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人的心目中，五代的阴影无处不在。可以说，他们处心积虑设计出来的大多数令今人叹为观止的制度规范，都是“惩五代之戒”。
撰文丨陈季冰
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在国内民众中引发了一轮少见的“五代热”。
算起来“五代”一共只有54年，但中原王朝就更替了5个，更别说主要在南方的好几个割据政权。所以这个时期也常被称为“五代十国”。要搞清楚这段“乱哄哄你唱罢我登场”的纷乱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五代时期显然不是什么“太平年”。但对于宏观历史而言，五代时期孕育了许多制度创新。这段时期堪称中国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很大程度上说，被陈寅恪先生誉为“华夏文明造极之世”的宋代政治的基本面目，亦是由五代所塑造。
今天我们读宋史时经常会看到，在宋人的心目中，五代的阴影无处不在。可以说，他们处心积虑设计出来的大多数令今人叹为观止的制度规范，都是“惩五代之戒”，也就是从五代汲取教训，防范那样的乱世再临。
但这种努力是双刃剑，一方面，如果不是那样，则中国历史上大概率就不会有320年繁荣的大宋，而五代则会变成“六代”……另一方面，它也直接酿成了有宋一代“兵不善战”、始终被北方游牧民族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恶果。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看看宋人尤其是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这样的大家，在当时是如何记录和评价刚刚过去的那段五代史的。
01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正月，因“乌台诗案”而谪贬黄州（在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的苏轼蒙宋神宗手诏，许他移至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汝州在今河南平顶山，比黄州距京城要近得多。这是皇帝给予这位名满天下的大文士的“特殊照顾”。
诰命于三月上旬抵达黄州，苏轼一家于四月一日辞离黄州，沿长江一路顺流而下，然后再沿大运河折向北上。六月底、七月初，东坡抵达金陵，见到了下野后的王安石。
自熙宁九年（1076）十月第二次罢相，王荆公已经在此地闲居了8年，当时它的官方正式名称叫做江宁府。这是他青少年时代成长的地方，也是他父母安息之所。他对这里比对故乡江西抚州更加熟知，也更充满感情。
苏轼此番在金陵城共盘桓了一月有半，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这位文坛前辈和昔日官场上级，也是他与王安石朝夕相处最久的一次。此时的两人都远离了现实政治的风口浪尖，一身轻松的他们便有了说不完的共同语言，“剧谈累日不厌”。这也是这些年来东坡第一次真正“棋逢对手”——遇到一位天赋与才情相当的对话者。
元丰中，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悦。（蔡絛：《西清诗话》卷上）
经史与佛学，是他们的话题中心。
要论文章传承，王安石与苏轼都出自欧门。“一代文宗”欧阳修不但自己文才独步天下，还先后栽培提携了曾巩、王安石和苏轼三颗中国文学天空中的璀璨巨星，他是名副其实的“一世之师”。
也许正是因为这层关系，王安石再次见到苏轼，立刻又想起了两人共同的伯乐与恩师——已于熙宁五年（1072）离世的欧阳修。他说：“子瞻当重作《三国书》。”
欧阳修曾因不满意宋初薛居正等奉旨所撰的官修《五代史》，特意私自又重修了一部。他的这个版本后世一般称《新五代史》，薛本于是便成了《旧五代史》。
不知为何，王安石对此耿耿于怀，他认为欧阳修应该把宝贵的精力才华用于重修《三国志》才对。他不止一次抱怨过，“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恨其不修《三国志》而修《五代史》耳”。
另一种说法是，王安石对欧公撰《五代史》一向评价不高。一次神宗问他：“卿曾看欧阳《五代史》否？”他回答说：“臣不曾仔细看”，接着略带揶揄地说：“但见每篇首必曰一‘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
此事发生在熙宁八年，因时任三司使章惇之荐，朝廷特赐欧阳修之子、大理寺丞欧阳发（字伯和）进士出身，神宗皇帝由此与宰相王安石聊起乃父的《五代史》。王安石当时还说，自己只读了几册，觉得“其文辞多不合义理”。批评得甚是严厉。
