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父去世，我瞒着妻子出了5万，回家时收到异弟的短信我哭出声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哥，为什么要瞒着嫂子拿钱？"小东站在医院的走廊里，皱着眉头问我。病房里，张叔叔正在昏睡，他的呼吸声很轻，脸色比纸还要苍白。

我轻轻擦去眼角的泪水，轻声回答："因为他不单是你的父亲，也是我的父亲啊。这些年，他给了我们多少，你比谁都清楚。"

小东的眼圈一下子红了，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我们都明白，有些亲情，不是血缘能够定义的。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到一些关键的时刻，这些时刻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一生。对我来说，1982年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那年的春天，我八岁，懵懂无知，还不明白命运即将给我们家带来怎样的变化。

1982年的那个早晨，天气阴沉得厉害。父亲像往常一样背着饭盒出门，还不忘摸摸我的头："儿子，好好听老师的话。"我点点头，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谁能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发现院子里挤满了人。母亲瘫坐在地上，头发散乱，嘴唇发白。哥哥李强站在一旁，紧紧咬着嘴唇。我还记得，他的拳头攥得那么紧，指节都发白了。

"矿难了......"邻居王婶抱着我，声音哽咽，"你爸爸他...他去了很远的地方......"

我那时候还不懂死亡的含义，还天真地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没人回答我，只有此起彼伏的叹息声。

从那天起，我们家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母亲开始在市场摆摊卖菜，每天天不亮就出门，直到深夜才回家。她的手开始变得粗糙，背也慢慢驼了下来。

邻居们常来劝母亲改嫁。王婶总说："红梅啊，你还年轻，才三十出头，该给自己找个依靠。两个孩子不好带啊，以后还要上学，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母亲每次都摇头："我年轻，还能干。孩子们还小，我不能让他们受委屈。这年头，后爹对孩子好的有几个？我宁愿自己吃苦，也要把他们拉扯大。"

日子虽然清苦，但母亲从不在我们面前叹气。可有时候，我半夜醒来，总能听到她在房间里低声啜泣。那声音像刀子一样刺痛我的心，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快点长大，帮她分担一些。

哥哥懂事得早，开始帮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我也学着照顾自己，不给母亲添麻烦。但日子还是很艰难，有时候连买肉的钱都要精打细算。

记得有一次，我发烧到39度，母亲连夜把我背到医院。那时候已经是深秋，夜里的风很冷，可母亲的背却那么温暖。医生开了退烧药，母亲数着身上仅有的几张皱巴巴的钱，眼睛里闪着泪光。

就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张叔叔出现了。那是一个改变我们全家命运的雨天。

那天下着大雨，母亲的菜摊被雨水淋得一塌糊涂。眼看着一天的收入就要付之东流，其他摊主都在忙着收摊，没人顾得上帮忙。

就在这时，一个浑身沾满煤灰的男人跑过来，二话不说就帮母亲收拾起来："大嫂，我来帮您。"他的动作很麻利，三下五除二就把菜筐都收拾好了。

"大嫂，我叫张建国，在煤矿工作。这菜筐重，我送您回去吧。"张叔叔憨厚地笑着说。他的牙齿和脸一样被煤灰染黑，但那个笑容却格外温暖。

母亲有些犹豫："这怎么好意思......"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也住平安街，顺路。"张叔叔已经扛起了菜筐，"这雨这么大，您一个人也搬不动。"

从那天起，张叔叔就经常来帮忙。每天下了班，他都会绕道市场，帮母亲收摊，有时还会买些我们爱吃的零食。他总说自己顺路，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特意绕远路来的。

渐渐地，我发现母亲的笑容多了起来。她不再整夜哭泣，开始会给我们讲一些有趣的故事。我知道，这些变化都是因为张叔叔的出现。

有一次，我偷偷问张叔叔："叔叔，您为什么总来帮我们？"

张叔叔蹲下身，轻轻摸着我的头："因为叔叔也是一个人带孩子。我知道你们娘不容易，能帮一点是一点。"

原来张叔叔也是个单亲父亲，他的妻子在儿子小东出生后就离开了。小东比我小两岁，是个特别懂事的孩子。

一年后的一个周末，张叔叔带着小东来到我们家。开始时，小东很害羞，总是躲在张叔叔身后。但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我们一起写作业，一起玩耍，一起分享零食。那时候虽然穷，但却是最快乐的时光。

张叔叔对我们的好，点点滴滴都在心里。他从不偏心，对我和哥哥的态度，跟对小东一模一样。他常说："一碗水要端平，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上高中那年。班里组织春游，要交两百块钱。那时候这个数目对我们家来说不小，一个月的菜钱也就这么多。我把通知书藏在书包里，打算随便找个借口不去。

那天晚上，张叔叔照例来我们家吃饭。他总说家里就他和小东两个人，太冷清。其实我们知道，他是想多帮衬我们一些。

"小勇，听说你们班要去春游？"他突然问我。

我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的？"

"叔叔在学校门口遇到你们班主任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三百块钱，"去玩吧，学习也要劳逸结合。多的钱买点零食，不够再跟叔叔说。"

我发现，钱是新换的，整整齐齐的。后来才知道，他特意去银行换的。这些细节，都说明他总是把我们放在心上。

那年母亲病重，医生说需要动手术，费用要五千多。当时的五千块，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母亲说不做手术了，可把张叔叔急坏了。

"手术必须做！"他拍着桌子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发脾气，"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就这样，张叔叔开始连续上双班。早班刚下完，接着就上晚班。煤矿的工作本来就辛苦，他这样简直是在拿命拼。

每次回家，他的脸上都沾满煤灰，眼睛红得像兔子。但只要看到我们，他就会露出标志性的笑容："没事，叔叔身体好着呢。你们娘身体要紧，钱的事交给叔叔。"

后来我才知道，他把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了，还跟煤矿预支了半年的工资。就这样，母亲做了手术，身体也慢慢好转。

可是好景不长，2000年，母亲的病突然恶化，没几天就走了。临终前，她拉着张叔叔的手说："建国，这些年谢谢你。孩子们就托付给你了......"

我们都以为张叔叔会离开，毕竟母亲已经不在了。但他没有，反而更加尽心地照顾我们。他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搬到我们家来住，说是要照顾我们。

那时候我刚上大学，每个月的生活费从来没有拖欠过。寒暑假回家，总能看到他和小东在收拾房子。家里永远是干干净净的，还经常能闻到饭菜香。

"爸，你别太累了。"有一次，我听见小东这样说。这是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叫张叔叔"爸"。

张叔叔愣了一下，眼圈有些发红："叔叔不累，看着你们好好的，叔叔就高兴。"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直到前年，大哥突然提出要"划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