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洋人，孝庄太后却认他做干爹，只因他能平息顺治帝的龙性大发

他是个洋人，但孝庄太后却甘心认他做“干爹”，顺治皇帝认他做“爷爷”，他是清宫中的神秘人物。他与顺治的交往如家人父子。唯有他，才能平息少年天子的龙性大发。那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他身上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

唐太宗即位初，常常把魏征召到寝宫之内长谈，从而留下了“魏征十谏，已成贞观之治”的说法。而神秘的外国人汤若望对于顺治，也有一段类似的佳话，只是这位谏臣是西洋传教士。

顺治曾对大臣发过这样的感慨：“你们只知道说我以大志、 虚荣。而若望则不然，他的奏疏都是真诚的。每当朕阅读时，就被感动得流下眼泪。”他还说：“‘爷爷’为人无比，你们都不爱我，只他才是不爱功名利禄，一心对我好的人。”

汤若望去觐见皇上时，经常是同他谈黎民百姓的疾苦，并不提什么个人的要求。他所上的奏疏禀帖达三百多件，顺治从中选出一部分放在身边，以便随时阅读。甚至在外出狩猎时，也带在身边，抽空阅读。

顺治皇上与汤若望的关系如此密切，这自然是有一番来历的。他们从相识之初，就不同于一般的君臣。这种特殊的关系应该说始于孝庄太后，即顺治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

早在顺治登极之前，孝庄皇太后就为他操心婚姻大事，相中了她的娘家侄女，即其兄吴克善的女儿博尔济吉特。为此，吴克善提前把女儿送到宫中，为的是让她早些接受宫廷的礼仪方面的教育。只待佳期来到，便举行大婚之礼。但不料这位女子突然生病，百般医治无效。

这时，孝庄文皇太后便想到了汤若望这个多才多艺的人。于是她派宫女去向汤若望求药，当然没有透露病人的身份。汤若望对来者抱歉地说，可惜他手上并无药品。但却送给了她一块圣牌，并嘱咐说，把这块圣牌挂在病人的颈上，祈求天主帮助她恢复健康。没过几天，她的病果然痊愈了。

为此，宫女带来了十分贵重的礼物，并代为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还把病者身份的“谜底”泄露了：原来汤若望救助的是为顺治选好的未婚妻。可见汤氏这一功非同小可。

除此之外，孝庄皇太后还表示了愿做汤若望的义女，这也正是后来皇太后对汤若望格外敬重的前因之一。既然汤若望被皇太后尊为义父，那么福临便顺理成章可作为汤的义孙了。这就是后来他称汤若望为“爷爷”的起因。

“爷爷”这简短的两个字已经可以勾画出他们之间非同寻常的亲切关系了。认一位长者为“爷爷”本也无需过于称奇，但与满人一般的“爷爷”相比，这又是一位碧眼、金发、长髯的“洋爷爷”，这是历史上不曾相有的一件新奇事。

由于母后对这位西洋人格外敬重，因此顺治不把与汤若望的关系视为普通的君臣，而是把他看作一个亲眷，所以汤若望也自然成了年轻皇上身边的一位难得的、温和而又博学的长辈。小皇帝在他面前不用那般拘谨，不必被“皇上”这副架子所束缚，完全可以以少年的本来面目出现，这就使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使他们长、幼二人间有可能产生一种自然、真诚的感情。

虽然他们一个是东方大国年幼的君主，一个是来自“西洋”的年迈的远臣，但 他们首先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在这种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中，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人与人之间自然的、亲切的情感——一位慈善而又博学的老先生，和一名好学而又性格执拗的少年之间的忘年之交。

福临正处在渴求知识的年龄，他像海绵吸水一样，吮吸着各方面的知识。像汤若望这样一个学贯中西、博闻多能的人，当然对他很有吸引力。西学方面的知识，当时中国人还是十分陌生的，因此格外感到新奇，福临对于天文、地理，特别是汤若望所熟悉的星象学问，都很感兴趣。他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好奇心，不断提出种种问题，而汤若望就一个一个深入浅出地加以解释。这样有问有答，让少年福临越发感到，汤若望真像一部活字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问题都能予以答复，而且他的答案大多是闻所未闻的。

于是他们便频繁地往来，每逢汤若望进宫，皇帝就命人招待他。不但不需预先禀报求见，而且免去了三跪九叩之礼，并马上赐茶、赐座。他们常常是盘着腿，面对面地坐在炕上，汤若望也练出了这个“功夫”。此外，他还学会了怎么把长袍子遮在腿上。为了怕他受凉，福临甚至把自己的皮褥子拿给他垫着。每逢召见交谈之后，福临就命人驾马车送汤若望返回住所。

在他们的谈话中，天主教教理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在这一点上，汤若望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他不厌其烦地向福临讲述耶稣受难以及诸使徒苦修等故事，也向他介绍天主教的婚、葬、嫁、娶等礼仪和风俗。但尽管少年福临曾听得入神，汤若望也始终幻想能给这年轻的君主洗礼，然而这一愿望却终难如愿以偿。

