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的那个清晨
我依然记得熙宁三年（1070年）那个清晨，汴京城西市的喧闹中，市易务的牌子第一次挂起。三十二岁的我，不过是户部调来的一个小吏，每日面对着算盘、账册和那杆官方的铜权秤。相公说，这是为了抑兼并、济贫弱，可我看到的，是无数商贩在秤前徘徊的身影。
滞销茶叶的去路
那年冬天，城南的茶商赵四把三百斤茶叶堆在市易务门口。这些茶往年能卖五十文一斤，今年北方战事频仍，商路不通，三十文都没人要。我按市易法规定，以市价收购了这些茶叶。赵四接过钱时，手在发抖——那是他全家过冬的口粮钱。可我心里清楚，这些茶可能要在市易务的仓库里放上三年，等到有人要时再卖出。官府成了最大的囤积商，这算不算兼并呢？
借贷日子的算计
每月初五是市易务放贷的日子。小商贩们排着长队，有人要借五千文进绸缎，有人要借三千文贩布匹。按规定，他们要以货物作抵押，年息二分。我见过一个卖油条的老汉，借了钱买芝麻，结果那年芝麻歉收，他还不起钱，抵押的两坛油被市易务收走了。看着老汉空着手离开的背影，我手中的笔变得格外沉重。
豪强与官府的较量
真正麻烦的是那些大商贾。城里张家的粮行垄断了汴河运来的米价，市易务要去收他们的粮，他们就说我们的价格"不合市情"。有一次，我带着三个人去查账，张家的管事直接把账本摔在地上。官府要收他们的利，他们便用各种办法抵抗。我们这些小吏夹在中间，上面要政绩，下面要日子，我常常不知道该听谁的。
秤砣下的抉择
最让我难忘的是熙宁五年那个雨夜。李老汉的布匹卖不出去，按规矩我应该按市价收，可那天他跪在地上求我多算两文。我看了看账册，又看了看他的白发，最后在账上多写了"折损"二字。第二天上级查账时，我说是雨水侵蚀所致。那个月，我少了三个月的俸禄。可每次路过李老汉的摊位，他总会塞给我两个热包子，那种温暖，是账本上算不出来的。
市场的悄然变化
几年下来，汴京的市面确实变了。大商贾不敢再随意抬价，小商贩有了周转的本钱，可也有人说，市易务成了新的"兼并者"。我看到米价稳住了，可官府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出去的货物；我看到小商贩能借到钱了，可也有人因为还不上债而家破人亡。这杆秤，真的能称出公平吗？
变法声中的回望
如今回望那些年，我只是一个在秤前算账的小吏。相公的理想，豪强的抵抗，商贩的生计，都沉甸甸地压在那杆铜权秤上。我见过因市易法而活下来的家庭，也见过因它而破碎的生意。历史说这是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可我只知道，每一次落笔，都关系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历史学家说
市易法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经济措施之一，旨在通过国家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抑制大商人垄断，稳定市场价格，并为小商贩提供资金支持。这一政策在初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一方面，它增加了财政收入，平抑了物价；另一方面，市易务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官吏腐败、强行收购、高利贷等问题，加重了部分商人的负担。史料记载，市易法在熙宁七年（1074年）曾短暂废止，后又在元丰年间恢复，直至元祐更化时最终废除。这一政策的得失，至今仍是历史学家争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