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与俦这个名字，对很多省外读者来说十分陌生。提起贵州历史，大家常常想到山川秀美，想到多样的民族风情，却很少留意，在两百多年前，西南大山深处，曾有一位读书人，用一生的坚守，在遵义种下读书传学的种子。很多人听过莫友芝的大名，知道他是晚清西南有名的学者，却不知道莫友芝的学识根基，全部来自他的父亲莫与俦。莫与俦不只是一位普通的父亲，更是扎根遵义十九年的府学教授，汉三贤祠的创建人，黔北沙滩文化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莫与俦是贵州独山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年少时的莫与俦，生活在黔南山区，读书条件远不如中原江南地区。当地书籍稀少，求学的途径有限，想要读书明理，全靠自己多方寻书，手抄研读。艰苦的成长环境，没有磨灭他读书的志向，反而让他明白文化传播有多珍贵。
经过多年苦读，莫与俦在嘉庆四年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担任庶吉士，之后外派到四川盐源担任知县。在知县任上，他处理地方事务，体恤百姓，见识了基层社会百态。原本仕途可以继续向前走，家中长辈年事已高，出于尽孝的想法，他选择辞官回乡，不再继续做官。
回到贵州之后，莫与俦没有闲居度日，而是去往独山紫泉书院讲学。书院讲学的日子，让他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做官可以治理一方百姓，教书育人，却能影响几代人的思想。道光二年，朝廷任命莫与俦担任遵义府学教授，他带着全家搬迁到遵义。
府学教授，就是当地官方学堂的主讲先生，掌管地方官学，负责当地学子的教学。这一份官职品级不高，事务繁琐，很多读书人并不愿意长久驻守。莫与俦在这里一待就是十九年，一直到离世，都没有离开遵义。
来到遵义之后，他发现当地学子读书的思路有局限。当时不少读书人读书只为应付科举考试，一心钻研应试文章，忽略了典籍本身的内涵。莫与俦推崇汉代的治学传统，主张踏踏实实研读古籍，考究文字，读懂经典原本的意思。他不排斥科考，却不认为读书的目的仅仅是考取功名。读书，是学会分辨事理，懂得修身做人，了解本土这片土地曾经出现过的先贤。他一边给府学的学生授课，一边四处寻访贵州本地的古代事迹，慢慢了解到，早在汉代，贵州这片土地上就出现过三位了不起的读书人，舍人、盛览与尹珍。
舍人曾经为《尔雅》作注，是最早对这部辞书进行注解的学者之一。盛览是牂牁本地人，学习辞赋，钻研文学。尹珍更是让人敬佩，在汉代交通极其不便的年代，不远千里远赴中原，拜入经学大师许慎门下学习，学成之后，毅然回到西南故土，在乡里办学，教化偏远地区的百姓。这三个人，是贵州最早的文化开拓者。漫长岁月流逝，中原很多地方的读书人知晓众多古代名士，可在贵州本地，这三位先贤的故事渐渐少有人提起。莫与俦心里生出一个想法，他打算修建一座祠堂，专门供奉这三位汉代先贤，取名汉三贤祠。
修建祠堂，不是单纯修建一座建筑用来祭拜。莫与俦想借着这座祠堂，告诉遵义的学子，贵州并不是没有文脉的蛮荒之地。早在千年前，这片土地就有人远赴中原求学，学成之后不忘故土，回乡传播学问。后辈读书人不必妄自菲薄，大山挡得住道路，挡不住求学的心。
祠堂选址在遵义府学宫的左侧，建成之后，他带领学生前来祭拜先贤，讲述三位古人的经历。他还安排自己的弟子郑珍，写下《汉三贤祠记》，把建祠的初衷和三位先贤的事迹记录下来，留给后世。
在遵义讲学的漫长岁月，莫与俦门下走出不少优秀学子。郑珍和莫友芝，是其中最出名的两位。莫友芝是莫与俦的儿子，从小跟随父亲在府学里面读书，耳濡目染父亲治学的方式。莫与俦在家教学，不会强迫孩子死记硬背书本，带着孩子研读文字古籍，一起探讨典籍里面的疑问。郑珍本来就是遵义本地人，拜入莫与俦门下之后，在老师的引导之下深耕经学与地方史志。后世常常把郑珍和莫友芝并称，两人一同成为晚清西南最重要的学者，而他们学问的起点，都来自莫与俦。
很多人会好奇，一个进士出身，做过知县的读书人，为什么放弃官场，一辈子守在西南府学教书。放在那个时代，读书人的主流追求是不断升迁，在朝堂施展抱负。莫与俦见过官场，也清楚做官能够获得的名利。但他看到西南地区文化薄弱，愿意沉下心，做一件见效很慢的事。
