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腰封广告所说的“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其实是无意义（nonsense）的话，不过，陈、傅话题确实很令人感兴趣。
作者显然对现代学术史下过一定研究工夫。试举一例，1942年6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得知陈寅恪先生到了桂林，为照顾陈身体而提出他可以在桂林工作，不必到职李庄；而身为陈至友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坚决不准“遥领”，定要到李庄专任才可领六百元并临时加薪的四十元薪水，接连发信给陈寅恪和叶企孙。结果陈表示理解，叶在傅指定格式下给陈寅恪发了“专任研究员暂适用兼任研究员之待遇，月薪一百元外暂加薪四十元”的聘书。作者为此专门采访了当时叶的助手何成钧，说明叶的这次尴尬，和他一年后辞职离开中研院有关联。
书中有一节专讲顾颉刚和傅斯年的交恶，虽然生动而充满激情，但其叙述框架和信息内容没有超出顾颉刚女儿顾潮为乃父所写《年谱》和传记的范围。
应该说，顾先生从中山大学到燕京大学的过程，不仅改变了自己的治学环境，也显明傅、顾关系的恶化，而且还是顾自身学术的转折。对应着1928年史语所在傅斯年领导下开始了举世震惊的殷墟发掘，顾先生此后则基本不再从事殷商史研究，放弃自己敬仰学习的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彻底转向古书辨伪，当年被傅斯年赞为“史学称王”的顾先生，由此也放弃了古史研究的最前沿方向。将疑古理论看得太重的顾先生无法平静对待自己的内心，把研究载体的区分看成了现实资源的分配。
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的十四册《顾颉刚读书笔记》中，在注明1937年11月的《皋兰读书记》的前面顾有序云:“
然彼时实不能从事研究，故每觏一新材料，只摘钞其大凡而已。噫，如予不遭葛氏之攻击，予又安得见此之林林总总之新事物耶！然粗涉其樊而不得深索，此又予毕生之恨也！颉刚记。”
这段手记估计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所补。顾先生这里说“彼时实不能从事研究”是指日寇进犯、国难当头。这里的“葛氏”当然不是侵华日军，而是生活中的某个人，一个顾先生设定的对手。
或有先生指出“葛氏”是顾的学生葛毅卿，但是，顾未去史语所并与傅不和之事其实与葛毅卿完全无关。顾日记和史语所“所档”，都表明葛毅卿在1928年时，还是中山大学史学系一年级学生。顾先生对这个学生有好感，在他第一个学期的课程上给了95分的高分。这样一个刚入大学的学生完全不可能影响到顾、傅之间的私人关系。葛氏大概因学生运动遭牢狱之灾，顾也曾商请傅斯年出面营救。
“所档”元字107-10，是顾先生致傅斯年信，请营救葛毅卿并商刊印《甲申纪事》。这封信落款有具体日期4月23日，但没有记年。这封信的抬头为“北平燕京大学用笺”，可见时间一定是在1929年5月顾先生进入燕京大学之后，也就是在顾和史语所及傅分道扬镳之后。
“所档”元字245-1-19是葛氏报考史语所助理研究员时的履历和自述文件，这份资料的收到时间是1935年6月21日。也就是说，在葛考进史语所之前他和史语所及傅都不可能发生什么关系。葛氏进史语所不久就出事了，根据“所档”元字44-A，北平警察局第15支局王柏良写信给傅斯年，时间是在1935年10月7日。因此无论如何，顾为营救葛写信给傅与顾1929年初的去向选择毫无关系，更完全不可能造成顾的“毕生之恨”。葛是江苏无锡人，入史语所后随罗常培等学语言学，主攻苗瑶语。
那么，让顾先生隐恨而又令他看到“林林总总之新事物”的“葛氏”究竟是谁？笔者猜测是傅斯年。纠葛者，束缚也；缚，傅也。这是顾先生考证“禹”的手法，但我们平时确乎也常用这种指代法来指称某个不愿或不能提及的人。顾、傅由同室好友发展到后来路遇视而不见，中间可供关注民国学者生活交际的研究者发掘处甚多。如果能确定葛氏的身份，可以了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到1937年这段时间，顾先生学术兴趣的某种变化轨迹，体味个人学术之路与人事纠葛的微妙关系。
2007年12月，笔者访问台湾时应“中研院”文哲所之邀做了关于顾颉刚学术转折的讲演，并承史语所王汎森所长和傅斯年图书馆陈鸿森馆长的帮助，得以研读史语所档案并获得了相关复印件。
在研读了史语所相关“所档”之后，笔者意识到当初依从《年谱》和顾潮所写传记划定的顾、傅于1928年中交恶的时间并不准确，应该是在1929年初。因为1928年12月，顾先生还积极准备去史语所并筹备文籍考订组工作计划。
顾先生1928年8月20日致胡适的信中，有了离开中大去一个“研究的境地”的想法，这个理想中的研究境地是当时正在创建的中研院史语所。至于“名位”，顾当时大概是指史语所所长。1928年9月，傅斯年正式就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顾此前与傅有工作上的一些不愉快，1928年也确曾接到燕京大学邀请而遭到傅的斥责，并且将自己的种种不愉快写信告诉胡适。1928年11月13日顾先生的日记:“今日上午，与孟真相骂，盖我致适之先生信，为孟真所见……予与孟真私交已可断绝。”
