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并不完美，因此，人为的干预，即便是出于良善意图，常常事与愿违，此即“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在人文社科领域，这个概念常被人援引，以抵制那种狂妄鲁莽的“社会工程”。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说，“理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人类有目的活动的出乎意料的社会反应”。 这一主张被保守派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采纳，成为《摩登时代》一书的主题。
关于“非预期后果”，还有许多格言、谚语。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增广贤文》） 。类似的英谚有，“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善意铺就的。”另外，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一句格言也因着哈耶克的引用而广为人知，即“常常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英国哲学家休谟同样意识到人类有意识行为的“非预期后果”。他说，“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极为复杂，几乎从来没有任何一种选择纯粹是好的，或者纯粹是坏的。从每一项措施中可以预见到必然的和各种不同的后果，而许多预见不到的后果确实也常常产生于每项措施。” （《休谟政治论文选》第155页） 可以说，这种认识论赋予他的作品一种怀疑主义的底色。
埃德蒙·柏克也表达过类似观点，“道德因素的真正影响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在一开始有害的，在长久的运作后可能会变得非常有益；可能它的卓越性，就是来自其一开始产生的不利影响。反之亦然，有着良好开始的、看似合理的计划，常常有着遗憾而又悲惨的结局。” （《法国大革命反思录》第98页）
有趣的是，宋代政治家李纲、明代政治家方孝孺都曾用“非预期后果”来解读中国王朝的更迭。
“秦以三代封建，王室削弱之故，置侯罢守，隳名城，杀豪杰，而陈胜、吴广起于谪戍，奋臂一呼，天下响应，刘、项兴而秦遂亡。汉矫秦失，裂土以封功臣，宗室子弟多者至七十余城，使郡国相错，而韩、彭、英、卢叛于前，吴楚七国变于后，至元、成间，异姓诸侯王既已灭绝，宗室之国惟食租税，至乘牛车，自以为可以无患矣。而朝政归于外戚，王莽因以篡汉。光武中兴，功臣所封，不过大县数四，奉朝请而不责以吏事，宗室之国，皆有分限，抑远外戚，不使与政，可谓得策矣。其后阉宦擅权，党锢之祸兴，而董卓、曹操相继以取之。至唐因隋之制，置府兵，严镇守，威加于夷夏，功臣无世袭之国，宗室无尺土之封，而武、韦、杨氏，乃以女宠扇祸。其后安史之乱甫定，而藩镇之势浸强，分裂土宇，擅征伐，私货财，天子不得以制，而朱全忠因之，遂移唐祚。国家鉴藩镇之弊，黜削其权；一切任以文吏，尺土、一民、甲兵、贡赋皆归于朝廷，无尾大不掉之患，而宗室外戚，又非有过分之宠也。北结契丹以为欢邻，西制夏人，东招高丽，南抚交趾，率皆臣属，非有夷狄之虞也。维持制御之术，过于前代远甚，而金寇乘间窃发，驱驰中原，遂有不可支吾之势。” （李纲《论变乱生于所忽》）
方孝孺在《深虑论》（）中几乎将上述观点重述一遍。
近代思想家严复更为精辟地概括道，“虑其患而防之，而患或起于所防之外，甚者乃即出于所防之中。” （《严复集·法意按语》第9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