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
冯叔，我在网上看到一张您书房的照片。书架上有很多历史书。冯叔很喜欢读历史吗？
冯仑：
我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所以书房里的历史书比较多。多读历史能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深、更广、更透。过去的事情成为历史，是非、成败、对错，相对都固定下来了，掩饰的东西大部分也都给揭开了，比如说一个人的人设崩塌了，这就变成了历史，成了历史，就变得真实了。我喜欢看真实的东西。如果你也想知道真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就多看历史。
此外，很多时候，对于历史上同样的一件事，会有很多人说，有不同的看法。了解这些不同的看法、解释、解读，也会有无尽的乐趣。
而未来往往都是历史的倒影，了解历史有助于我们更智慧、更通透地活在未来。
2
问：
可是，就像梁启超说的，过去的历史写的都是帝王家事。读这些帝王将相的故事，真的能如您说的，能更智慧、更通透吗？
冯仑：
具体的事当然都不一样，但是事情背后的道理、逻辑是相通的。
举个例子，前些天，我和历史学者张宏杰做过一场对谈直播。我们聊了聊他的新书，也聊到了「历史周期率」这个话题。
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就聊了很多你所说的「帝王家事」。比如说，我讲到了我读历史过程中的一个观察：帝王的纠错机制。
一些时候，帝王犯了错，或者是没有把国家管理好，天灾人祸一大堆，他们怎么纠错呢？
一是下罪己诏。天子嘛，做错了，就要跟天做检讨。或者大家以为他做错了，他作检讨。比如，汉代的时候，遇到地震、彗星，水旱灾害时，就被认为是上天对帝王不满意，所以降下了灾祸，皇帝要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就下罪己诏。
二是杀奸臣。他们总是认为不是皇帝有问题，而是皇帝身边有奸臣，是他们干了坏事，或者他们蛊惑皇帝做了错事。
举个例子，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侵华，开战之前，慈禧杀了好几个主和的大臣，认为这些人是奸臣。开战之后，打不赢，慈禧带着光绪逃到了陕西。慈禧为保住自己，又抓了一百多个主战的大臣，让他们替自己到洋人那「顶罪」，最后杀了一大堆人，保全她自己。这个时候，主战的又成了奸臣了，主和的那几个倒是被「平反」了。
他们就靠不断地怪罪奸臣，来维持自己的「伟光正」。
在这个纠错过程中，他们对待官员的态度很值得一说，概括而言，就是皇帝自己过俗人生活，却拿圣人标准来要求官员。
历代的帝王们，吃穿用度，一切都是最好的，皇宫里三宫六院，莺莺燕燕一大堆人。他们过的肯定是俗人生活，但是他们怎么要求给他们干活的官员呢？圣人标准。给的钱又少，活还得干好。
我读过张宏杰的一本书，里面写到了曾国藩的收入。曾国藩在当京官的时候，已经算是高级干部了，但是他的俸禄并不足以覆盖他的支出。
当然，曾国藩的工资跟老百姓相比的话，还是很高的，但是，他得自己租房，出门得坐车，得自己购置官服，还有各种官场中少不了的应酬，等等，这样一算下来，他每年都得负债才能生活。他甚至还跟他父亲写信，要借钱。
正因为如此，那时的官员基本上都得搞点小腐败，什么冰敬、炭敬之类的，有一大堆「陋规」。
还比如，黄仁宇在写海瑞的时候，称呼海瑞为「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吏」。海瑞古怪在哪？就是他严格按照皇帝的要求来做官，坚决不腐败，结果连肉都吃不起，只能自己在后衙找一块地种菜吃，甚至可以说是活得很吝啬，也不跟人往来，成了多数人眼中的一个「怪人」。
在海瑞或者曾国藩的时代，官员严格遵守圣人标准，很难在世俗中活下去，不遵守吧，又随时可能被抓起来。所以在那些时候，皇帝们的反腐很难成功，贪官杀了一茬又来一茬。人性的本能，很多时候和道德，和圣人的标准很难统一在一起。尤其是皇帝们自己过着俗人生活，却要求底下的人都按照圣人标准过活时，就更难实现了。
读这些故事，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别的不说，至少有一点，如果你是一个管理者，或者企业的老板，你得明白，当一件事没做好时，你不能像那些皇帝那样，轻飘飘地把自己放过，把责任都推给下面的人。或者，咱就是个普通人，与人相处时，也得懂得，不能自己过俗人生活，却总是拿圣人标准去要求别人。否则的话，你肯定很难和周围的人好好相处。
3
问：
有道理。古代的皇帝称孤道寡，看来确实是有原因的。那您喜欢读哪一类的历史书，您读历史类书籍有什么方法吗？
冯仑：
我是业余爱好者，对很多历史知识只是略知一点。与其说怎么读，不如去看历史写作者们怎么写。就我的观察，历史的写法有好多种。
一是把一个事实搞清楚。比如说，在一个史料上较劲，或者借助于考古工作者们新出土的文物，去往深了研究。举个例子，某个地方新出土了一批两千年前的竹简，或者更早的甲骨，研究这些竹简或者甲骨上的文字，分析其中的历史信息，再写成学术著作。这是一种历史写作的方式。也许就那么一点竹简、甲骨，就能研究一辈子。因为离现在越久远，留下来的文献越少，但凡有一点新的，就是很不得了的发现。
二是用一种理论、一种观点去分析、解读历史。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政治课本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读历史。这也是一种研究历史、书写历史的方式。
还有一类写历史的书，写法更像是纪实小说，通过大量的细节描述来讲述历史中的人和人性，比如史景迁的部分著作。我读过一些美国历史学者们的书，他们似乎比较喜欢这种写作方式。我发现这类历史著作不大讲所谓的历史大规律。我们过去读过很多特别爱整大词、有很多大规律的研究历史的书，这类书不这样。
最近几年我读过的一些写历史的书中，我又看到一种写法，那就是「横着写」，把中国历史视为世界文明史的一部分，以世界文明史的发展为坐标，在这个坐标系里看中国的历史。这也是一种。
当然，还有其他的写作方式。但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感兴趣都可以读，开卷有益。
4
问：
您提到有一种历史书写是把中国历史视为世界文明史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留下来的史料汗牛充栋，而很多国家，也许历史同样悠久，留下的历史资料却要少得多？很多国家也不像我们这么喜欢拿历史说事？
冯仑：
因为我们有非常悠久的记录历史、书写历史的传统，我们的文化一直延续。
早在先秦时期，史官们就要记录君主们的行迹，他干什么了，做了什么好事，做了哪些坏事，都要记下来。史官们也记录典章制度、天象、气候、灾害，等等。
因为有这样的传统，哪怕改朝换代了，后世的人也照着做。
加上汉字的独特性，使得前人的档案后人基本上都看得懂。后人一看前人的记录，就可以学。所以，不管干什么，后人都可以从前人的经验中获得借鉴，哪怕是君王、皇帝，看了前面的记录都可以学，上手都快。
我曾经去过非洲一些地方，有的游牧部落在那可能也生存几千年了，但是他们没有完整的文字系统，也就没有研究历史的兴趣。
所以，最近这些年，我们在某些领域对过去的错误进行反思，要「倒查二十年」「倒查三十年」。咱们的文字记录太详细了，便于倒查，以前犯的错，能倒查出来。
非洲的游牧部落就没有倒查的概念。他们没有这个习惯，就往前看，或者横着看——这一片土地不适合放牧了，那就挪一块地儿。于是，他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就缺少了「从历史中寻找经验」这个环节，于是前人犯的错，后人也会一遍又一遍地继续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