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1069年）到熙宁八年（1075年），这7年，是两宋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喧嚣时代。
这个时代，以宋神宗从江宁府（今南京）召王安石入京，迅速提拔他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全面推行“新法”而拉开帷幕，以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黯然退归江宁而奏响终止符。王安石在宋神宗全力支持下，紧锣密鼓推出了均输、市易、青苗、免役、方田均税、农田水利、保甲、保马、将兵等十余项“新法”，期待以近似大规模政治动员和国家运动的方式，一举解决“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重压下的北宋王朝面临的财政危机和社会痼疾。
这一揽子新法在朝野引发了轩然大波：在风气日趋保守的朝堂之上，围绕每一项新法的酝酿制定出台，新法派和反对派都要吵得面红耳赤，势不两立。不论是贤名甚著的元老重臣，如富弼、欧阳修、范镇、文彦博、吕公著，还是前途无量的政治新星，如苏辙、程颢、范纯仁、陈襄、刘挚，一旦与新法派议论不合，便以各种方式被摈斥出中央决策层；同时，一些比较陌生的、年轻的面孔，很快出现在官僚体系的各个关键岗位上。
在两宋迄今的褒贬不一、聚讼纷纭的众多史料中，对王安石却有一个相当一致的评价，就是说他性喜“强辩”：“强辩自用”（赵抃），“强辩背理”（《宋史》本传），“率以强辩胜同列”（邵博），“直是强辩，邈视一世”（朱熹）……“强辩”。王安石等人的“强辩”，先在传统史学中被脸谱化、污名化，后在聚焦社会经济层面的现代史学中被边缘化，其实还有值得重新审视的价值。
广泛而激烈的政治辩论，在北宋历史上不止一二次，不过，熙宁时代尤其独特。朱熹说，比起汉唐，本朝胜在“议论”，“自仁庙后而蔓衍于熙丰。若是太祖时，虽有议论……无许多闲言语也”。所谓“熙丰”，主要指熙宁。到元丰年间，王安石早已退出政治舞台，神宗亲自主持变法，国是既定，喧嚣不再，议论反而显得沉闷，甚至有些压抑，到了元祐初年，之前被压抑的议论又得到了一轮释放，可视为熙宁的延续。
当然，除了王安石的辩论性格和才能，皇帝的个性和施政作风，宋代政治决策中颇受研究者重视的“对”和“议”，皆为政治辩论的展开提供了机会和场域。
新世纪学者倾向于从政治而非社会经济角度来解读“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所谓政治，涵盖了人物、事件、制度等。当然，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具有多层次性。准确地说，作为政治思想底色的政治观念，探索行动者习染的政治思想结构（某种意义上可称“常识”）如何影响了制度、政策及其他政治活动，也就是思想与政治、社会的互动。
据说，在新儒学的刺激下，宋代是先秦诸子以后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许多重大命题，如天命、人性、王权、君臣、正统、华夷、礼法，等等，历数千载之演进，至宋代已发展得十分成熟。在现实政治中，这些思想元素以或潜或显、或强或弱的方式影响着宋人的倾向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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