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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七年海州创作的精神镜像及其文化谱系
文哲
摘要：苏轼《二疏图赞》作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十一月海州景疏楼，是苏轼外放途中触景感怀、借古抒怀的重要作品。本文以《文哲：探寻二疏及二疏文化承传》（以下简称《二疏文化承传》）所奠定的二疏文化研究框架为基准文献，对该赞的文本、典故、创作背景及思想内涵进行重新考释。研究发现：其一，苏轼在赞文中“杀盖、韩、杨，盖三良臣”之语，并非史实疏误，而是洪迈所揭“文如倾河，不复效常人寻阅质究”的创作特性使然，属议论文字之立意优先；其二，苏轼此赞与海州景疏楼、石延年二疏墓认定事件构成复杂的地域文化关联，苏轼对石延年之说非但不予辨正，反而通过词作予以呼应，形成宋代二疏文化记忆由“承县”向“海州”迁移的关键节点；其三，此赞体现了苏轼在熙宁变法时期对“知止”哲学的深刻体认，与陶渊明《咏二疏》构成精神承传，为其后黄州时期的思想转型奠定基础。本文修正了既有研究对苏轼“史实错误”的简单化判断，揭示其以议论为赞、以意驭史的创作特征，并续论此赞在后世的接受脉络及其在二疏文化传播谱系中的独特位置。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框架的建立
苏轼《二疏图赞》是北宋熙宁年间外放仕宦心态的重要文献，长期受到宋代文史研究者的关注。然而，既有研究对此文的解读存在若干值得商榷之处：其一，多数学者依据洪迈《容斋随笔》所论，指摘苏轼混淆二疏去位与盖、韩、杨三人被诛的时间顺序，将其视为“史实错误”或“时间误植”；其二，对于此赞与海州地域文化的关系，尤其是苏轼如何看待石延年“二疏墓”认定之争议，研究尚不充分；其三，此赞在苏轼思想发展脉络中的定位，以及在二疏文化千年承传谱系中的意义，仍有待深掘。
《二疏文化承传》作为系统梳理二疏生平、故里、遗迹及文化影响的集成性文献，为上述问题的重新审视提供了坚实框架。《二疏文化承传》不仅完整收录《二疏图赞》全文，详注石延年建景疏楼、沈括辨证“二疏墓”乖误之始末，更以“二疏文化承传”为统摄，将历代咏叹纳入千年人文脉络——自西晋张协发轫、陶渊明定型“知止”，至李白、白居易、苏轼、刘因、乾隆，一脉相贯。以此为参照，则苏轼此赞不应孤立考其史实正误，而须置于二疏文化“经典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理解。
本文以《二疏文化承传》为基准文献，结合洪迈《容斋随笔》、沈括《梦溪笔谈》、方志文献及苏轼诗文系年，对《二疏图赞》进行文本勘正、典故考释与思想重估，并续论其于后世之接受与回响。
二、文本勘正与典故考释
（一）文本校勘与标点辨证
苏轼《二疏图赞》全文如下：
惟天为健，而不干时。沈潜刚克，以燮和之。
于赫汉高，以智力王。凛然君臣，师友道丧。
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
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
此意莫陈，千载于今。我观画图，涕下沾襟。
此处尤须注意者，乃“杀盖韩杨，盖三良臣”一句的句读与释义。既有论文将此句标点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并称“盖”为“大概”义，进而误断苏轼将“盖宽饶、韩延寿、杨恽”视为同时被杀，属“历史时间错误”。此解实误。
按，“盖韩杨”之“盖”非“大概”义，而是复指“盖宽饶”之姓氏，此乃古人行文惯例。然更关键者，“杀盖韩杨”后之“盖”字实为发语词，用以领起论断。《尚书·吕刑》有“盖刑人有无”，《史记·伯夷列传》有“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皆此类也。洪迈《容斋随笔·卷二疏赞》引苏轼此文作：“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此标点最为得之——前“盖”为姓氏，后“盖”为发语。苏轼之意谓：孝宣杀盖宽饶、韩延寿、杨恽，此三人者，皆良臣也。二疏悯之，故去位。无涉“大概”之疑。
