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背后的尊孔与限佛。周太祖郭威夜梦孔子,周世宗柴荣要求男女有志愿出家者,必须征得父母、祖父母及同居伯叔兄的同意,必须能诵读或熟读经书……
公元952年(广顺二年),慕容彦超在兖州(今山东兖州)叛乱。周太祖郭威在派兵征讨失利后,便率军亲征,城将破之际,夜间梦见一人。 郭威所梦之人容貌伟岸,穿王者之服,告诉周太祖说:“陛下明日将攻破此城。〞 于是,第二日郭威亲自督战,全力攻城,至中午城陷。周太祖入城,遇孔子庙,恍然大悟,对近臣说:“寡人昨夜所梦见的,难道是孔夫子吗?不然怎会取此道入城。” 于是他下马观看孔子像,果真正如梦中所见,情喜之下便欲参拜,为近臣阻止:“仲尼只是人臣,陛下您不能参拜。” 郭威说:“文宣王(指孔子)是百代帝王之师,又怎能不敬拜!况且他又梦中托言我军今日得城之事。” 因而立即在祠前祭奠孔子。祭莫所用酒器、银具等留在祠前。随后周太祖又巡幸孔林,祭拜孔子墓,授孔子四十三代孙孔仁玉为曲阜(今山东曲阜)令,下令兖州修葺孔子祠。 周太祖郭威在攻下兖州城后,奠拜孔子实因孔子是中国古代文人所尊崇的圣人。兖州城遭战祸后,一片凋敝,且人心不稳,周太祖拜祭孔子可以看出他比较重视文人,他力图改变五代时期重武轻文的现象,也可以起到安抚、收买人心的作用。 自唐末以来首次由中原君主以国家典礼规格祭孔,标志汉人伦理纲常重新主导中原,被宰相冯道赞为“真主也”。 郭威明确“以儒教治天下”,通过尊孔削弱武将专权,为后周“崇文抑武”政策奠基。 郭威回到汴梁时,冯道进宫跪迎,说曲阜之行是大周之幸,是天下苍生之福。冯道还跟郭威解惑一人之儒与天下之儒,儒于朝廷而言,是天下人心。 五代时期,佛教盛行。周世宗当政后,深刻认识到佛教盛行的种种弊端与消极影响。公元955年(显德二年),周世宗颁布诏书限制佛教的发展。和以前朝代三次灭佛活动不同的是,周世宗这次并没有大量屠杀僧侣,也没有大批焚毁佛经,实际上是带有一种整顿色彩的禁佛活动。 周世宗在禁佛活动中,他只留下前朝帝王有赐与匾额的重点佛寺,其余寺院一律毁去。 诏书首先列举了佛教的弊端。指出近期以来,地方诸州奏报,常有僧人犯法,蔑视法令。更有甚者,私自剃度,广收僧徒,扩建寺院。乡村之中,其弊端尤为严重。而且临阵脱逃的士兵,多削发为僧以逃避兵役,作奸犯科之人,也往往以寺院为庇护。 诏书规定:全国各地的寺院,除拥有“敕额”的准予保留外,其余的一律停废。今后,均不得再建寺院、兰若(禅修场所)。王公贵戚、地方官吏也不得再奏请建造寺院和开坛设戒、剃度僧众。 诏书还规定了对日后出家为僧尼的限制。要求男女有志愿出家者,必须征得父母、祖父母及同居伯叔兄的同意,同时男须在十五岁以上、女子十三岁以上,能诵读或熟读经书,并经有关官员测验合格者方准剃度,而且设坛剃度应在规定的五个地方进行。 诏书还规定,如果父母,祖父母健在,家中别无其他子女侍养者,不准出家。至于曾经犯罪、遭受过刑罚、背弃父母、逃亡奴婢、恶逆徒党、山林亡命、负罪潜逃等人严禁出家,如有寺院违犯,本人、师主、临坛三纲、知事僧尼一律全部治罪。 诏书还禁止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等毁坏身体的修炼狱以及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等妖幻行径。一经发现违犯者,勒令还俗,发配边远地区。还造僧册,登记僧尼数目,未经登记者,勒令还俗。 诏书颁布后仅一年,全国就废除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仅留二千六百九十四所。 周世宗说:“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耶?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资治通鉴》) 周世宗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们不要对我毁去佛像这件事有疑虑。佛啊,是以善道度化世人的,如果有心向善,就是供奉佛了,那铜像岂是所谓的佛呢?而且我听说过,佛为了利益他人,就算是头颅、眼睛都可以布施给别人。如果朕的身体可用来救济民众,我也在所不惜啊。 在佛教的发展历史上,周世宗的这次禁佛活动是最有影响和最人性化的一次,通过周世宗的这次禁佛,佛教不再有大规模的发展,而是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 此后,儒、佛、道三教之争,也趋于缓和,不像过去那么尖锐,即使有纷争,规模也相对较小。 周世宗柴荣作为五代十国时期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通过这次限佛活动,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一位仁君,只可惜他是“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公元952年(广顺二年),慕容彦超在兖州(今山东兖州)叛乱。