顺治也常常出入于汤若望的住处。有时只带几个侍者，微服而至，有时则在大队侍从护卫的簇拥之下，浩荡而来，致使汤若望宅前，车水马龙，好不热闹。

魏特神甫说，在顺治十三——十四年（1656—1657年）间，“皇帝竟有二十四次临访汤若望于馆舍之中，作较长之晤谈。”而更有趣的是，小皇上到了玛法住处，不拘泥于皇家的规矩，完全同普通的访亲、探友一样，随便攀谈、进食，有时还向汤若望要东西吃（任何人都是不敢随意向皇上提供食物的，这一点是可以想象的）。顺治到汤若望住所做客的日子，对这个平时禁锢在紫禁城里的少年皇帝，简直可以说是难得的“解放”与自由的享受。

后来，为让福临能顺利地亲掌朝纲，汤若望也曾帮助他排除一些阻力，那是在摄政王多尔衮去世之后，宫中俗称作五爷的英亲王很想自己再出面摄政，理由是皇上还年轻。但各位皇族和朝臣都不敢站出来直言不讳地阻止，只怕得罪了这位皇叔，就连孝庄太后也感到很棘手：她既想让儿子早日亲政，又恐怕她的小叔子那边节外生枝，使她为难。于是她想到汤公是一位耿直爽快的人，不妨求他游说五爷。这样皇太后便正式召见了汤若望，并委之以重任：让他将太后的意见转告英亲王。汤若望深知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鉴于事关重大，他本人也衷心希望年轻的皇上能早日当朝理政，又鉴于往常皇太后对他的厚恩，于是他便毫不迟疑地答允了下来。

五爷听说汤若望来拜访，很是高兴。在交谈之间，汤若望极力劝说五爷要顾全大局，勿怀异心。皇上明年十五，例可亲政。百官和衷，国家之福也。说得五爷恍然大悟。即日上朝，倡率百官，疏请皇上亲政。从此人心大定，朝野翕然。

由此可见，顺治亲政后，对汤若望殊加恩宠，也是可以理解的。顺治八年八月，顺治颁诏加恩，汤若望连续获得皇上授予的三个头衔：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和太常寺卿，从而成为清朝的三品大官。

当初，顺治帝即位时，年仅六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因此礼节仪式对他来说，简直陌生得很。好在有人指点，他只要听人摆布就是了。但他真正的苦恼还在于从读书走向理政这一简直是痛苦的过程。据顺治本人说，他当时“阅读诸臣奏章，茫然不解”。为此，他苦读了《四书》《五经》《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等书。在这种时候，他迫切需要有人指点，出主意。可实际上，幼主完全被冷落了。摄政王多尔衮，完全不把福临放在眼里。非但如此，就连多尔衮手下之人也敢于公然对小皇上冷嘲热讽，找机会挖苦他。有一次，他们陪他狩猎，故意把他带上艰险陡峭的小路，小皇帝不得不下马步行，于是随从便冷言冷语地 说：“年少不习骑射，似此路径遂下马步行耶？”这样的奚落使小皇帝十分恼火，但却无可奈何，因为当时多尔衮言出即法，颐指气使，初时称摄政王，不久改称“皇叔摄政王”，三年后又加号“皇父摄政王”。

福临的心情与处境得到了汤若望的理解和同情。汤若望竟敢在他面前公开点出皇叔的专权，还私下向他预言：皇叔将不久于人世。汤若望说出这种话，是要冒杀头危险的。但也足以说明皇上与玛法之间的充分信任。可巧的是，时隔不久，摄政王真的遭遇一场暴病。也有一种说法是，他在狩猎时张强弩过力，伤内吐血，不久就死去了。这使少年顺治对汤若望的话更加信服了，也更将他视为知己。

少年顺治奋发上进的愿望也受到了汤若望的鼓励。据顺治自己回述：“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即指多尔衮死去）方始观政。”这时，他才为自己连奏疏都看不懂而着急，才真正发奋念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

正因为此，汤若望一再劝谏他，作为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君主，应该随时增加自己的才能，检点自己的行为。顺治在位期间，凡涉及重大问题，汤若望对他一向是直言不讳的。如当时宫中的太监气焰非常嚣张，令许多朝臣敢怒而不敢言。汤若望就直接提醒顺治不要让太监掌握过多的权力乃至专权。这些劝告是相当有分量的。因那时大太监吴良辅在宫中的权势已相当可观。但遗憾的是，顺治当时忽略了这样的劝诫，以致他后来十分懊悔。

