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夏天，台北郊外的士林官邸阴雨连绵，五十七岁的张学良隔着窗子望向院子里滴水的芭蕉，突然对身边卫兵说了一句：“等我自由时，想去看看纽约。”彼时谁也不曾想到，这句随口冒出的念头，竟在二十七年后化作现实，并把他推向了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旧情。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被幽禁长达半个世纪，直到1990年4月2日，台北当局宣布解除对他的限制。消息传出，美国各地的东北籍老兵、金融界熟人、以及若干旧交纷纷致电“少帅公馆”。其中最殷勤的一位正是已远嫁意大利、后长期定居纽约的蒋士云，她的信里只有一句话：“海的这边，铺好弓弦等你来。”
张学良决定先去美国西海岸探望子女，再横跨大陆赴纽约。祖炳民博士是全程牵线人。这位旅美学者对张学良说：“老友相逢，算不上风流债，顶多是檀香旧案上的尘埃。”张学良听罢微微一笑：“尘埃也有情。”
1991年2月10日，旧金山机场的转机柜台前，七十开外的张学良精神矍铄，他在登机牌背面写下“NYC”三个字母，又圈了一个小小的心形。陪同人员提醒时间紧迫，他挥一挥手，像回到1930年的上海虹桥。
纽约的隆冬寒气逼人，但蒋士云租下的上东区公寓里，壁炉烧得火旺。再会之日，两人只是轻轻点头，没有拥抱。张学良脱口而出：“四姑娘，你还是那股欧陆味。”蒋士云笑：“你还是那副东北腔。”短短一句对话，算是本篇唯一的直接引语，却已足够让人嗅到旧梦余温。
随后的三个月，蒋士云把张学良的起居排得满满：早晨中央公园慢走，午后大都会博物馆观展，夜里在小意大利街边喝一小杯卡布奇诺。张学良极为配合，他甚至拿着速写本勾勒帝国大厦的轮廓，自嘲“六十年前只会画作战地图，如今改画摩天楼了”。
难得的是，他在纽约期间几乎谢绝了政治议题。有人想请他谈东北易帜、谈西安事变，他摆手：“都归档案馆吧。”倒是对“未来打算”乐于开口——他说想去阿拉斯加钓三文鱼，还想登一次自由女神像的皇冠平台。“站得高一点，看看地球的圆。”他说这句话时，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壁炉木柴爆裂。
外界不甘心。台北那头的电话一日三拨：“老先生身体如何？行程可否报告？”实则是在打听他和蒋士云是否旧情复燃。赵一荻敏感地接收到了风声。她与张学良相伴半生，深知这位夫君心底那点柔软。1991年5月15日，她带着护理团队飞抵纽约，先在机场大厅停步，远远望见张学良的背影，才松口气说：“看样子气色不错。”
赵一荻没有兴师问罪，只是淡淡递上一封医院预约函，理由冠冕——“例行体检”。蒋士云明白，三个月的缓冲已经是极限。她请两位老人到中央车站旁的意式餐厅吃告别晚宴。席间，三个人几乎零谈往事，更多是随口点评披萨是否太咸。临别前，蒋士云把一张刚冲洗出的合影塞进张学良外套口袋。照片里，两人肩并肩站在哈德逊河畔，灰蒙天空下只见眉眼安然。
5月18日清晨，张学良随赵一荻离美返台。蒋士云没去送机，她坐在第七大道公寓的窗边，看出租车尾灯汇成细红线。多年后，她告诉学术访问者：“那天我在想，三个月会不会刚好是一场旧情的保质期，多一天就酸了。”语气淡，却藏着点不易察觉的苦涩。
回到台北，张学良继续守着淡水海边的寓所。有朋友问他纽约之行如何，他只回答六个字：“天气冷，心很暖。”赵一荻听到这句话，没有作声。她知道，照片终究会被历史收藏，她可握住的，是余下岁月的早晚点滴。
蒋士云此后再没与张学良谋面。1993年，她在罗马小住期间，看见报纸报道张学良八十四岁生日庆祝活动的照片，报上说“少帅精神矍铄”，她便剪了那张照片贴进笔记本旁。旁边空白处，她写了一行意大利语：“La memoria è la vera libertà。”——记忆是真正的自由。
2001年，张学良在檀香山病逝，享年101岁。消息传到纽约，蒋士云已入暮年，听闻后只是摆手：“百岁，足够了。”她没再开口。几周后，一位与她熟识的记者提起当年纽约三月之约，她合上眼睛说了一句：“关灯吧，该睡了。”
如果把20世纪中国史比作一个巨大的舞台，张学良身处的光斑时亮时暗，蒋士云只是偶尔划过的聚光。可就在1991年的纽约，他们的影子恰好重叠了九十来天。这段插曲对国际局势毫无影响，却让人看到另一种复杂——历史巨轮滚滚，个人情感并不会因此失效，它只会被时间压缩，变得更具质感。
至于那张流传甚广的合影，画面因光线不足略显灰暗，但依旧清晰：张学良略微前倾，像想说点什么；蒋士云双手前握，似要静静聆听。背景是纽约春末的河湾，风大，浪轻。他们站在那儿，就像时代海岸线上两粒沉默的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