周太祖郭威在派兵征讨失利后,便率军亲征,城将破之际,夜间梦见一人。 郭威所梦之人容貌伟岸,穿王者之服,告诉周太祖说:“陛下明日将攻破此城。〞 于是,第二日郭威亲自督战,全力攻城,至中午城陷。周太祖入城,遇孔子庙,恍然大悟,对近臣说:“寡人昨夜所梦见的,难道是孔夫子吗?不然怎会取此道入城。” 于是他下马观看孔子像,果真正如梦中所见,情喜之下便欲参拜,为近臣阻止:“仲尼只是人臣,陛下您不能参拜。” 郭威说:“文宣王(指孔子)是百代帝王之师,又怎能不敬拜!况且他又梦中托言我军今日得城之事。” 因而立即在祠前祭奠孔子。祭莫所用酒器、银具等留在祠前。随后周太祖又巡幸孔林,祭拜孔子墓,授孔子四十三代孙孔仁玉为曲阜(今山东曲阜)令,下令兖州修葺孔子祠。 周太祖郭威在攻下兖州城后,奠拜孔子实因孔子是中国古代文人所尊崇的圣人。兖州城遭战祸后,一片凋敝,且人心不稳,周太祖拜祭孔子可以看出他比较重视文人,他力图改变五代时期重武轻文的现象,也可以起到安抚、收买人心的作用。 自唐末以来首次由中原君主以国家典礼规格祭孔,标志汉人伦理纲常重新主导中原,被宰相冯道赞为“真主也”。 郭威明确“以儒教治天下”,通过尊孔削弱武将专权,为后周“崇文抑武”政策奠基。 郭威回到汴梁时,冯道进宫跪迎,说曲阜之行是大周之幸,是天下苍生之福。冯道还跟郭威解惑一人之儒与天下之儒,儒于朝廷而言,是天下人心。 五代时期,佛教盛行。周世宗当政后,深刻认识到佛教盛行的种种弊端与消极影响。公元955年(显德二年),周世宗颁布诏书限制佛教的发展。和以前朝代三次灭佛活动不同的是,周世宗这次并没有大量屠杀僧侣,也没有大批焚毁佛经,实际上是带有一种整顿色彩的禁佛活动。 周世宗在禁佛活动中,他只留下前朝帝王有赐与匾额的重点佛寺,其余寺院一律毁去。 诏书首先列举了佛教的弊端。指出近期以来,地方诸州奏报,常有僧人犯法,蔑视法令。更有甚者,私自剃度,广收僧徒,扩建寺院。乡村之中,其弊端尤为严重。而且临阵脱逃的士兵,多削发为僧以逃避兵役,作奸犯科之人,也往往以寺院为庇护。 诏书规定:全国各地的寺院,除拥有“敕额”的准予保留外,其余的一律停废。今后,均不得再建寺院、兰若(禅修场所)。王公贵戚、地方官吏也不得再奏请建造寺院和开坛设戒、剃度僧众。 诏书还规定了对日后出家为僧尼的限制。要求男女有志愿出家者,必须征得父母、祖父母及同居伯叔兄的同意,同时男须在十五岁以上、女子十三岁以上,能诵读或熟读经书,并经有关官员测验合格者方准剃度,而且设坛剃度应在规定的五个地方进行。 诏书还规定,如果父母,祖父母健在,家中别无其他子女侍养者,不准出家。至于曾经犯罪、遭受过刑罚、背弃父母、逃亡奴婢、恶逆徒党、山林亡命、负罪潜逃等人严禁出家,如有寺院违犯,本人、师主、临坛三纲、知事僧尼一律全部治罪。 诏书还禁止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等毁坏身体的修炼狱以及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等妖幻行径。一经发现违犯者,勒令还俗,发配边远地区。还造僧册,登记僧尼数目,未经登记者,勒令还俗。 诏书颁布后仅一年,全国就废除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仅留二千六百九十四所。 周世宗说:“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耶?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资治通鉴》) 周世宗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们不要对我毁去佛像这件事有疑虑。佛啊,是以善道度化世人的,如果有心向善,就是供奉佛了,那铜像岂是所谓的佛呢?而且我听说过,佛为了利益他人,就算是头颅、眼睛都可以布施给别人。如果朕的身体可用来救济民众,我也在所不惜啊。 在佛教的发展历史上,周世宗的这次禁佛活动是最有影响和最人性化的一次,通过周世宗的这次禁佛,佛教不再有大规模的发展,而是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 此后,儒、佛、道三教之争,也趋于缓和,不像过去那么尖锐,即使有纷争,规模也相对较小。 周世宗柴荣作为五代十国时期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通过这次限佛活动,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一位仁君,只可惜他是“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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