但也有一些记载与此很不同。据说，有一天王安石看到大弟王安国的书案上放着这部书，便问道：“此书何如？”安国回答说：“（欧阳公）是在以明白易晓之言，叙扰攘难尽之事。要对它作出准确公允的评价，很不容易。”王安石听了，觉得弟弟的话诚恳而切当。
黄庭坚也曾回忆说：欧阳文忠公的《五代史》成稿后，有人作了篇序置于书前。王荆公看到后十分不屑地说了句粗话：“佛头上岂可着粪？”
综合起来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的判断：
首先，以欧阳修在当时“一览众山”的文坛泰斗地位，在官方体系之外自行修撰一部《五代史》，可能引起了不少关注与议论，以至于皇帝都感到有些不安。
在王朝时代，修史、特别是修刚刚过去的前代史，远不是做学问那么单纯，那可是一桩与本朝皇权合法性高度勾连的庄严大事，政治仪式感非常浓厚。而就王安石而言，身为宰相的他必须对朝廷官修的那部《五代史》作出适当的维护，哪怕那已是百年前的事了。
当然，他本人对欧公《五代史》的确也是不满意的。但另一方面，他对于欧阳修花了那么大心力独自一人完成这部巨著又心存敬意。
02
如果王安石确实贬低过欧阳氏《五代史》，放到后人的视域中，则此事一方面折射出这位目空一切的“拗相公”的孤傲与不自谦，另一方面却也展现了他对史学的深刻体认。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根本性学术问题：史学的最高目的是什么？
一直以来，儒家学术传统将《春秋》作为修史的圭臬。按照汉代以后形成的官方正统理论，孔子的微言大义意在使“乱臣贼子惧”（孟子语），也就是强调它的褒贬讽诫功能，即扬善惩恶、鉴古而开来。《宋史》本传如此评价欧阳修的史学成就：
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与现代学术界普遍偏重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不太同频的是，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格外推崇欧阳修的学术，将欧公抬到“宋学初兴的第一位史学家”的崇高地位。在他看来，只是因为欧阳修“在文学上的造诣和成就太过卓越了，因此把他史学上的贡献转而掩盖了。”
那么，欧公的史学究竟卓越在哪里呢？钱宾四先生给出的答案是标准儒家式的：“（欧阳修）《五代史》模仿《春秋》，着意在褒贬。”
然而王安石作为一个在文学和学术两方面都有极高敏感与造诣的大家，对史学却有明显的不同观点。许多人读过他的一首著名咏史诗：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王安石：《读史》）
这首诗的写作年月不详，但历来颇有人认为，它的缘起恰是欧阳修的《五代史》，很可能作于熙宁中后期宰相任上，也就是神宗问起《五代史》之后没多久（作者注：但也有人说这首诗作于元丰八年，也就是王安石去世前一年。这年三月，神宗崩，新法渐废，《读史》便是在忧虑愤懑中写就的）。
诗名所谓“读史”，所读正是欧公《五代史》。更为具体和直接的由头则是：欧公《五代史》对五代名人冯道贬抑甚严，到了口诛笔伐的程度，王安石大不以为然，
公尝谓：
欧阳永叔作《五代史》，时冯道最佳，有机谋，善避难密，能安主存身，可谓吉士。永叔贬人，甚无谓也。作史难，须博学多闻，又须识足以断其真伪是非乃可。盖事在目前，是非尚不定，而况名迹去古人已远，旋策度之，焉能一一当其实哉！
用现在的话来说，王安石认为，写历史，难就难在首先要把一个个具体史实搞得十分清楚，然后再以自身广博的学识去辨别、还原和再现一段历史。在此可靠基础上，才谈得上臧否事件、褒贬人物。
薛居正早于欧阳修差不多一百年，他本人在后唐即举进士第，历仕唐、晋、汉、周四代，他主持下宋朝官修《五代史》的编著者们也多是五代的亲历者，他们对于五代的人物、政事、典章、制度显然比只能借助二手材料的欧阳修熟悉得多。
虽说一段历史的当事人因为自身立场、观念和利益的牵连而对历史做出不客观的陈述和评价，即所谓当局者迷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更一般地，当局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有着立体多元、丰富细致的体认，因为他们藉以评价历史的不仅仅是抽象干瘪的伦理道德原则，还有自己的亲身经历。
欧阳修不喜欢冯道，是因为纸面上记载的冯道的那些言行不符合欧阳修服膺的儒家政治伦理。薛居正不仅认识冯道，还可能与他打过不少交道，两人曾同朝为官。他深切地了解冯道的那些言行背后的客观原因及主观动机，这使他对冯道多了一层“同情之理解”。
的确，没有人怀疑欧阳文忠公冠绝古今的文才，但史实疏简而议论太多，是历代学者对其《新五代史》的共同微词。以至于后代史家若想要弄清楚那段仅有五十多年的历史的来龙去脉，仍不得不主要依赖欧阳修看不上的那部《旧五代史》。
