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民国初年开始，在民间坊市中流传着一个说法，即1860年10月，一个名叫龚孝拱的中国人引导英军劫掠并焚烧了圆明园。去年恰为圆明园罹难一百五十周年，澄清这一历史迷误，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无疑是必要的。
“龚孝拱引导英军焚掠圆明园说”的由来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首先大肆劫掠了圆明园，其后，英军又纵火予以焚烧。这是中外历史学者一致承认的历史事实。在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期间，特别是其后，一些中国的当地穷民百姓乘机哄抢、盗抢园内物品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当时的一些笔记、野史虽有中国奸民首先劫掠圆明园的记载，但并无具体明确的姓名指称，更无龚孝拱引领英军焚掠圆明园的说法。
最早有具体人称指代的，大概是光绪年间的杨圻。他于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写成的《檀青引》记载,“奸民李某，导联军劫圆明园，珠玉珍宝尽出，三朝御府稀世之物，不知纪极，掠殆尽”，后来清政府“稍稍闻圆明园之毁，祸由李某，下狱穷治诛之，籍其产，以赐文丰家属焉”。
杨圻在此指明的李某显然与龚孝拱无涉，因为“李某”与“龚某”，无论是读音还是书写，皆迥然大异。但是，经过民国时期出版的笔记、杂记、小说和野史的传播，龚孝拱却逐渐成为了引导英军抢劫、焚毁圆明园的罪魁祸首。
清末的李伯元在《南亭笔记》（刊于民国年间）中以并不确定的口吻说：“或曰圆明园之役，即龚发纵指示也。”
1915年中华书局排印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定庵（龚自珍）子孝拱……晚号半伦……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都，焚圆明园，半伦实与同往，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而归。” 易宗夔在1918年出版了小说《新世说》，其中与龚孝拱相关的内容和《清朝野史大观》所述完全相同。
20世纪初期的笔记、小说等虽多指明龚孝拱曾与英军同至圆明园，但只是称其“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以归”，并未言其主动引领英军焚掠圆明园。但是到了1925年前后，开始有人指称是龚孝拱主动引领英军焚掠圆明园了。如1925年，柴小梵的《梵天庐丛录》记述当时人的看法：“龚孝珙（拱）为英人巴夏礼客，导英法兵焚圆明园，世多以为诟病。”
1926年，陈文波在《圆明园残毁考》中记载，当时，“圆明园之毁于英法也，其说有二：一为英法所以焚圆明园者，因有龚半伦为引导……英军北犯，龚为向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
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其《别录甲第六十一杨颜钱》中亦曾记述称：“圆明院［园］之火，橙（注：龚孝拱又名龚橙）单骑先士卒，入取玉石重器以出。”
当代还有不少网上文章说，刘敦桢在《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的跋文中写道：“初有奸人龚孝拱者，游海上，以狙诈通于夷，闻圆明园多藏三代鼎彝。龚故嗜金石刻，至庚申京师之变，乃乘夷乱，导之入园，纵火肆掠。”但是，笔者查阅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所载刘敦桢《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的各个版本，如中国营造学社1934年6月初版、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8月的复制版皆无这一记载，实不知其所据何来，或有以讹传讹之误。