但史语所“所档”表明，顾在1928年末已完全不介意傅斯年的所长之职，他和傅积极地讨论着自己加入史语所的工作计划，1928年12月还制订呈交的文籍考订组工作计划。一直到1929年初，顾还十分热衷于进史语所，史语所也在1929年1月正式给了顾聘书。根据《顾颉刚日记》，顾于1929年2月24日离开广州经香港北上，在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盘桓一段后，最后在5月1日到了北平。其间3月21日夜接到中央研究院电话，被告知傅斯年将于第二日到上海，因等之；但现在公布的日记中没有更多相关记录。顾离开中山大学北上，最初是应聘史语所并主持文籍考订组工作的，但最后却去了燕京大学。根据“所档”保存的傅、顾往来书信，顾与傅关系变化是在1929年3、4月间。就顾心理的视角，很可能就是在3月22日。章士钊曾说傅斯年是全中国最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人，不知傅的内在视界中又是如何看待顾、傅关系转折的。
“所档”元字107-4是傅给顾的长信， 这封信要求顾不能仅在中大请两个月假，还挂主任名义并上课，却在北平遥领兼函授。指出，“历史语言所不再添兼任研究员，而专任乃须真专任。”内中且云:“兄谓暂且骗中大出之一跑之法，弟不敢与谋。而此种遥领函授的复杂办法必须使院知之以免后论。”傅要求顾到史语所后，最迟一个月内辞去中大职事，并辞干净，如果顾有其他想法请写明由他代转院长核办。
“所档”元字107-5是1929年1月31日顾给傅并请转蔡元培、杨杏佛的长信，这封信强调他为“个人学业计，立志返北平，故辞中大而就中央之聘”，但还是希望在中大继续维持一段，“我走了之后总要使得他不至停顿才好。此弟所以竭力寻一主任以为后继之故”，“我所以不同中大断绝关系之故，都是对于我自身毫无利益的，只有牺牲而已。中央研究院不能容我改兼任，或不改兼任，而不容我与中大不断关系，这一层我很谅解，我决不恨你们，只恨我自己没有断绝中大的决心”。
根据“所档”元字107包括计划书、往来书信、公文、收据等在内的共十三份档案，笔者判断，顾在1928年底积极筹划史语所文籍考订组工作，但想留在中山大学而兼职“遥领”史语所三百元高薪（当时董作宾一百元，主持民间文艺组的刘半农一百五十元），傅答复声明已不再新设兼职，坚持顾必须辞去一切其他任职来所工作，双方在此问题上往来商讨。最后，在傅斯年和蔡元培、杨杏佛的热忱帮助下，顾还是被以特约研究员的名义聘用，支薪二百元并以将来研究著作充抵。顾表示接受并感谢，又提出向史语所每月另行借贷一百元。（傅在批示中要求以后每次借领需经他“斟酌”。）这许是顾最后进入燕京大学的真正原因。
不过，顾的“葛氏”也并非仅仅如笔者猜谜那样简单，当还更有一层因缘。柳存仁《北大和北大人》一文，刊于1940年8、9、10月的《宇宙风乙刊》27、28、30期，柳先生写道:“我知道至今也许有人指得出北大宿舍西斋里，葛天民君情变案女主角某君自缢的地方，但是决没有人能够或者愿意，证明已经成为文化界名人的傅斯年和顾颉刚同住的房间在那（哪）号。”1933年，北大女学生李静淑在男生宿舍上吊自杀，学校将其男友葛天民开除学籍。当时顾先生也在北大兼课。抗战爆发后北大南迁，很多人追忆往事；其中柳氏的《北大和北大人》系列文字据《北大旧事》编者陈平原说是有影响之作。顾对傅心有所怨而用符号指代，柳氏说北大旧事时提到的“葛氏”，行文中与顾、傅关联，正是理想的代符。很多年后补《皋兰读书记》前序时，使用了这个代符。顾后半生对傅一直心存怨芥，这清晰反映在顾六十、七十年代为过去读书笔记、日记所作多条补记中。
实际上，顾、傅之交恶过程非如顾潮所写传记、《年谱》记载的那样线索明晰，更不是决然而止。且不说顾为营救学生写信求助于傅斯年的善举，根据“所档”考字2-77，顾还曾写信给傅介绍其妹去史语所考古组为研究生，史语所之设研究生也是后事。据顾1931年1月31日日记，傅当时建议顾考虑去胡适掌校的北大专任，以提高收入待遇。1935年10月，顾创办《禹贡》杂志，请傅代为募捐，傅慷慨应诺并认真践履，顾不但给傅写长信而且作《本会纪事》“对傅朱辛徐四先生表示极度之感激”。当时捐款的另三位是朱家骅、辛树帜、徐中舒。1947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在傅拟提名单中，提了顾；反而是胡适拟提名单中没有提顾，但提了傅。
顾先生此后离开燕大又再经起落坎坷，终于能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反省自身、进而克服自身已表露较显的一些人性共有的弱点，在下半生几十年中理智规避外在恶劣环境的影响，潜心钻研，在其他众多早年成名的大家或献媚、或沉沦而置学术求真于不顾之际，大放异彩之卓越。顾先生也好、傅先生也罢，他们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行动之意义固毋须任何脱离事实的言辞的褒扬尊讳。
来源 丨《东方早报》2008年0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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