对这一层，王安石在当时便已洞若观火。他虽以经义自负并称誉于当时，但对经学与史学的不同性质还是分得很清楚。只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这已是现代学术牢不可破的准绳，但在伦理至上的古代语境中却未必是共识。
03
至于王安石为什么认为重修《三国志》更为迫切？我猜想，欧阳修虽也曾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宰执高位，但他是典型的文人，希望将刚刚终结的五代十国纷乱历史当作一篇扬善抑恶的教材，以期有补于治道。
而王安石虽是一位丝毫不逊于欧阳修的伟大文学家和学者，但他对政治的自我期许更高，官也做得更大，因而他更着眼于现实——前已述，当时的天下，中原汉人的宋、契丹人的辽和党项人的夏三分天下，与魏、蜀、吴三国时代颇有相类之处。
这就是王安石认为重修《三国志》才是当务之急的根源，他将重修《三国志》当作谋划一篇时务策论——同样的以史为鉴，欧阳修重褒贬，王安石则希望从历史中获得启发与借鉴。
不管怎样，如今世间已无欧阳修，王荆公的期待自然而然落到了眼前这位欧阳修身后最耀眼的文坛巨子身上。
时隔多年后王安石重提往事，没想到被苏轼一口回绝：“我老了，愿意推荐刘道原，他是比我更胜任的人选。”（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
东坡向荆公推荐的这位刘道原，大名刘恕，道原是他的字。他可是王安石的陈年故旧了。《宋史》本传称：
恕少颖悟，书过目即成诵……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钜微之事，如指诸掌。
他还以耿直不屈、论人之短无所隐而广为人知。刘恕年轻时与王安石交情深厚，后者执政后，专为推动变法而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第一个想要起用的就是他。然而刘恕先以自己不熟悉财政事务为由谢绝，进而劝告昔日好友，当以尧舜之道辅佐人君，“不应以利为先”，后又批评了新法的诸多“不合众心者”。
这以后，他还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顶撞王安石，令这位权倾一时的执政下不来台。安石的党徒对他恨之入骨，而友朋们则每每为他捏一把汗。
不止如此，刘恕对王安石异常自负的“新学”也很不买账，每遇到有士子谈论（安石）新经，他便会怒形于色：“此人口出妖言，面带妖气。”可能是出于对他屡屡“面折王介甫”的敬佩，苏轼曾赠诗刘恕：“孔融不肯让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时人认为这句诗是在称颂刘恕、贬低王安石。
不过王安石身为丞相，毕竟亦非小鸡肚肠，虽说刘恕让他很不高兴，但他也没拿这位昔日好友怎样。他遇到刘恕时，最多也就是刻薄地戏谑：“道原读到汉八年未？”意指刘恕读史，沉溺于繁琐无聊的细枝末节，不能穷事达理。
即便按宋人习惯的虚岁来计，元丰七年这一年东坡也不过刚49岁而已，远没有老到写不动书的地步。这显然只是个托词。
真实的原因，十多年后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四月，苏轼从海南岛北归路过南康军（今江西庐山一带）时，亲口对刘恕之子刘羲仲（字壮舆）和盘托出过：王安石曾对苏轼说，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水平实际上在陈寿原书之上。但注毕竟是注，不能单独成书。他自己一直有意重修，遗憾的是，“今老矣，非子瞻，他人下手不得矣。”
应该说，《三国志》的确是《二十四史》中最奇怪的一部，裴注不仅纠正了陈书的诸多错谬，而且增广了大量陈寿原著中没有的内容，其篇幅竟是陈书的三倍之多！所以王安石评论说：“盖好事多在注中。”
而苏轼为什么谢绝并推荐刘恕，个中深有原委。据说，刘羲仲继承家学，也精于史学，他曾经从欧阳修《新五代史》中摘录出众多讹误，成《五代史纠谬》一书，还曾专门呈送苏轼。
东坡因此感叹：“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
此事似乎还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王安石对欧公《新五代史》评价不高，并非毫无道理。
南宋人王明清的笔记小说《挥麈录》中还录有与此事有些关联的另一种说法：四川有个叫吴缜的新科进士，专程登门拜访欧阳修，希望投在其门下做一属官，被欧阳修回绝了，于是他就作《纠误》一书，专以对《新五代史》吹毛求疵（亦见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九“著书之难”）。
04