以上这些记载，多属私家笔记或某些学者的个人认识，读过的人数毕竟有限，因而对于社会、民众似无重大影响。但是，民国时期两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出现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曾朴的《孽海花》描写一青楼女子褚爱林（做过龚孝拱的小妾）曾问孝拱为何引领英国人火烧圆明园，龚孝拱竟然回答说：“你当我老子是好死的吗……我老子和我犯了一样的病，喜欢和女人往来，他一生恋史里的人物，差不多上自王妃，下至乞丐，无奇不有。”传说龚自珍因与管宗人府的明善主人奕绘的侧福晋顾太清偷情事泄，“被满州人毒死在丹阳”[]，“从此以后，我就和满人结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庚申（指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之变， 我辅佐威妥玛，原想推翻满清，手刃明善的儿孙。虽然不能全达目的，烧了圆明园，也算尽了我做儿的一点责任。人家说我汉奸也好，说我排满也好，由他们去吧！”
经过《孽海花》中似真似假的文学渲染，龚孝拱引领英人火烧圆明园一事被传播开来。
蔡东藩的《清史演义》写道，这一日圆明园中火光烛天，一个身穿洋装的中国人在导引英军放火，清廷武备院卿恒祺问他是谁，他大声道：“谁人不晓得我龚孝拱，还劳你来细问！”在小说家的生花妙笔之下，龚孝拱简直就是一个假洋鬼子，一副无赖相，一口痞子腔，其助纣为虐、寡廉鲜耻的可恶嘴脸被描绘得活灵活现。非但如此，蔡东藩接着又指名道姓地写道：“看官！你道龚孝拱是何人？他是晚清文人龚定庵长子……这次英人北犯，他恰跟了进京，烧圆明园，实是他唆使。”
据谢兴尧先生说，他曾“闻之父老相传”，龚孝拱来京后，“以发辫盘之顶，戴洋人帽，穿白色西装，御革履，出入洋兵营舍，俨然一洋人矣”。在京的一些官僚士大夫皆为龚自珍之故旧，“最初使人劝孝拱，勿陷于不义之行”，但是孝拱仍是我行我素，毫无改悔之意，众人“乃知孺子不可教，遂由惜而惋，造作边言蜚语”。
讹可以传讹，何论演义小说？此后，龚孝拱引导英人焚掠圆明园一说犹如铁案一般，为一般人所深信不疑。
先学师友的问疑
尽管有不少人认定龚孝拱是引领英人火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但也有人对此说持谨慎的怀疑态度。可以把他们分为“明事而辨理”与“疑事且疑人”的两种人。
所谓“明事而辨理”者，指的是有人虽然也承认龚孝拱曾引导英国人到圆明园抢劫，但其实是另有苦衷。
1910年，《国粹学报》主编邓实在《龚定庵别集诗词定本序》中说：“孝珙（拱）尝引英兵烧圆明园，世人每以此短之；然孝珙自谓实奇计，盖以一园而易都城数十万人之生命，其保全为至多也。”由此可见，邓实虽然认同了龚孝拱引领英军焚园之事，但同时又借用龚孝拱个人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其保全京城数十万人生命的良苦用心。
20世纪20年代的柴小梵在《焚天庐丛钞》中说，龚孝拱之所以要引导英军去圆明园，是因为当时的“英人欲径攻京城，孝拱力止之，言圆明园珍物山积，中华菁英所萃，毁此亦足以泄其愤矣。英人从之，京师遂得保全”，但人们并不知晓龚孝拱的这一苦衷，“世以中行说之流概之，冤矣”。
30年代的孙静庵在《栖霞阁野乘•半伦传》中所述虽与《清朝野史大观•清朝艺苑•龚半伦传》几乎完全相同，但他对于龚孝拱引领英军火烧圆明园实为可恶汉奸之说，却颇不以为然。他说：“人传孝琪（即孝拱）于英夷烧圆明园事，为之谋主，海内群指为汉奸。岂知当时英人欲径攻京城，孝琪力止之，言圆明园珍物山积，中国精华之所萃，毁此亦可以偿所忿矣。是保全都城，孝琪与有功焉。”[]意思是说，当初龚孝拱将英军领至圆明园，是有意转移他们的抢劫目标与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侵略者的贪欲，从而使首都北京免于战火兵燹，不但无过，反而有功。
