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的西安，冷冽的北风卷着沙尘刮过古城墙。正在临潼临时指挥部外等候消息的赵一荻，不时把手攒进大衣口袋取暖。张学良在屋里与蒋介石周旋，枪声虽停，局势仍悬。没人想到，这场兵谏会将两人的命运与半个世纪的幽禁紧紧捆在一起，更没人料到，他们最终的婚纱照将在二十八年后才匆匆定格。
西安事变结束后，张学良被带往南京，再转杭州，旋即失去自由。赵一荻向家中只递上一纸便条，随之隐入审讯所旁的小楼。她说：“只要能守着少帅，去哪儿都行。”从那天起，“张少帅随侍女郎”这一标签便紧贴着她，再也撕不下来。
张作霖殒命时，赵一荻才20岁出头；到杭州岁月静止时，她已从富家千金变成辗转囚室的伴侣。她习惯在昏暗灯下缝补衬衫，习惯把账簿写在香烟盒背面，更多时候，她习惯在夜深人静时听张学良朗读《圣经》。长年被软禁，他们把生活拆成细碎片段，一片片拼凑活下去的勇气。
1949年冬，密令送达：张学良即将转往台湾。经过广西海岸时风浪大到船身侧倾，几名宪兵面色发青。赵一荻抓住栏杆，冲着船舱里喊：“别乱动，他晕船！”那一幕，随行人员后来说了一辈子——女人怕晕船的不是自己，而是被枷锁中的男人。
到台北，士林官邸旁的幽静别院成了新的牢笼。高墙、铁门和三层岗哨让外界声音如被滤网隔绝。张学良的活动范围，先是院内五十步，后扩至北投山区散心。赵一荻每日陪行，她在后山种玉兰、茶花，自嘲“给自己也给他找点颜色瞧”。几年后那片花被邻里称作“少帅花圃”，开得灿烂却无游客赏。
五十年代末，台湾当局松了口气，允许有限探亲。赵一荻可以去美国见儿孙，但须三天返台。一张旧机票被她夹在祈祷书内，一趟趟往返如钟摆。探亲结束再踏上松山机场，她第一句常是：“我回来了，他好吗？”工作人员从没听她问过自己。
1964年的春天，北投松林略显荒凉。张学良六十四岁，赵一荻五十七岁。经多年交涉，于凤至在纽约签字解除婚约。三月间，两人终于领到一纸证书。婚礼简陋得像一次家庭礼拜，亲友只能远远递上祝福。摄影师按动快门时，赵一荻扬起脸，嘴角弧度温婉，却压不住眼底微微的潮湿。那一刻的她，终于拥有合法妻子的名分，却也清楚自由仍遥不可及。
有意思的是，同年英国《泰晤士报》仅用百余字报道此事，标题却相当刺眼：“昔日军阀的迟来婚礼”。外界对这段情感的评价至今歧见颇多，但台湾北海岸的朝雾中，只有他们自己听得见彼此心跳。张学良轻声说：“荻，风大，我扶你。”赵一荻答：“我没事，你站稳就好。”寥寥数语，比任何誓言来得真切。
1965年至1989年，两人在北投山中的日子表面平静。张学良重拾绘画和摄影，多幅《山居十景》题款都署“悔翁”。赵一荻则研究基督教学问，学英文、做笔记，一本《新约》几乎被她翻烂。外界揣测他们的思想转变，其实大可不必，半世纪的与世隔绝，自然会把人心磨出另一种光泽。
1990年底，台北政局气氛松动。次年三月，张学良终获准离台赴美。美国移民官在窗口对着老将军的资料久久端详，最后盖章通行。夏威夷的阳光与半生阴影形成巨大反差，他却说自己只在意赵一荻是否适应海风。那片蔚蓝，对夫妇俩来说是迟来的“外出散步”。
世纪之交前的夏威夷，一场简单家宴后，赵一荻的身体日见亏损。2000年六月，她在檀香山住院。昏迷间，她握住张学良的手，像往昔无数次夜半守候一样。清晨四点，心电监护灯暗了下去。张学良坐在床边，久久不语，只把手里那串念珠握得发白。
赵一荻的葬礼极静。家属谢绝了所有媒体，墓碑用英文刻着“Edith Chao Chang”，旁落一句中文：“此心安处是吾家”。张学良扶着拐杖，对墓前木十字架看了许久。后来，他向友人回忆：“她喜欢笑，我得记住那天照相时她的样子。”照片中，她的眼角确有几分酸楚，却也有一种终于落定的安宁。
2001年后，这张1964年的婚礼合影被摹印多次，悬在美国亲友和台湾老宅的墙上。人们赞叹赵一荻的风姿，感慨张学良仍旧儒雅，却少有人留意那一抹略显复杂的笑。苦难、守候与得偿所愿同时压在心头，表情怎会纯粹？
对外人而言，这段感情里有传奇、有波折，也有无法用道德评判的灰色地带；对他们自己，那只是一个始于1925年秋夜舞曲的约定——任世事翻覆，亦不分离。若要追问赵一荻那年笑容里究竟混入几分苦涩，大概只能说：半生风雨留下的味道，旁人难以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