教化这件事，不像兴修水利，几年之内就能看见实实在在的成果。教书育人，影响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才慢慢显现出来。他在府学里面，日复一日讲解经典，纠正学子浮躁的读书心态，鼓励大家重视本土历史，记住故土先贤。
普通人看历史，很容易把目光放在高官名将身上，觉得只有身居高位，做出惊天大事，才算有价值。莫与俦的人生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看待价值的角度。人的一生，不一定非要追逐权势财富。选择扎根一地，静下心来传递知识，唤醒当地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同样可以留下厚重的影响。一座汉三贤祠，建筑本体历经岁月变迁，早已不复当年模样，可是祠堂承载的精神，一直流传下来。它提醒着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文化传承从来不是依靠少数远方名人，而是一代又一代普通人接续坚守。
放在今天，我们依然能读懂这份坚守的意义。现在信息获取十分方便，手机轻轻一点，就能查到海量知识。可很多人获取信息，只是碎片化浏览，很少沉下心去了解家乡过往的人和故事。不少人对故土的历史一无所知，总觉得文化都在远方，忽略脚下这片土地藏着的人物与故事。莫与俦当年修建汉三贤祠，就是希望年轻人看见本土先贤，建立文化自信。这份想法放到今天依旧适用，每一座城市，每一片乡土，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人物。读懂本地先辈的故事，才能更深理解脚下这片土地。
莫与俦的一生，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战事，也没有权倾一时的地位。他一辈子做的事，简单又单调，教书育人，寻访古事，修建祠堂，整理典籍。道光二十一年，莫与俦在遵义府学教授任上去世，走完了七十八年的人生。他留下《贞定先生遗集》《二南近说》等著作。他离开之后，他的学生和儿子继续沿着他开辟的治学道路走下去，带动整个黔北学术风气，形成后人所说的沙滩文化。沙滩文化影响范围不局限于遵义，辐射整个贵州，成为中国西南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很多外地游客来到遵义，大多会关注红色历史，寻访知名景点，很少会主动去了解汉三贤祠的故事，了解莫与俦、莫友芝、郑珍这群清代学者。历史有很多侧面，宏大的大事件值得铭记，这些扎根乡土，默默传承文脉的读书人，同样不该被遗忘。中原文脉源远流长，而西南的文化，不是凭空出现，是一代代像莫与俦这样的读书人，克服交通闭塞、书籍匮乏的重重困难，一点点积累，接续传承，慢慢生长出来。
莫与俦选择留在遵义，不只是一份工作选择，更是一份文化上的担当。在那个年代，愿意留在偏远地区长期讲学的进士，并不算多。很多读书人一旦有机会，都希望去往繁华的中原或者江南任职。莫与俦反其道而行，辞官回乡，又扎根遵义十九载。他心里明白，越是文化薄弱的地方，越需要有人留下来教书。一个地方缺少读书人，地域的历史记忆就容易中断，先辈事迹会慢慢被后人遗忘。汉三贤祠，本质上就是一座记忆的容器，用来保存贵州汉代先贤的事迹，不断提醒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莫与俦教育后辈，讲究踏实治学，不追求浮华空洞的文字。这样的治学理念，也影响了莫友芝一生。莫友芝后来走遍各地，搜集古籍，考证金石，成为全国知名的学者，在版本目录学、文字学领域留下大量成果。莫友芝所有学问的根基，正是年少时期父亲莫与俦在遵义府学给他打下的。
家庭教育加上府学讲学，两种途径一起，培育出一代西南大儒。父子二人，一前一后，在贵州文化史上留下父子学者的佳话。郑珍作为莫与俦的弟子，深耕贵州地方志，撰写典籍，整理乡土史料，大量贵州古代的历史资料，依靠郑珍的文字得以保存流传。
回望这段两百多年前的往事，不难发现文化传承是一场漫长接力。莫与俦是接力当中非常关键的一棒，他发掘本土先贤，建立祠堂，传道授业，把治学的理念传给学生与儿子。之后莫友芝、郑珍接过这一棒，继续研究、记录、传播，他们的著作，又被后世学者研读参考。文脉传承，就是这样一代传递给一代，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离世就此中断。这种接力，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宣传，依靠的是长久的坚持。