所谓“疑事且疑人”者，是指对龚孝拱本人曾引领英人火烧圆明园一事持完全否认态度的人。最早持怀疑态度者，大概要数龚孝拱的好友谭献了。他说：“咸丰十年英吉利入京师”，有人“或曰挟龚先生为导”，其实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当时龚孝拱只不过是劝英军头子尽快“换约而退”，局外之人不明其中隐情，“遂相訾謷”。
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也说：“至导毁圆明园者，相传为龚定庵（自珍）子龚橙，又传为李某”，其实，皆“盖不能考实”。
蔡申之在《圆明园之回忆》中则以同情的口吻说：“以奸民欲渔利，乃引英法兵大掠”之事，或许有之，但是“以半伦实之”，岂不“呜呼冤矣”。他的理由有二。其一，“圆明园之富丽，举世之人恐不知者甚少，何待半伦之言？”其二，“英军既有半伦为之向导，何为失道后至，使法军捷足先登？”此番辩论颇具说服力。
又如傅增湘先生也说：因为龚孝拱博学多闻，为人跌荡负奇气，“习欧罗巴人语言文字……习绝国方言，通知外情”，故此曾“为英使威妥玛治文书”。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是英国人“挟龚先生为导”。其间龚孝拱确曾向英军头子进言，然而其目的在于“以言詟酋长，换约而退”。但是，有人据此而“遂相訾謷”，加以诬蔑诋毁。龚孝拱乃是“正藉英人之力以纾祸变，宁有快心事仇，如张元、施宜生所为耶？”世上所传龚孝拱“导引英军焚圆明园事，皆非事实”。
以上为龚孝拱辩诬者，皆是近现代学者。据笔者所知，为龚孝拱叫屈的当代学者，主要是大陆学者叶斌先生和台湾学者汪荣祖先生。叶斌先生《龚孝拱事迹考》一文的主旨虽是全面考证龚孝拱的生平事迹，但在相关问题上，作出了“可以推定龚孝拱没有引导英人焚烧圆明园”的结论。
汪荣祖先生则断然认定，所谓龚孝拱引领英人火烧圆明园一说，纯属子虚乌有。他在《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一书中写道：“许多近代学者谴责伟大的诗人兼学者龚自珍的儿子龚孝拱和其他中国卖国贼，无耻地带领入侵者到圆明园去掠夺。这些学者似乎都有一种看法，就是外国人如果没有当地人的带领，就无法找到圆明园，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推论。龚孝拱被牵涉在内，是因为他会英文，并且有几个英国朋友，就这样成为帮凶的罪证，未免太过分。事实上，王韬（1828—1897）可以证明，龚孝拱在英法联军入侵期间，甚至连人都不在北京。”
如果事实真的如汪先生所说，王韬可以证明龚孝拱不在北京的话，此事岂不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事情显然并非如此。对于汪先生关于龚孝拱未曾引领英军焚掠圆明园的见解，笔者是赞成的。但是他有关“龚孝拱在英法联军入侵期间，甚至连人都不在北京”的判断则似有误。汪先生的论据是王韬的“《瀛壖杂志》卷一”。笔者遍查《瀛壖杂志》卷一，皆为上海地理、习俗、物产等情况，并无任何有关龚孝拱的内容。惟其卷五，有一类似龚孝拱小传的内容，与王韬的说法稍稍有些关系的，恐怕只有龚孝拱“侨寓沪上几二十年，性好挥霍，友朋投赠，到手辄尽”一句，此外笔者未能寻得令人信服的论据。