（二）“二疏去位”与“三良臣被诛”时序重考
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二疏赞》详考其事：
“然以其时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后二年盖宽饶诛，又三年韩延寿诛，又三年杨恽诛。方二疏去时，三人皆亡恙。”
据此，二疏于元康三年（前63年）致仕，盖宽饶诛于神爵元年（前61年），韩延寿诛于五凤元年（前57年），杨恽诛于五凤四年（前54年），相距二疏去位二至九年不等。以严格史家标准衡之，苏轼确将前后之事并置一联，未循时序。
然洪迈并未以此苛责苏轼，反为之回护曰：“盖先生文如倾河，不复效常人寻阅质究也。”此评极中肯綮。“文如倾河”四字，正道出苏轼创作的根本特征：以立意统驭史料，以气势驱遣故实，非不能考，不为也。陶渊明《咏二疏》亦未细考二疏行年，李白“东门有二疏”亦不拘于官秩品阶——此乃咏史诗、赞体文之通例，非史传也。若执史法以绳诗赞，则无异于以镈铧割发。
故所谓苏轼“犯历史时间错误”者，实属误解文体、苛责前贤。应修正为：苏轼此赞以议论为体，将二疏去位与三良臣被诛并置对照，意在揭示宣帝“以法驭人”之政治氛围与士人出处抉择的紧迫性，属立意先行的创作策略，非史实疏失。
三、创作背景与海州文化语境的重构
（一）熙宁七年：政治转折与心绪映射
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苏轼杭州通判任满，本可依例回朝，却自请调任密州。是年，王安石首次罢相，新法推行遭遇阻力，朝中党争日炽。苏轼虽不在权力中心，却早已因《上神宗皇帝书》等文字与变法派构隙。十月，舟次楚州，作《更漏子·送孙巨源》送别友人孙洙（巨源）回朝任职；十一月，途经海州，登景疏楼，观二疏图，作《二疏图赞》。
孙洙此时被召还朝，任起居注知制诰，正是仕途腾达之际。苏轼送别词中“海东头，山尽处，自古客槎来去”云云，既写海州风物，亦暗藏仕途浮沉之叹。而不过旬日，即于景疏楼作赞，将“杀三良臣”与“振袂脱屣”并置对照——这绝非偶然。二疏去位之时，盖、韩、杨三人尚在朝堂，然苏轼笔下直以“怜之”为辞，正因其于历史脉络中洞见宿命：在“以法驭人”之世，知止者得全，恋栈者罹祸。此非史笔，而是心史。
（二）海州景疏楼：记忆迁移与文化再造
海州景疏楼的建立，本源于一次地理误判。《二疏文化承传》详引沈括《梦溪笔谈·卷四·辨证二》：
“海州东海县西北有二古墓，《图志》谓之‘黄儿墓’。……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县见之，曰：‘汉二疏，东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谓之‘二疏墓’，刻碑于其傍；后人又收入《图经》。余按，疏广，东海兰陵人，兰陵今属沂州承县……延年不讲地志，但见今谓之东海县，遂以‘二疏’名之，极为乖误。”
石延年（曼卿，994-1041）以诗人气质断墓，沈括以学者精神辨误，此为宋代学术之一公案。然苏轼对待此案的态度颇堪玩味。其在海州所作《更漏子》径云：“水涵空，山照市，西汉二疏乡里。”以海州为二疏乡里，分明呼应石延年之说。另有《次韵孙巨源》诗自注：“巨源近离东海郡，有景疏楼。”亦不加辨正。
有学者据此主张“海州乃二疏出生地”或“宋代二疏文化记忆主要在海州”。此说虽无直接文献支撑，却揭示一更重要事实：至北宋中期，二疏文化已然经历从“历史本事”到“人文记忆”的迁移过程。承县有其墓，海州有其楼；墓为地理之实，楼为精神之寄。苏轼登楼作赞，其意不在考古，而在“神交冥漠”——历史真实让位于心灵真实，此即文化承传之奥秘。
