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天快结束那会儿，红七军团指挥部里，空气安静得吓人。
桌上那张刚刚译出来的电报，短短几个字，却像块大石头压在所有人胸口：拿下福州。
咱们把话摊开说，这哪是打仗？
这分明是让一群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疲惫队伍，去硬磕一座有正规军重兵把守的大城市。
看看当时红七军团是个什么家底：满打满算四千号人，两条腿跑了不知多少里地，累得都要散架了。
手里家伙什更寒酸，一千二百来支长短枪，几挺机枪，再加上六门迫击炮，这就算顶配了。
剩下的弟兄？
肩膀上扛的是大刀，手里拿的是长矛。
再看看对面是谁？
王敬久带着第87师在那守着。
那可是蒋介石的心头肉，清一色的美式德式装备，兵强马壮，足足一万多人。
四千个疲惫不堪的红军，对阵一万个武装到牙齿的精锐。
按兵法讲，攻城得有三倍兵力才敢动手，咱们现在连人家一半都没有。
更别提重武器了，简直没法比。
这就是让弟兄们去送死啊。
军团长寻淮洲当时就急眼了。
这位红军队伍里最年轻的指挥官，才21岁。
别看学历不高，也就是个小学毕业，可人家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真本事。
当初林总当军团长都25岁了，寻淮洲比他还早了4年出头。
寻淮洲心里那笔账算得门儿清：拿大刀长矛去捅人家的机枪窝，这仗没法打。
这段事儿寻淮洲是亲眼见过的，硬碰硬啥下场，他比谁都明白。
既然是军事主官，他把态度撂在那儿了：坚决反对。
可坐在他对面的政委乐少华，态度比铁还硬。
乐少华跟寻淮洲完全不是一路人。
这位政委喝过洋墨水，在莫斯科受过正统教育，满脑子都是国际共产主义那套理论。
在他看来，天大地大，命令最大：下级听上级的，全党听中央的。
“这是党中央的命令，咱们必须执行，没得商量。”
这话一砸下来，就像泰山压顶。
在那会儿的红军队伍里，政委要是搬出上级命令，那就是最终拍板的人。
这下子局面僵住了：懂打仗的说这事儿不行，懂政治的非说必须得干。
换了你，你咋办？
是违抗命令保住家底？
还是硬着头皮去赌命？
官大一级压死人，乐少华硬是把攻城的决定给通过了。
仗既然非打不可，那难题又踢回给了指挥员：这四千弟兄的命，怎么才能不全扔在福州城底下？
就在这时候，参谋长粟裕站了出来。
粟裕比寻淮洲稍大一点，参加过南昌起义，朱老总都夸他是“青年战术家”。
既然命令顶不回去，那就得想办法怎么把伤亡降到最低，在战术上找找空子。
他和寻淮洲盯着地图看了又看，还真发现了个破绽。
福州城的防守有个大漏洞，挺矛盾的。
西南边，那是铜墙铁壁，当年十九路军修的永久工事，碉堡一个接一个，外面还是水网密布，简直就是个死地，谁去谁死。
可东北边呢？
情况完全两样。
听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刘英回忆，那边为了修飞机场，城墙都拆了，地势平坦，还没那么多水沟子拦路。
这就好比一个武士穿着厚铁甲，偏偏后背露出一大块肉。
那会儿的情报也说，王敬久手底下虽然有一万多人，但也并不全是铁板一块。
除了那两个主力团，剩下的好多是被红军打散过的残兵，还有些没见过世面的警察。
这些人说好听点是守城，说难听点就是惊弓之鸟，躲在工事里头都不敢探。
粟裕心里的算盘是这么打的：正面硬冲肯定不行，那就玩个“声东击西”。
大部队假装猛攻西南，把敌人的魂都勾过去；然后挑出一支最能打的突击队，从东北边那个防守空虚的缺口狠狠插进去。
只要能冲进城里，那一万多人的重武器优势就没用了，红军擅长的近战夜战就能派上用场。
这也是死局里唯一能看见的一线生机。
战斗打响了。
红军战士那种不怕死的劲头，确实把王敬久吓了一跳。
可打仗光靠拼命不行，还得讲科学，这装备差距不是靠勇气就能填平的。
虽说粟裕眼光毒辣，一眼看穿了敌人的软肋，可那时候红军在攻坚手段上，确实有硬伤。
后来粟裕将军在回忆录里复盘这事儿，说得特别透彻，指出了两个要命的地方：
头一个，没重炮。
碰到敌人的碉堡，没有炮火掩护，战士们只能拿血肉之躯往上填。