《王韬日记》对于龚孝拱是否前来北京一事，记载颇为明确。1860年春夏之际，太平军准备进军上海。《王韬日记》6月3日载，是日，李善兰兴冲冲地来到王韬处，约其共同劝说英国公使，帮助清军抵抗太平军，以“成此大功”。王韬称，自己实在是“人微言轻，万不能助一臂”。表示要想成就此事，或者与上海道吴熙“偕见英公使”，或者持有江苏巡抚的文移书信前去，以表明他们代表的是清廷官方态度。王韬遂问李善兰，“足下怀中可有抚军（江苏巡抚徐有壬）文移致英、法两公使乎？”李善兰说，“无之”。王韬认为，“若然， 则事不得偕”。为此，只能“访孝拱（孝拱此时帮同英人做文案等事），与之谋言”。是日，王韬因病未去，“竟昏然睡矣”，只李善兰一人“遂往访孝拱”。6月26日，有“同往访孝拱”的内容；6月27日，有“同壬叔（即李善兰） 访孝拱”的记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6月28日，王韬与他人再次“同往访孝拱”时，孝拱因“有事未了，入闺久不出”，王韬等人只能“坐待啜茶”，感到颇有些“宾主相忘意”。后来，龚孝拱出见王韬等人时说：“英署有公事殊急，不得不了。”王韬遂问：“足下析津之行，果乎？”龚孝拱回答说：“意甚不欲去，而弗能果辞也。” 也就是说，6月28日时，龚孝拱已经决定随同英军北上津京地区了。
1859年的“大沽口事件”后，英、法两国政府决定再次对华发动大规模的战争。1860年6月28日，英国首席代表额尔金来到上海。稍作停留后，额尔金大约于7月3日（有人说是7月5日）北上津京。
事实上，龚孝拱的确是应英国方面的邀约，于7月初与英军翻译威妥玛一道随同英法联军北上进京。对此，王韬在《淞滨琐话》中十分明确地说：“庚申之役（即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战争，此年为庚申年），英师船闯入天津。孝拱实同往焉。坐是为人所诟。”[]在此，王韬虽未言龚孝拱引领英军焚园之事，但并不否认其的确随英军前往津京。龚孝拱之所以遭到他人的诋毁诟病，其原因正在于“孝拱实同往焉”。
传讹之言 不足为信
经过对所能涉猎到相关史料的分析以后，笔者认为，所谓龚孝拱引导英军焚掠圆明园的说法，的确为三人市虎的传讹之言，不足为信。理由有四：
第一，凡是称龚孝拱引领英人焚掠圆明园者，大多出自一些笔记、野史，甚至是小说，没有较为严肃且为史学界所认可的权威史料。
笔者并不认为，凡是笔记、野史、小说所载皆不可信，凡是所谓的官方正史所记一定可信可靠。但是，我们在描述、分析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时，若皆用稗官野史之类的材料，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认同其历史价值。对于某些特殊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征引一些稗官野史的材料，只能起到补正史资料之不足，或对正史加以佐证的作用。笔记、野史或者小说，必须有正史资料的佐证才有其史料的价值。
英军焚掠圆明园一事，无论是对于清廷，还是对于参与对英法交涉的清廷大员，抑或是对于封建士大夫来说，都是痛心疾首、甚至是刻骨铭心的。但是，笔者遍查《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国史学会所辑《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近代中国著名的日记《翁同龢日记》和《李慈铭日记》等，虽多有当地奸民匪人于英法抢劫之后乘机入园哄抢的记述，却没有发现龚孝拱引领英军入园焚抢的任何记载。下面罗列数例以说明之。
恭亲王奕䜣给咸丰帝的奏折说：英法联军“于（八月）二十二日（10月6日）窜扰园庭，肆行焚掠”，嗣后，“因夷兵退出，旋有匪徒乘势聚众抢劫”。
内务府总管明善给咸丰帝的奏折非常明确地说，“初次夷人进馆焚烧，尚无土匪。自二十三日（10月7日）以后，时有土匪进园，后被获正法”。
步军统领瑞常给咸丰帝的奏折说，英法“夷人于八月间”首先“扰及园庭”，其后才是“附近土匪，乘间抢夺”的。
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补》不但记载：“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余物，至挽车以运之”，而且特别记述，俟英法军队撤离圆明园后，清守军才“稍敢出御”，将乘机抢劫的奸民“擒获数人，诛之”。