（三）“苏文顶”与苏轼海州行迹之补证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及《海州文献》载：景疏楼附近有山，因苏轼曾登，后人名之曰“苏文顶”，为北云台山第二高峰。此细节虽微，却足证苏轼海州之行非匆匆过驿，而有登临览胜、淹留盘桓之迹。“苏文顶”之得名，与“景疏楼”之建置，恰成呼应——石延年以楼系二疏，苏轼以山系己名，两代文士于同一片土地上完成跨时空的精神对话。
此亦可见海州士人群体对苏轼到访的文化认同。楼以景疏名，山以文顶名，苏轼之赞遂由一时感兴升格为地方文脉的核心记忆。后来者登景疏楼，必读东坡赞；读东坡赞，必思二疏事。文化符号的层累与增殖，此其典型。
四、思想内涵的再审视：从“知止”到“归去来”
（一）二疏精神的儒学底色与道家智慧
《汉书·疏广传》载疏广训子语：“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此语出《老子》四十四章、九章，然二疏行事绝非纯任道家。太子争位之际，疏广以“师友必于天下英俊”谏阻外戚干政，此为儒者风节；归乡散金，与族人故旧共飨，此为儒门“老安少怀”之推扩。《二疏文化承传》引汪春泓论曰：“二疏之立身大节，出处裕如，卑亢有节，为解决古代士人人生之犹疑，具有极大的示范意义。”此论深中肯綮，可谓确评。
苏轼此赞的核心，正在于抉发二疏“出处”抉择中的双重智慧：前四句赞其退，后四句哀其悯。“先生怜之，振袂脱屣”——怜者，怜三良臣之不能退也；振袂脱屣者，自明其退之决绝也。退非为己，实为不忍见同类之戮；怜非示高，实为士林共命之悲。
（二）苏轼与陶渊明：二疏精神谱系的接续
陶渊明《咏二疏》开篇曰：“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将二疏归隐升格为天道运行的必然节律。汪春泓论此诗以为“融合儒道，以更高远开阔的视野观照二疏生平”。苏轼对陶渊明的追慕，固以晚年和陶诗为极致，然其熙宁七年海州作赞时，已显见陶诗影响之迹。
试对照：
陶诗：“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离别情所悲，余荣何足顾。”
苏赞：“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
陶以“余荣何足顾”写二疏遗落浮名，苏以“不足骄士”写二疏藐视势位。语异而旨同。陶以“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收束全篇，苏以“此意莫陈，千载于今”继之，皆以“久”“千载”绾合古今，完成精神对话。
《二疏文化承传》指出：“陶渊明从出仕到归隐的人生走向，正是二疏影响的结果。”尹玉珊更深入论证：陶渊明“归去来”人生模式的确立，实受二疏“先出仕、再归隐”路径的启发，其突破在于取消了“功成”的前提，将归隐建基于心灵解放而非功勋累积。此论极精。
以之观苏轼：熙宁七年，苏轼三十九岁，尚未经乌台之劫、黄州之贬，然已萌“知止”之思。赞文中“使知区区，不足骄士”八字，已将仕途浮名勘破。其后谪黄州，作“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谪惠州，作“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皆“不足骄士”四字之注脚也。苏轼由海州至黄州，由《二疏图赞》至《前赤壁赋》，其精神脉络，正与陶渊明由《咏二疏》至《归去来兮辞》遥相呼应。二疏文化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持续激活士人心灵，正在于它不断被陶渊明、苏轼这样的大诗人“重新发现”与“当下诠释”。
五、续论：《二疏图赞》的后世接受与批评史意义
（一）洪迈“文如倾河”评的批评史价值
洪迈《容斋随笔》对苏轼此赞的处理，值得深味。他首先严格考出二疏去位与三良臣被诛的时差，可谓史家之严谨；继而以“盖先生文如倾河，不复效常人寻阅质究也”为之开脱，可谓文家之通达。这一评语实含三重意涵：
其一，承认苏轼于史实有“不考”之处，此为客观陈述。其二，将此“不考”归因于创作个性，而非才学疏失，此为题旨定性。其三，以“文如倾河”为正面描述，潜台词是：文家之文与史家之文各有法度，不当以史法绳文法。洪迈本人精于史学（《容斋随笔》考史精核），却不为史学所囿，此正宋代文人学术的通达处。