再一个，也是最关键的，那会儿红军还不懂啥叫“近迫作业”。
啥意思呢？
就是通过挖战壕、搞土工作业，把出发阵地一直推到敌人眼皮底下，哪怕离着几米远都行，这样冲锋的时候就能少死很多人。
这办法听着土，可在攻坚战里那是保命的绝活。
可惜啊，这一套在1934年还没成气候。
直到6年后的1940年，陈赓大将在关家垴那一仗才开始试着搞；真正把这招玩得炉火纯青，那是1948年淮海战役碾庄那会儿的事了。
对于1934年的寻淮洲和粟裕来说，他们是在用超越时代的胆量，去填补那个时代战术上的空白。
结果不出所料，福州没打下来。
红七军团虽然一度吓得省城里鸡飞狗跳，但最后还是因为伤亡太大、啃不动骨头，不得不撤了出来。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这就只是一次瞎指挥弄出来的败仗。
乐少华像个死读书的呆子，寻淮洲和粟裕就是被错误命令坑了的倒霉英雄。
可要是把眼光放长远点，往后推两个月，你会发现这里面藏着个惊天的大秘密。
这压根就不是为了占地盘。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战略忽悠”。
1934年8月，也就是红七军团打福州这会儿，瑞金那边的中央红军总部正琢磨一件大事——战略大转移，也就是后来的“长征”。
八万主力要走，得有人在别处弄出大动静，把国民党的围剿大军引开。
红七军团，这支挂着“北上抗日先遣队”名号的孤军，其实就是那个“诱饵”。
让他们去打防守严密的省会福州，根本不是为了占领，而是要制造一种假象，让敌人以为红军主力要在东南方向搞大动作。
这就能解释为啥会有那么一道看着离谱的命令了。
所谓的“声东击西”，红七军团就是那个负责在“东边”吆喝的牺牲品，为的是掩护主力在“西边”撤退。
最让人心疼的是，这事儿是绝密。
作为一线指挥员的寻淮洲、粟裕，甚至连政委乐少华，当时都被蒙在鼓里。
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诱饵，还以为真的是要去打下福州、建立根据地。
直到10月12日，也就是主力动身前两天，总部才给这支孤军发了新通知。
这时候，他们才隐约明白，弟兄们在福州城下流的血，到底是图个啥。
寻淮洲反对攻城，那是从打仗的角度看，没错；乐少华坚持攻城，是从服从命令的角度看，也没错；而总部下达那个必死的命令，是从全局战略看，更是为了大局。
这就是战争最冰冷的一面。
谁都不是傻子，也没谁是纯粹的坏人。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了“最优解”，可这些决定凑到一块儿，就成了一场注定要流血的悲剧。
攻打福州虽然没拿下城池，但在战略上，确实把国民党高层吓了一跳，逼得他们分兵回防，给中央苏区减轻了压力。
这一仗，红军战术上输了，但赢到了时间。
咱们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争论是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还是该“坚决服从”，往往容易钻牛角尖。
但红七军团的故事告诉咱们，真正的英雄，不光是能以少胜多，更是在看不清前路的时候，依然选择信任和执行，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1934年11月，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到了闽浙赣苏区，跟方志敏汇合了。
没过几个月，天才战将寻淮洲就在战斗中牺牲了。
而活下来的粟裕，带着几百个残兵在浙西南的大山里钻了三年林子，打游击。
多年以后，这位当年在福州城下愁得没法子的“青年战术家”，终于成长为指挥千军万马横扫天下的战神。
历史这本大书，从来没有哪一页的血是白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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