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陈独秀曾是并肩作战的革命同志，并肩作战观念不同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提到陈独秀时，毛主席曾表示：
“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曾提出想去往延安工作，毛主席表示，如果答应这三个条件，即可回到延安。
那么，主席提出了哪三个条件呢？陈独秀最终又是如何表态的呢？
“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陈独秀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不仅国学功底深厚，对新学也是造诣颇深，其语言天赋更是令人称奇，精通英、日、法等多国语言。
陈独秀的个性，直率而不失刚烈，固执中带着几分倔强，思维跳跃，见解独到，因而有人称他为“怪杰”。
这份独特的性格，既为他带来了益处，同时，也让他饱受其害，为他日后光辉又坎坷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毛主席比陈独秀小14岁，在青年时期，便对陈独秀充满了仰慕，毛主席还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曾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发表过文章。
那篇文章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两人也算是有了初步的交集，毛主席与陈独秀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18年10月。
虽然会面时间短暂，话题也仅围绕《新青年》杂志展开，但这对毛主席而言，却是激动的一刻。
回去后，毛主席难掩兴奋之情，对杨开慧说道：
“今日有幸得见陈独秀先生，其见解之深刻，行动之果敢，近日所遇之人中，无人能及，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
也正是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影响下，毛主席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积极地宣传新思想，参加爱国运动。
1919年6月，陈独秀因发表了一篇文章身陷囹圄，消息一出，各界人士纷纷伸出援手，尽全力营救。
此时，毛主席正创办《湘江评论》，旨在宣传新思潮，当得知陈独秀被捕后，毛主席果断发文力挺陈独秀，称赞他为“思想界的明星”。
在与陈独秀、李大钊的密切交往中，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日益深刻，而陈独秀也对毛主席身上那股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当时毛主席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期间，曾有意想要结识一些知名人士，共同探讨。
不过那时大多数人对一个讲着南方话的“图书管理员”不屑一顾，但陈独秀却很欣赏毛主席身上的这股子“韧劲儿”， 两人经常聚在一起，探讨新思想、新文化。
之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虽未直接提及毛主席的名字，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湖南仁人志士的赞赏，显然指的就是毛主席。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宣布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在发起之时，陈独秀给毛主席去信让他着手在长沙建党，11月，长沙共产党组织成立。
在毛主席创办文化书社的过程中，陈独秀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个书社不仅成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也成为了湖南早期革命者的秘密联络点。
随着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的成立，毛主席作为书记，在湖南各地奔波，秘密发展党员，领导工人运动，受到了陈独秀的多次赞扬。
1923年，陈独秀将毛主席调到了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而后毛主席当选为中央局成员，正式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层。
这样一来，两人的接触也渐渐变得多了起来，毛主席是陈独秀最得力的助手，陈独秀是毛主席最敬重的上级。
毛主席在与陈独秀的共同工作中，配合默契，毛主席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迅速成长。
被捕后仍坚持自己是共产党人
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革命事业的前途出现了悲观与失望的心态。
他开始急切地寻找着一条“新的出路”，却未曾料到，这条路正逐渐将他引向偏离正确革命轨道的歧途。
也正是从此刻开始，陈独秀在对武装斗争、国共合作等重大战略问题上与毛主席出现了分歧，两人的思想轨迹渐行渐远。
陈独秀开始接触并大肆宣扬“托派组织”的理论，这一举动无疑与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和政策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党中央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迅速采取行动，约谈了陈独秀等人，并对其错误行为提出了严正的警告。
不过上文也提到了，陈独秀那固执己见、不易妥协的性格，有利也有弊，在此刻成为了阻碍他认清现实、回归正途的巨大障碍，最终他被开除了党籍。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声讨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公开斥责国民党当局的不作为、不抵抗的软弱无能，最终陈独秀被逮捕入狱。
此消息一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于曾有过三次被捕经历的陈独秀却丝毫不惧，安心地坦然应对。