放到当下，很多人感慨静下心读书很难。短视频、短消息占据大量空闲时间，大家习惯快速浏览，很难沉下心研读典籍，深入了解一段地方历史。莫与俦身处书籍稀缺、交通闭塞的大山之中，尚且坚持读书治学，想方设法带动一地学风。如今获取资料的条件远远优于清代，我们反而常常缺少沉下心阅读和了解乡土历史的耐心。我们不必像古人一样钻研经学，但是了解家乡历史，记住本土先贤故事，依旧有意义。了解故土过往，人会多一份归属感，看待世界的视角也会变得更丰富。
汉三贤祠旧址，就在如今遵义红花岗区凤凰路一带。祠堂建筑本体历经岁月损毁，我们现在无法亲眼看见当年莫与俦主持修建的那座古祠。但是祠堂承载的故事，不会跟着建筑消失。舍人、盛览、尹珍三位汉代先贤，经由莫与俦的发掘和推崇，被更多后人知晓。
如果当年没有莫与俦修建这座祠堂，组织学生祭拜、撰文记录，三位先贤的故事，大概率会埋没在历史长河，少有人知晓。莫与俦做的这件事，看似只是建一座祠堂，实则保住了贵州一段珍贵的早期文化记忆。
很多人评判古人，习惯用简单标签去概括。提到清代文人，不少人第一印象就是埋首八股，一心科举。莫与俦打破这样单一的印象。他本身考取进士，熟悉科举制度，却不把科举当成读书唯一终点。他鼓励学生既要应对考试，也要研读古书，知晓本土历史，树立独立的认知。
他清楚读书除了谋求仕途，还有修身、识史、传承乡土文化的价值。这样的教育理念，放在今天依旧值得我们思考。现在很多家长重视孩子读书学习，目光大多放在考试成绩上，却很少引导孩子了解家乡历史，建立乡土认同。莫与俦的教育思路，可以给当代家庭教育带来一点启发，读书不只为了应试，认识故土、知晓先贤，同样是学习重要的一部分。
莫与俦一生的经历，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何为成功。世俗意义的成功，往往和职位高低、财富多少挂钩。莫与俦放弃知县的仕途机会，一辈子担任府学教授，官职低微，收入有限。从世俗标准看，算不上高官显贵。可两百多年过去，当年很多身居高位的官员，名字早已无人记得。
莫与俦，连同他的学生、儿子，依旧被后人提起，他修建汉三贤祠的事迹，他推动遵义文教的故事，被记录下来。时间会冲刷功名利禄，但是扎根乡土、传承文化留下的力量，可以长久留存。
贵州这片土地，自古群山阻隔，在古代交通条件下，和中原交流并不顺畅。很多人刻板认为古代西南地区文化落后，没有本土文化根脉。莫与俦的故事，连同汉三贤的事迹，正好打破这种固有印象。贵州不是文化荒漠，早在汉代就有求学传道的先贤，清代又有莫与俦这样的学者发掘本土文脉，培育后辈。地域的偏远，不等于文化空白，大山挡不住求知的愿望，也挡不住文化代代延续。
莫与俦离世之后，后人感念他教书育人的德行，给他私谥贞定先生，他的文集也以贞定命名。这份评价来自他的门生，代表后辈学子对这位老师发自内心的敬重。他留下的文字著作，体量算不上浩大，但是价值重在思想与教化。比起著作，他留下更珍贵的，是一种扎根乡土、潜心治学、不忘先贤的精神。这种精神，随着沙滩文化传播，长久滋养黔北大地。
一段地方历史，不会只躺在古籍书页里面。当我们读懂莫与俦建汉三贤祠、在遵义十九年教书育人的故事，我们再走在遵义的街道上，看待这片土地的感受就会不一样。脚下这片土地，除了大家熟知的红色记忆，在两百多年前，也曾有一位教书先生，日复一日在学堂讲学，牵挂本土先贤，期盼当地学子明理向学。历史藏在城市的角落，等待更多人看见。
很多人读地方史，总觉得离自己很远，是书本里面遥远故事。其实历史和普通人紧密相连，我们今天拥有的地域文化认知，都是一代代人不断整理、记录、传承而来。如果过去没有莫与俦这类乡土学者去发掘先贤事迹，很多本土往事就会彻底遗失。每一座城市，都有类似被人淡忘的本土人物。去了解他们的故事，也是读懂我们生活这片土地的过程。
莫与俦的故事，跨越两百多年，依旧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一个人选择放下官场前程，留在西南山城教书育人，修建祠堂纪念汉代本土先贤，培养出郑珍、莫友芝这样的学者，撑起一地文脉。他没有惊天壮举，只用日复一日的教学和坚守，在西南大山之中，守护一段本土文化。
不知道在读文章的朋友，之前有没有听说过莫与俦和汉三贤祠的故事？你家乡有没有被人淡忘的历史先贤，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知道的乡土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