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沈醉前往贵州息烽集中营,关车门时一个扫地的疯子抬起眼轻轻瞟了他一下,后继续扫地。精细过人的沈醉凭这一眼,感觉韩子栋不会是疯子。
沈醉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扫地的疯子叫韩子栋。(韩子栋为《红岩》华子良原型,山东阳谷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辗转关押于北平、南京、武汉、益阳、息烽等地的国民党秘密监狱,但他时刻牢记着支部的隐蔽决定,等待时机越狱)。
沈醉于解放后被捕,关押于功德林监狱,特赦后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
我与韩老(华子良)成为好友,是经过天翻地覆的一场历史上少见的变化的。
我担任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局的总务处处长时,有次去军统设在贵州息烽的集中营视察。我轻轻地把汽车停下之后,看见一个衣衫破旧的人在扫地。当我从驾驶室走出来,因为我的警卫把车门用力一关,发出很大的声响,这个扫地的人却抬起眼轻轻瞟了我一下。然后,继续若无其事地扫地。当集中营几个负责的特务走上来迎接我时,我便问:“这扫地的是什么人?”“一个没有弄清案情的疯子。”
“什么案情?”“共产党嫌疑犯。”
我听后把手一扬:“关进去!”我认为刚才他瞟我的那一眼,不会是疯子所为,因为疯子看人是呆呆地看,而他头也不转,只轻轻一瞟,说明他神经正常。于是,他每天放出来打扫卫生这点难得的“优待”,被我这一句话剥夺掉了。
1947年秋天,我从南京回重庆去处理军统和中美合作所留在重庆的财产和武器等,准备用几百辆十轮大卡车把一些东西从陆路运往南京。这时,息烽集中营已结束,一部分政治犯解往重庆囚禁在白公馆监狱。有天傍晚,白公馆看守所
长急得满头大汗跑来见我说,疯子韩子栋逃走了!我便吩咐几辆小吉普车分途向贵阳、成都沿公路追捕。
原来,韩子栋从我那次把他关起来后,装疯比过去装得更象。所以,看守又把他弄出来扫地、挑菜,结果他趁出外买菜时逃走了,去追捕的汽车第二天毫无结果地返回来。这件事当时不但使军统局为之震动,连蒋介石也大发脾气。因为韩逃走之后,才弄清他的确是地下党员。囚禁14年,多次拷打,他都未承认自己的身份。他逃走之后,同牢房的人才说出他的身份。这在军统局说来,是极少有的大事。
前年从《人民日报》上看到韩老到贵州息烽为张露萍张蔚林等烈士扫墓的报道,我大吃一惊。韩子栋还健在?我想写信去向他表达我对他的歉意和敬意,但这封信写好后,我又把笔搁下来:“他会原谅我吗?”一连串问题使我不能写下去。更出我意外的是,我回北京后竟然接到韩老从贵阳寄来一信。他问我,《我这三十年》一书从什么地方能买到?他只从《羊城晚报》上看过几篇,想全部看看。我马上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说我准备去贵州看望他,当面向他请罪,同时把书也寄去了。
不久接到韩子栋热情洋溢的回信,他说“革命无先后”,过去的事不用谈了,如我去贵州他一定到车站接我。看完这信,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正当我准备去贵州时,福建省政协召开五省文史会议邀我去参加。我在福州把这件事告诉了福建省政协秘书长顾耐雨同志,他立即表示,和韩老见面应当在福州最宜,因福建电视台的节目,台湾同胞爱收看,让一些老朋友看看这对生死冤家握手言欢的电视节目有意义得多。我同意了,并写信给韩老征求意见,他也同意了。时间决定在去年九月间。没想到我八月去新疆返回时,在飞机上心脏病发作,几经抢救方始脱险。医生和家人坚决不让我再作远行,结果使韩老在福州等了很久。
一天,正当我在家养病时,一阵敲门声传来,在我眼前出现的客人竟是我一直想见的韩老。我一下把他抱住泣不成声,感激的泪水流个不停。
韩老把我扶进客厅,两人滔滔不绝地谈了近两个小时,他才发现我桌旁医生限制我会客谈话不许超过15分钟的牌子,便急忙勿勿告别。第三天共进晚餐时,郭兰英和郑凤荣两人异口同声地说:“你们这种关系的变化,说明了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见到,这不只是表现出韩老宽阔的胸怀,更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风格···”
今年五月,我随长影华克同志等去重庆,韩老又放弃了去东南等省参观的机会,从广州赶到重庆与我在白公馆,渣滓洞及烈士墓前合拍了不少镜头。
解放后,韩子栋历任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贵阳市委副书记等职。“文革”中韩子栋受到不公正待遇和迫害,甚至有人怀疑他是由沈醉安排假脱逃而潜伏下来的特务——沈醉坚持事实,坚决否认这一说法,并将他亲自安排布置追捕韩子栋的情况出具了证明,韩子栋才在“文革”结束后被平反,后担任贵州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病逝,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