顺治死后，吴良辅被处极刑，与上述遗诏不无关系，也进一步说明汤若望当时对皇上所言是逆耳忠言。

顺治的性格倔强暴躁，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汤若望的劝解，他还颇能听得入耳。

顺治十一年国事纷繁，民间又发生了饥荒，饥民流亡者不乏其人。东北的诸王贝勒平定未久，那一带局势并不十分安稳。在这种情况下，顺治却表示他要归省祭祖、谒陵。几位近臣出面相劝，但皇上概不理睬，执意前往辽宁。大臣们担心：万一发生不测，后果将难以收拾。可顺治说：他返归故里的愿望由来已久，如不能去，就坐不安席，卧不安眠，并轻率地讲：我走后，天下由你们掌管。年轻的皇上还没能真正领悟“国不可一日无君”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汤若望看到此事关系重大，因而也前来劝阻。并告诉顺治，已经查阅过历书，出远门实属不吉祥。于是顺治听了汤若望的意见，放弃了东北之行。而汤若望劝阻御驾亲征抵抗郑成功，更是明显的一例。

在郑成功（1624—1662年）的抗清活动中，顺治暴躁、怯懦的缺点暴露得相当充分。他的脾气平常就火性十足，动辄鞭打左右。此时逢遇大的变故，越发难以自制。

顺治十五年四月，郑成功的势力已大大发展，他率兵自崇明溯江西上，已据四府、三州、二十四个县。六月，进围南京城，清廷为之震恐。面对这危难形势，年轻孱弱的顺治，很担心这位鼎鼎大名的明朝“国姓爷”会长驱北上，直攻京城。因而他整日坐立不安，想退回关外，据守盛京。他的母亲孝庄太后得知后，非常恼恨儿子的无能、无胆、无识，指斥他不该想丢失祖宗创下的业绩。这使顺治恼羞成怒，突然暴跳如雷，拔出宝剑，劈开了御座，以示要与郑成功疆场上兵戎相见，拼个你死我活。这个局面使满朝惊恐万状，却无一人再敢出面劝解。皇太后的话居然无法使他平静下来，还有什么人敢于不自量力呢？

然而，万一皇上御驾亲征而又出了什么三长两短，那么大清的江山社稷将如何是好？在这危难关头，好几个人又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的“干爷爷”，便纷纷来求汤若望劝慰皇上。

汤若望当然明白这并非一件易事，但他仍然以大局为重，不顾触怒龙颜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大胆向顺治进言了。当然这时皇上已平静些了，而汤若望的劝告也真的奏效了。顺治最后放弃了亲自出征的念头，一场轩然大波这才逐渐平息下来。

后来，镇守崇明的梁化风率部偷袭郑成功军营，夺回了城池，又乘胜进攻，大败郑军，这一风险才算最后消除。

福临，这位皇位上的少年，本来正值青春年华，加上宫廷骄奢淫逸生活的放纵，以及某些心怀叵测的太监的引诱，使他渐渐沉醉于温情，常常嬉戏无度。汤若望观察到了这一点，很是忧虑。特别是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于中国宫廷这种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习俗格外反感。他既然希望皇上皈依天主教，也就由衷希望他戒掉这种不良的习俗。但这种事在皇上面前，本来是没有人敢于触及的话题。但汤若望出于“爷爷”的身份，竟郑重其事地向他的皇帝学生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为劝谏他，着实花了一番功夫。

汤若望说：天主教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只有这样，才能家庭和美，生育繁盛，子孙健康，传宗接代。但福临平常习惯了周围人对“天子”特权的灌输，他本人前后有三个皇后，十四个具有名位的嫔妃，如今竟要求他也实行一夫一妻制，这一点他根本无法理解。可汤若望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他的臣民作榜样。 他还进一步向皇上讲述了“天主十诫”，如作为教徒，要守瞻礼主日，要朝拜天主，唯独侍奉他。汤若望特别解释了天主的第六条诫命：勿行邪淫。第九条诫命：勿贪恋他人之妻。福临乍一听，只觉得逆耳难熬。他拂袖而起，转身离开了房间，为此，汤若望颇为担心，以为这回皇上真的和他动了气，但没想到过了片刻，皇上转了一圈，又回到他身边说：朕以为，爷爷所讲，天下人很难做到。汤若望于是又强调说，正因为这样，才更应该作为一条严格的诫命。他的这番话不仅是就事论事，而且是具有弦外之音的。

因为福临在刚刚亲政的那年秋天，便举行了大婚之礼。娶的正是皇太后的侄女儿，蒙古科尔沁部亲王吴克善的女儿。顺治虽然身为至尊至上的皇上，但他也像中国历史上许多帝王一 样，选后的终身大事，并不遂愿。两年之中，皇后一直被“隐谪冷宫”。勉强到了第三年，福临便以这位皇后“僻嗜奢侈，多猜忌” 为由欲“废皇后为静妃。”他认为自己喜节俭，而皇后好奢，使他无法容忍。

福临擅自作出如此重大决定，这惊动了满朝文武。大学士冯铨等十四五个人出来劝谏，但他丝毫也听不进去。之后，他又娶了孝庄皇太后的侄孙女为妻。但对她也较疏远。与此同时，顺治反倒热恋上了他的弟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