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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并不完美,因此,人为的干预,即便是出于良善意图,常常事与愿违,此即“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在人文社科领域,这个概念常被人援引,以抵制那种狂妄鲁莽的“社会工程”。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说,“理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人类有目的活动的出乎意料的社会反应”。 这一主张被保守派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采纳,成为《摩登时代》一书的主题。

关于“非预期后果”,还有许多格言、谚语。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增广贤文》) 。类似的英谚有,“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善意铺就的。”另外,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一句格言也因着哈耶克的引用而广为人知,即‍“常常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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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休谟同样意识到人类有意识行为的“非预期后果”。他说,“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极为复杂,几乎从来没有任何一种选择纯粹是好的,或者纯粹是坏的。从每一项措施中可以预见到必然的和各种不同的后果,而许多预见不到的后果确实也常常产生于每项措施。” (《休谟政治论文选》第155页) 可以说,这种认识论赋予他的作品一种怀疑主义的底色。

埃德蒙·柏克也表达过类似观点,“道德因素的真正影响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在一开始有害的,在长久的运作后可能会变得非常有益;可能它的卓越性,就是来自其一开始产生的不利影响。反之亦然,有着良好开始的、看似合理的计划,常常有着遗憾而又悲惨的结局。” (《法国大革命反思录》第98页)

有趣的是,宋代政治家李纲、明代政治家方孝孺都曾用“非预期后果”来解读中国王朝的更迭。

“秦以三代封建,王室削弱之故,置侯罢守,隳名城,杀豪杰,而陈胜、吴广起于谪戍,奋臂一呼,天下响应,刘、项兴而秦遂亡。汉矫秦失,裂土以封功臣,宗室子弟多者至七十余城,使郡国相错,而韩、彭、英、卢叛于前,吴楚七国变于后,至元、成间,异姓诸侯王既已灭绝,宗室之国惟食租税,至乘牛车,自以为可以无患矣。而朝政归于外戚,王莽因以篡汉。光武中兴,功臣所封,不过大县数四,奉朝请而不责以吏事,宗室之国,皆有分限,抑远外戚,不使与政,可谓得策矣。其后阉宦擅权,党锢之祸兴,而董卓、曹操相继以取之。至唐因隋之制,置府兵,严镇守,威加于夷夏,功臣无世袭之国,宗室无尺土之封,而武、韦、杨氏,乃以女宠扇祸。其后安史之乱甫定,而藩镇之势浸强,分裂土宇,擅征伐,私货财,天子不得以制,而朱全忠因之,遂移唐祚。国家鉴藩镇之弊,黜削其权;一切任以文吏,尺土、一民、甲兵、贡赋皆归于朝廷,无尾大不掉之患,而宗室外戚,又非有过分之宠也。北结契丹以为欢邻,西制夏人,东招高丽,南抚交趾,率皆臣属,非有夷狄之虞也。维持制御之术,过于前代远甚,而金寇乘间窃发,驱驰中原,遂有不可支吾之势。” (李纲《论变乱生于所忽》)

方孝孺在《深虑论》()中几乎将上述观点重述一遍。

近代思想家严复更为精辟地概括道,“虑其患而防之,而患或起于所防之外,甚者乃即出于所防之中。” (《严复集·法意按语》第9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