后世论苏轼此赞者，多沿洪迈之说，而未察其微妙。或径指为“错误”，或笼统称为“疏失”，皆失洪氏本意。实则苏轼此赞在“议论文字”一体中开一新境：以赞为议，以议为史评，以史评为心灵独白。金代诗人党怀英《景疏楼》诗云：“景疏楼下无边水，暂濯尘缨可自由。”即从苏轼赞中“区区不足骄士”化出，可见其流泽深远。
（二）从“景疏楼”到“散金台”：二疏文化空间的双线叙事
《二疏文化承传》详考二疏故里与遗迹：承县（今枣庄东南）有二疏城、散金台，墓在其南里许；海州有景疏楼、二疏祠，山有苏文顶。二疏文化由此形成两条并行不悖的记忆脉络：
一曰“实地之根”：以承县兰陵为籍贯地，以散金台、二疏墓为物质遗存，此为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真实。
二曰“精神之所”：以海州景疏楼为凭吊空间，以苏轼赞、陶渊明诗为文化符号，此为文学记忆意义上的真实。
二者非但不构成对立，反而共同支撑起二疏文化的千年承传。《二疏文化承传》著者为“城前村人”——此村因在二疏城之南而得名，正是散金台脚下。《二疏文化承传》考二疏故里，辨海州之误，而仍以大篇幅述景疏楼、录苏轼赞，且以“二疏与古海州的文化渊源”为题专论，正见其史家求真与文家涵容的两全之境。
苏轼《二疏图赞》在双线叙事中扮演关键角色：他认同海州为“二疏乡里”虽与史实有出入，却使景疏楼从此拥有重量级文学经典，二疏文化亦因此得以从鲁南一隅播散至海右东海。刘因《咏二疏》云：“目睹霍将军，功高擅恩顾。一朝产危机，千载损英誉。仲翁幸及年，安肯婴世务。”以霍光之贪权恋栈反衬二疏之知止，正是苏轼赞“杀三良臣”对照法的千年回响。
六、结语
苏轼《二疏图赞》凡十六句，九十六字，刻于海州景疏楼壁。九百五十年后，楼圮碑佚，而赞文存。其所以传者，非仅以苏轼文名之重，更以此赞触及士人政治中永恒的困境——何时进，何时退；何为功，何为身。
本文以《二疏文化承传》为基准框架，对此赞进行了系统的修正与续论。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关于文本歧解。所谓“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后“盖”为发语词，非“大概”义；苏轼将二疏去位与三人被诛并置，非史实疏失，而是“文如倾河”的议论策略。此一误解应予修正。
第二，关于创作背景。苏轼熙宁七年十一月经海州登景疏楼，正值仕途外放、友朋还朝之际，“振袂脱屣”之赞实为心绪投射。其对石延年二疏墓认定之呼应，标志着二疏文化记忆由“承县实地”向“海州精神”的迁移，此为宋代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案例。
第三，关于思想谱系。苏轼此赞与陶渊明《咏二疏》构成精神承传，同以“知止”为核心，同以“古今共鸣”为结穴。陶渊明“归去来”人生模式启发了苏轼的出处抉择，而苏轼在黄州时期的精神涅槃，又可在海州时期的《二疏图赞》中寻得先声。
第四，关于接受史。洪迈“文如倾河”评语兼具史家之核与文家之容，后世论者不可执其一端。此赞在二疏文化千年承传中，与张协、陶渊明、李白、白居易、刘因、乾隆诸家咏叹共同构成“诗词咏叹谱系”，其独特贡献在于以议论为赞、以史论为心灵自传，拓展了二疏题材的表现范式。
昔陶渊明《咏二疏》结句曰：“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苏轼观二疏图而“涕下沾襟”，其所以动情者，非独二疏之往事，实乃古今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千载之下，吾人重读此赞，犹见东坡立于景疏楼头，东望苍梧，西眺汴京，将一身进退臧否，托付于九十六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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