国民党当局竟指控陈独秀为“叛国罪”，这一荒谬的指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蔡元培、胡适、章士钊等一众知名人士纷纷站了出来，要求担任了陈独秀的辩护律师，最终由章士钊来担任。
法庭上在宣读了陈独秀的“罪名”后，章士钊紧扣法理，逻辑严密，怼得对方哑口无言。
章士钊说完后，法庭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被章士钊的精彩辩护深深震撼。但唯有一人，却面无表情，而这就是陈独秀本人。
他坚定地表示，章士钊的发言并不代表他的立场，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共产党的一员，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国民党政府，他毫不掩饰地称之为“误国政府”，并预言其终将走向垮台。在被宣判的那一刻，陈独秀高声疾呼：“我是叛国民党，绝非叛国！”
鲁迅先生曾评价陈独秀是一个有傲骨的人，他固执己见，据理力争，从不轻易妥协，这种性格使得他在某些时候显得过于强硬，难以回头。
毛主席：可以但有3个条件
陈独秀的这种强硬的态度和“绝不妥协”的个性，使得他与党渐行渐远，彻底陷入了“孤立”之境。
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后，国民党的丁默邨前来迎接，意图拉拢，却遭到了陈独秀断然拒绝。
不过蒋介石并未就此放弃，他打着关怀的幌子，屡次派遣使者，甚至许以重建“共产党”的诱惑，试图将陈独秀纳入麾下。
陈独秀虽在过去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但从他在法庭上就不难看出，他的心始终是倾向共产党的，早已洞悉国民党的真正面目，不为所动。
没多久，蒋介石又派了胡适出马前往劝说，他以国家危难、急需人才为由，力劝陈独秀携手共事。
面对胡适的诚挚邀请，陈独秀的回答斩钉截铁：“我与蒋介石，誓不两立！”（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也是命丧蒋介石之手）
实际上，出狱后的陈独秀是对自己的未来是有规划的，他想去延安工作，于是便托人转告党中央，传达自己的意愿：脱离托派，坚决拥护共产党。
对于这个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的革命同志，毛主席自然倍感欣慰，毕竟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对此，毛主席向陈独秀提出了三点要求：其一，陈独秀需要公开声明与托派脱离了关系，并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
其二，要公开表示坚定地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对于陈独秀的脾气，林伯渠是清楚的，他没有把握劝说陈独秀能回到党内，但他还是决心一试。
事后，林伯渠向陈独秀转达了这三个条件，果然不出他所料，陈独秀始终不肯登报检讨表明自己的态度，关系一度紧张。
好在在周总理等人的不断劝说下，这才有所缓解，不料陈独秀又被王明等人恶意中伤，扣上了“日本间谍”的帽子。
即便是后来王明失势后，周总理再怎么邀请，陈独秀也只是一再婉拒，关系也彻底破裂。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病辞世，他的一生，既传奇又坎坷，充满了辉煌与遗憾。
尽管在革命道路上犯过右倾错误，但他对共产党的贡献不可磨灭，正如邓公所言：“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晚年的他虽失去政治舞台，但他心系国家，关注时局，他的一生，功绩远大于过失，是中国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
毛主席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他从来没有忘记陈独秀，曾不止一次地说过陈独秀对他的巨大影响。
解放后，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的生活困顿，由于父亲的关系，陈松年什么都干过：从会计、到老师、再到工人......
1958年，当毛主席在安徽视察时，得知陈独秀之子陈松年生活，竟在砖厂劳作，他立即指示给予关照。
从这之后，陈松年每个月都能领到30元的政府补贴，这也极大地改善了他们一家的生活。
结语
陈独秀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既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他是一位思想激进、敢于创新的先驱者，他倡导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礼教和传统思想束缚，为那个时代的青年提供了一把解放思想的钥匙。
无论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激扬文字，还是在各种讲座和集会上传播新思想，他都成为了一个不可磨灭的象征，象征着旧思想的崩溃和新思潮的崛起。
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更是党早期的核心领导人。在他的引领下，党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迷茫走向坚定。
尽管在革命过程中也遭遇了诸多挫折和困难，但他始终坚信自己的信念和目标，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独秀的性格中也存在着某些偏执和不足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和决策，甚至在某些关键时刻导致了失误。
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地位和影响。
陈独秀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复杂性的人物，他既有激进创新的一面，又有偏执不足的一面，他的一生虽然充满了曲折和争议，但他的思想和精神将永远被铭记和传承。
参考资料
陈独秀与林伯渠的历史交往.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陈独秀对毛泽东早年的赏识. 党史博采
毛泽东与陈独秀. 领导文萃
“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远见与盲区. 河北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