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散尽很多年后，两国早已握手言和。
那时候，刘昌友身份变了，成了昆明军区主管外事的副司令，有回专门负责接待那边的军方代表团。
一帮昔日的对手聚在一起，那场面倒是挺客气。
刘昌友安排人在河口把客人接进来，一路陪着逛了开远、个旧。
逛商场的时候，这帮客人盯着一种的确良“凉衫”挪不开眼。
说实话，这玩意儿当时在国内早就不稀罕了，属于压箱底的滞销货，可客人们却觉得是宝贝，爱不释手。
刘昌友看在眼里，心里敞亮，大袖一挥，每人送一套。
临走的时候，对面那叫一个千恩万谢。
瞅着这帮笑呵呵的面孔，谁敢信？
倒退几年，就是这帮人的战友，天天在广播里咬牙切齿，骂刘昌友是“屠夫”、“战争贩子”，甚至明码标价，悬赏整整五千美刀，就要他项上人头。
这五千美金的梁子，咋结下的？
根本不是因为脾气大，而是因为刘昌友这仗打得太精、太毒。
回过头看当年的老山博弈，不管是4.28拔点，还是7.12坚守，骨子里都是一场精细到极点的算账。
咱先在那场收复战上盘一盘。
1983年年底，40师领了军令状。
起初的作战会上，摆在台面上的方案中规中矩：118团团长刘永新带着人去主攻松毛岭，119团去啃老山主峰。
这时候，刘昌友坐不住了，抛出一个让所有人瞪眼的提议：调个个儿。
让118团去打老山，119团去打松毛岭。
为啥非得换？
这里头藏着一笔“用人”的账。
他对这两支队伍的底细摸得门儿清。
松毛岭那是块硬骨头，地形鬼得很，非得要一支能打恶仗的队伍不可，而119团正是他一手带出来的老底子。
这种临阵换将，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一旦打砸了，提议的人得背大锅。
可刘昌友心里有谱，因为他手里攥着一张王炸——大炮。
都说这仗赢在大炮上，这话一点不假，可到底猛到啥份上？
当时40师光是口径75毫米以上的家伙，就拉上去快六百门，高射炮也有一百来门。
要是把底下连队的那些小炮全算进去，全师差不多攒了两千门火炮。
这阵仗摆开，只要一声令下，那地皮不光是翻身，简直得被犁上好几遍。
可战场上光有炮管子没用，得有人往里填铁疙瘩。
那时候的卡车，一车皮也就拉50发。
换句话说，光伺候他这一门炮，一天就得五辆大卡车连轴转。
为了维持这种不要命的火力输出，炮兵团长朱明湘那是拼了老命，每天眼皮子也就合上两钟头。
困得不行了咋办？
抓起辣椒就生嚼，两个月下来，硬是把胃给嚼坏了，人瘦了整整三十多斤。
开打前，有位老资格首长问刘昌友：119团拿下松毛岭得费多大劲？
刘昌友伸出两个指头：顶多俩钟头。
首长追问：那老山呢？
刘昌友回话：四个钟头。
老首长没言语，只是摇摇头，觉得这个参谋出身的指挥员把打仗想得太顺了。
结果呢，还是老将眼毒。
从4月28号清晨5点56分开炮，直到119团六连把红旗插上高地，前后折腾了六个钟头。
虽说比预算的时间长了点，但活儿是干得漂亮。
这一仗，把对面打得嗷嗷叫。
对方二军区司令部立马拍桌子发誓，拟了个计划叫“北光”，号称三天就要把阵地夺回来。
这就有了后来那场惨烈到极点的7.12大反扑。
这完全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
对面为了找回面子，砸下了四万多号人，把家底子里的精锐和重炮全拖了出来。
而当时119团守阵地的也就两个营，硬是要顶住人家两个团的轮番冲击。
兵力差这么多，咋弄？
对面也不傻，战术灵活得很，那是出了名的能吃苦、守纪律，尤其是小股部队搞偷袭有一手。
他们晓得解放军炮火猛，就玩起了“贴身膏药”战术——趁着炮火停歇的空档，玩命往咱阵地眼皮子底下凑。
这下给守军出了个大难题：敌人就在鼻子底下，开炮吧，容易炸着自己弟兄；不开炮吧，敌人眼看就冲上来了。
作战会上，刘昌友咬牙定下了一条听着冷血的规矩：“敌打我阵地，我打我前沿。”
这十个字，透着一股狠劲。
啥意思？
就是既然敌人乐意往咱眼皮底下的死角钻，那咱们的炮火就对着自家前沿阵地盖过去。
这简直是在刀尖上跳芭蕾。
它要求步炮协同得精确到秒针，步兵得把命交给炮兵。
这种打法对自己人的心理那是极限施压，但效果却是毁灭性的——敌人的冲锋队刚摸到前沿，还没来得及散开，就被头顶砸下来的弹雨给切断了退路。
这一仗从早打到晚，把对手彻底打服气了。
不过，除了明面上的火炮互怼，还有一种看不见的厮杀更要命，那就是情报战。
好多人觉得对面穷，情报肯定不行。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那会儿，对面的情报网撒得极细。
刘昌友的老父亲快六十了，拄着棍子从老家赶来前线看儿子，这事儿居然都被对面给盯上了。
最让刘昌友后背发凉的是，后来破获的电台里发现，对面掌握的一些情报，源头竟然来自内部一个连队的副指导员。
为了堵住这个漏洞，解放军后来甚至逼得没办法，改用温州话，甚至是少数民族土语来喊话传令，这才让对面的监听变成了听天书。
在这种几乎透明的战场环境下，刘昌友咋活下来的？
全靠一道“数学题”。
拿下老山后，刘昌友两次上主峰看望弟兄们。
这两回，都被对面的观察哨给咬住了。
刘昌友心里明镜似的，对面恨不得立马撕了他。
但他不慌，因为他心里有笔账。
从对面发现目标，到一级级汇报，再到通知炮兵计算射击参数，最后装填开火，这一套流程走完，就算动作再麻利，也得耗掉差不多十分钟。
所以，刘昌友给自己立了个铁规矩：上主峰，满打满算绝不超十分钟。
时间一到，天王老子留也不停，立马撤。
果不其然，他前脚刚走，后脚敌人的炮弹就跟犁地一样，把刚才他站的地方给翻了一遍。
好多战士看傻了眼，传得神乎其神，说首长身上有“避弹衣”。
其实哪有什么神术，这不过是一个参谋出身的指挥官，把敌人的作战规律算到了骨头里。
这不光是躲炮，这是对战争法则的极致应用。
在那片没季节之分、水贵如油的老山阵地上，战士们一天只能分到一斤水，有时候大便干得像石头蛋子，七天才能拉一回。
刘昌友去前线，战士把仅剩的半缸救命水端给他，看着那一双双裂着口子的嘴唇，他哪喝得下去。
正因为晓得前线有多苦，他在下命令的时候才必须更理智、更精准。
因为指挥官的一个念头歪了，代价就是无数条鲜活的命。
很多年后，当他在河口送出那几件“凉衫”的时候，心里头或许会闪过一丝念头：
不管是那每天要填239发炮弹的装填手，还是那悬赏五千美金的人头令，又或者是那生死攸关的十分钟，所有的硝烟和算计，最后都化成了这一刻的风平浪静。
只是，这平静背后付出的代价，活下来的人，这一辈子也忘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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