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你去翻那本泛黄的古籍《尔雅》，会在字缝里刨出三个极生僻却美到骨子里的字：珣、玗、琪。
书上写得明白：“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
这话翻成白话就是说，东方地界上最顶级的玉石，全都出自那座医巫闾山。
当年，张学良为了给原配夫人于凤至生的三个儿子起名，那是把书都快翻烂了，才千挑万选出这三个字：张闾珣、张闾玗、张闾琪。
光听这三个名字，就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贵不可言”和那份沉甸甸的“厚望”。
身为东北“少帅”的嫡出骨血，这哥仨打娘胎里出来，就被认定是那个庞大政治家族的接班人。
可谁承想，结局惨烈得让人心里发堵：一个还没长大就夭折了，一个精神崩溃疯了，还有一个自我放逐、郁郁而终。
这三块精心雕琢的“美玉”，全碎成了渣。
再去看看张学良跟赵一荻生的那个私生子，名字取得那叫一个随意：张闾琳。
不少人把这事儿归结为“命数”。
但你要是把时间轴拉长了看，把这几个孩子的成长背景一层层剥开，你会惊觉，这里头压根没有什么玄学，纯粹就是一场关于“教育生态”和“生存博弈”的残酷试炼。
毁掉那三个嫡子的，恰恰是他们手里的牌太好；而成全了张闾琳的，反而是他起步时的“一无所有”。
这中间有两笔账，咱们得好好算算。
头一笔账，是关于“温室效应”的代价。
咱们先把目光聚在于凤至生的这哥仨身上。
外人看来，生在大帅府，亲妈是富商千金且精明强干，亲爹是权势滔天的少帅，这简直就是拿了把“天胡”的牌。
坏事就坏在这个“天胡”上。
等老大张闾珣、老二张闾玗懂事那会儿，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割裂感极强的家庭。
父亲张学良，常年不着家。
他在北平、在天津，整日混迹于名利场，或是醉倒在温柔乡里。
对于这几个嫡子，他给的更多是一种“橱窗式”的父爱——心情好了拎出去炫耀一番，心情不爽了几个月都见不着人影。
母亲于凤至呢？
她活得太完美，也活得太累。
她得在大帅府那个深宅大院里周旋，得咽下丈夫冷落的苦水，还得死撑着“大姐”的体面。
她给孩子的爱，是一种密不透风、近乎窒息的保护。
在这种环境里泡大的孩子，抗压能力几乎为零。
最小的老三张闾琪，长得最像张学良，脑瓜子灵光，深得爷爷张作霖的宠爱。
可他才10岁就染上了肺结核。
在那个年月，肺结核既是穷人的绝症，也是富人的催命符。
按说张家富可敌国，什么好药买不到？
可因为种种阴差阳错，这孩子在最好的年纪戛然而止。
那时候张学良在哪儿？
在北平瞎忙活。
连亲儿子的最后一面都没赶上。
如果说老三的死是病魔不长眼，那老大的“疯”，就是心理防线彻底崩塌。
张学良曾把长子张闾珣带到英国，塞进了牛津大学，后来还安排在《泰晤士报》当记者。
这路铺得够平坦、够顺溜了吧？
谁知紧接着，西安事变一声惊雷，张学良成了阶下囚。
这对于一直活在“无菌仓”里的张闾珣来说，天塌地陷。
以前他是众星捧月的“少帅公子”，走到哪儿都有人巴结；一夜之间，他成了“囚犯的儿子”，前途未卜。
更要命的是，二战那会儿打响了。
纳粹德国对着伦敦就是一顿狂轰滥炸。
你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头顶是尖啸落下的炸弹，脚下是异国他乡的废墟，远方是生死不知的父亲，身边是孤立无援的绝望。
张闾珣脑子里那根紧绷的弦，啪的一声，断了。
他精神彻底错乱，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虽然于凤至后来拼了老命把他接到美国照料，但那个曾经才华横溢的牛津高材生，魂儿早就丢了。
64岁走的时候，没老婆没孩子，像个无助的孩童一样离开了人世。
至于老二张闾玗，他选了另一条“崩塌”的路子——自我放纵。
他把张学良身上的毛病全学去了：爱豪车、爱骏马、爱美女、爱打球。
可他手里没有张学良那样的权势来给这些欲望买单。
父亲被关押后，他没像大哥那样焦虑得发疯，而是选择麻痹神经。
他一封接一封地写信找母亲要钱，手指夹着香烟，开着跑车在各种舞会里穿梭。
他活得像具行尸走肉，最后因为抽烟抽得太凶，死于肺气肿。
张学良晚年提起这三个儿子，眼泪纵横：“没有一个沾了我的光。”
这话只讲对了一半。
他们确实没沾到光，但他们却实打实地背负了“张学良”这三个字带来的所有负资产——动荡的局势、巨大的压力，以及那种从云端跌落泥潭的心理落差。
第二笔账，是关于“剥离”后的红利。
这就要聊聊那个唯一的幸运儿——张闾琳。
1940年，对于赵一荻（赵四小姐）来说，摆在面前的是一道无解的死题。
张学良身边一下子空了。
赵四小姐手里攥着三个选项：
A. 留在香港带娃，让张学良一个人在软禁中枯死。
B. 拖着年幼的儿子去贵州，一家三口一块儿蹲大牢。
C. 把儿子送人，自己去陪张学良。
选项A，她做不到，她这人爱情至上。
选项B，太残忍，那是要把孩子的一辈子都搭进去。
于是，她把牙咬碎了，选了C。
她把还不满10岁的张闾琳，托付给了美国的朋友伊雅格。
信息来源：翻开古籍《尔雅》，你能找到三个生僻却极美的字：珣、玗、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