，鳌峰书院、岳麓书院、紫阳书院都在其中；府、州、县一级书院规模较小，影响范围也相应有限。还有不少由地方绅商捐资兴办的私立书院，虽不直接隶属官府，却同样承担着培养士子的职责。
值得一提的是，书院和府学、县学并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府学、县学属于正式官学，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教职有明确品级；书院则主要承担补充作用，弥补官学课程单一、师资不足的问题。
雍正以前，各省书院多由地方筹建，朝廷一般不直接拨给固定钱粮。雍正十一年，朝廷开始要求各地拿出部分经费资助书院，学生由此可以获得膏火银，也就是用于读书生活的补助。乾隆时期，书院建设进一步扩展，许多府县都设有规模可观的书院。
朝廷既然把书院视作教化士人的场所，对山长人选自然格外看重。乾隆曾要求，山长必须“经明行修”，能够成为读书人的榜样。这个标准很实际：只会讲文章不够，还要有科名、阅历和操守，能够指导学生应试，也能在地方士林中服众。
因此，省级书院山长大多由退休或退居乡里的进士担任。府州书院通常要求举人以上，县级书院的门槛会低一些，但也不能没有学问和名望。正在任职的地方官，一般不宜兼任山长，原因就在于书院需要相对独立的讲学身份。
鳌峰书院的待遇，能够说明省级书院山长的收入水平。按照相关记载，嘉庆十五年以后，山长年俸为六百两白银。聘任时另有聘金十六两，路费视远近而定，最高可到二十四两；每月伙食费十两，一年一百二十两，遇到闰月还会增加。
节令方面也有固定礼银。端阳、中秋和年节各十两，一年三次。到任时有下马银三两，初到前三天每天另给三两；山长生日以及父母生辰，也有寿礼银。卸任回籍时，还有一笔程仪，书院开馆、散馆之际同样会发放礼银。
这些项目若按全年统算，鳌峰书院山长的实际收入大约在八百多两，具体数字会因是否计入闰月、礼银和临时支出而有差别。若再加上学生馈赠的节礼，收入可能超过千两。不过，这类馈赠并无统一标准，不能像年俸那样精确计算。
有一次学生问山长：“先生，书院给的俸银，是否比做官还多？”山长答道：“只看俸禄，确实不低；若论权力和前程，不能混为一谈。”这句话很能说明问题。山长收入优厚，却没有地方官那样的行政权，也没有官员升迁和养廉银等制度待遇。
鳌峰书院位于省城，名声和生源都属上乘，收入自然不能代表所有书院。四川方亭书院、龙门书院一类县级书院，山长每年固定所得可能只有一百两左右，加上杂项收入，大致在一百五十两上下，和省级书院相差甚远。
清代不少地方官的正式俸禄并不高，真正影响生活水平的往往是养廉银和各种地方性收入。山长没有同等的行政资源，却能凭学问获得稳定报酬，且不必承担日常政务，这正是许多退居进士愿意受聘的原因。对一名有科名、有声望的读书人来说，鳌峰书院山长既保留了士林地位，也足以维持优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