时在北京、化名赘漫野叟的人在《庚申夷氛纪略》中也曾十分明确地说，“御内陈设珍宝、书籍、字画、御用服物，尽被搜括全空”，而实行这一劫掠行为的，是“夷人先之，土匪继之”。在此，笔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若龚孝拱的确曾引领英军入园，那么赘漫野叟必当有所记载。因为他在记述1860年8月的大沽口之战时写道，英军“复用重价，募天津土匪，为之向导”。
第二，某些笔记野史所述皆极其简单，且既无史料根据，又无其他口碑依据。某些具体情节过于文学性的渲染，如前述《清史演义》的描写即如是。其中提到的恒祺，字子久，时任清廷武备院卿，官居正三品。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一直协助恭亲王奕䜣与英法交涉。据奕䜣的奏片说，10月18日辰刻（上午7点—9点），正当奕䜣与恒祺“谆嘱商办”对英法交涉之事时，“即见西北一带烟焰忽炽，旋接探报，夷人带有马步数千名前赴海淀一带，将圆明园、三山等处宫殿焚烧”。由此可见，英军焚烧圆明园时，恒祺根本没在圆明园，何来与龚孝拱的会面与对话？
又如，冒广生（字鹤亭）在《孽海花闲话》中载：“英使（威妥玛）在礼部大堂议和时，龚橙亦列席，百般刁难，恭王大不堪，曰：龚橙世受国恩，奈何为虎傅翼耶？龚厉声曰：吾父不得官翰林，吾贫至糊口于外人，吾家何受恩之有？恭王瞠目看天，不能语。”
这又是一段颇为形象而又引人入胜的文学描写，但决非信史。正因《孽海花闲话》多有无稽之谈，才引起了清史专家孟森先生的质疑，撰写了《丁香花》一文。经孟森先生考证，龚自珍死于己亥年（1839年），而奕绘死于戊戌年七夕（1838年），因此，《孽海花闲话》中所谓龚自珍因与奕绘的侧福晋有染而被奕绘用鸩酒毒死一事，纯属子虚乌有。
有史料称“定庵生二子，长名橙，字昌匏，又字孝拱。咸丰辛酉礼部议由监生恩赏中书”。辛酉年即1860年英军火烧圆明园的第二年。若果有龚孝拱引领英军焚掠圆明园之事，清廷断不可能予以恩赏。除非真的如《栖霞阁野乘•龚半伦传》中所说，由于龚孝拱将英军引领至圆明园，从而保全了北京城及清皇宫，的确是有功于清廷的，方可理解。
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王韬在上海与龚孝拱相处日久，过往甚密。据王韬讲，他每于“晚间赋闲，必诣其（龚孝拱）寓斋与之作康骈之剧谈，为刘伶之痛饮，上下今古，逾晷罔倦”。因此，王韬为龚孝拱所作小传，当属可信。而这一小传，最晚不晚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
笔者发现，前面所述各类笔记、野史、小说所记龚孝拱之事，不但皆晚于王韬所作小传，且其中内容诸如龚孝拱之姓名、字号；孝拱家中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孝拱于学无所不窥，学识渊博无际，兼识满、蒙文字；挥金如土的生活；性冷隽，寡言语的孤僻习性；为英国人威妥玛任翻译事；恒好骂人，轻世肆志，世人视为怪物的性格；临死前出所爱碑帖尽毁之，无一完字；其生平著作为何，无人收拾，皆散佚无存等，皆出自这一小传，甚至许多文字，皆与之相同或相似。至于其他所谓龚孝拱引领英军焚掠圆明园、无五伦之德、喜入青楼、对曾国藩所说的狂傲之语、对恭亲王奕䜣的冒犯顶撞之言等，皆为他人根据个人的爱好与需要凭空杜撰、添加之词。
结论
笔者通过对以上各种史料的分析后发现，最初各种笔记野史中并无龚孝拱引领英军焚掠圆明园的记载；稍后，有人说圆明园内藏有“三代鼎彝”，龚孝拱因贪图园内的宝物而引英军入园焚抢；再后，有一些小说或演义对龚孝拱的行为做了文学性的描绘与渲染，使其初显认贼做父的汉奸嘴脸。但笔者认为，龚孝拱引领英军焚掠圆明园之说属于市井中的无根之谈，不足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