在苏轼向王安石推荐请刘恕重修《三国志》之前许多年，这位一代良史已全身心地沉浸于另一项注定将会不朽的重大使命——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
这项“国家工程”前后持续19年，早在神宗之父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便已开始筹划。当时英宗专门设局编修，并授权司马光，可以自行在馆阁英才中挑选任何人作助手。司马光于是对皇帝说，非刘恕不可。
由此可以想见，刘恕一定是当时公认的“史学第一人”（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助手，另有刘攽和范祖禹）。而刘恕的工作确实极为得力，在《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中，凡“纷错难治”的史实，大多由他条分缕析加以梳证。尤其是，身为当时的“近代史”权威，他完成了《通鉴》中魏晋以后的全部史实考订工作。
这在另一方面还折射出当时这批名士的多元交往关系：显然，司马光作为王安石青年时代的挚友，他与刘恕的交谊一定也不浅。
然而，重修《三国志》一事到此就没了下文。
值得庆幸的是，王安石抑或苏轼这两位伟人都没能做成的事，由另一位伟人做成了，而且恰是在刘恕的协助下做成的。他所达到的成就远远超越了单纯重修一部《三国志》——正是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得势让他的头号政敌司马光投闲16年，成就了一代史学巨擘和一部史学经典。
但在这件事上，粗枝大叶的宋人笔记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可能梳理得清楚的大坑：刘恕并没有活到苏王金陵相会的那年，他卒于元丰元年（1078），年仅47岁。自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出判西京御史台，刘恕追随温公赴洛阳修书，前后凡8年。他为《资治通鉴》的编写作出了呕心沥血的重大贡献，但自己却没能看到它最后成稿。《通鉴》的成书，是在他死后7年。
因此，按《邵氏闻见后录》之类笔记之说，迟至元丰七年，苏轼仍向王安石推荐刘恕，简直是天方夜谭——作为共同的故交，王安石和苏轼都不可能不知道刘道原早在6年前就已离世。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把苏轼向王安石推荐刘恕之事提前到后者在世时，也就是最晚当在元丰元年，好像也说不通。因为那时苏轼才40刚出头，说什么“某老矣，愿举刘道原自代”，岂非信口开河？更不可思议的是，刘恕实际上还比苏轼年长5岁！
因此，如果确有其事的话，东坡向荆公愿举自代者，显然不是刘恕，而应当是刘恕之子、继承了家学的刘羲仲。《邵氏闻见后录》误在于此。
另有记载从侧面印证了上述推测：苏轼虽然没有允诺王安石，但却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心头。临终前不久，他又郑重地把这项使命传递给了刘羲仲：“盖介甫以此事付托轼，轼今以付壮舆也。”
宋人关于此事还有另一则不同记录，没准更接近真相：
东坡尝谓刘壮舆曰：“《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也。”壮舆曰：“端明曷不为之？”坡曰：“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朱弁：《曲洧旧闻》卷五）
此处“端明”二字，是对苏轼的尊称，因他于元祐七年（1092）加端明殿学士，这是所有翰林学士中资历最长者方能获得的称号。司马光也拥有此头衔，故而他也经常被人以“司马端明”相称。
然此段文字中语未及荆公，似乎重修《三国志》是刘恕自己的心愿，后人不知何故把它按到了王安石头上。又或者，早年刘恕与王安石曾经议论过此事，重修《三国志》是两人的共同心愿？
不过，这些不同记载在一点上是基本一致的：苏子瞻学士的文笔虽为天下人景仰，但他对于自己的天赋短长有着相当清醒和准确的认识。
就连苏轼这样的旷古天才，对于白纸黑字也是满怀敬畏之心。
但正如王安石认为重修《三国志》非苏轼不能，苏轼也毫不吝啬地对王安石的史才打出了最高分。
早在熙宁元年（1068），朝廷以宰相曾公亮提举，修撰刚刚驾崩的宋英宗《实录》，当时还是翰林学士的王安石承担了这项工作。他不要助手，独自一人完成了三十卷《英宗实录》（作者注：历来也有人说，此书乃吕公著、韩维、吴充等多人共同编修，王安石只是作者之一）。
苏轼后来对刘羲仲说：“此书词简而事备，文古而意明，为国朝诸史之冠。”
*题图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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