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这个名字，最初其实是源自以讹传讹。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人听说，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矗立着一个强大的帝国——亚述帝国。他们就用“亚述”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变体“叙利亚”，统一称呼现在的阿拉伯半岛北部。其实，亚述帝国的核心部分，在今天的伊拉克，跟叙利亚根本就是两个方向。但这个错误的名字，却在古代欧洲流传了好几百年，深入人心。直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登上阿拉伯半岛，才发现了希腊人的错误。他们修改了“叙利亚”这个词的指代范围，把它局限在地中海东岸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相当于今天的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外加伊拉克南部。这片领土，后来在阿拉伯语中称为“沙姆”，在法语和英语里则叫“黎凡特”。
不管是地理意义上的古叙利亚，还是近代欧洲人口中的黎凡特，它们的疆域都比今天的叙利亚共和国要大好几倍。为了方便区分，欧洲人一般把古叙利亚称为“大叙利亚”或者“天然叙利亚”。可别小看这多出来的一个“大”字，现代中东的许多纷争，都和它有关。
公元7世纪，中东地区一度被纳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到了16世纪，它们又被奥斯曼帝国所征服，叙利亚也不例外。这个曾经的文明摇篮，经过一系列变故，逐渐变得萧条不堪。原因有两方面：外因是自然环境。从14世纪开始，地中海东岸经历了长达500年的小冰河期，传统的小麦种植业变得极不景气。航海大发现之后，历史悠久的陆上贸易也被海洋取代，加剧了叙利亚在经济上的窘境。内因则是地形条件。如果拿一份今天的叙利亚地图来看，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全国人口最多的10座城市，有7座分布在西部边境一条狭长的“走廊”上。这是因为，叙利亚东部属于沙漠地带，不适合定居。全国只有28%的土地可以耕种，它们大部分集中在西部这条走廊地带，两侧则是高山。叙利亚传统的农业和陆上贸易，都是在西部这块狭长的平原上展开的。既然这两项产业都不景气，叙利亚也就持续衰败下去。到19世纪初，这里只有两座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人。
不过，经济衰败、人口凋零，倒是让奥斯曼帝国的管理工作变得简单了。今天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在17世纪被粗略地划分成4个行省。奥斯曼帝国在省城派驻总督和法官，负责收税、征兵，其他事务则交给本地阿拉伯人领袖打理。至于沙漠边缘的游牧部落，他们连税都不用交，偶尔帮忙打打仗就行。叙利亚的宗教和民族问题呢，奥斯曼总督也乐得让大家私下协商。反正这里只是一片贫穷的海外领地，没有多少油水可以压榨，采取放养政策就行了。
1831年却出了一桩大事。过去效忠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目睹旧帝国摇摇欲坠，生出了个人野心。他指挥大军在地中海东岸登陆，占领了整个叙利亚和大半个巴勒斯坦。奥斯曼帝国直到1841年，才在英俄两国支持下，打败埃及人，夺回了失去的领土。但埃及人的10年统治，却给叙利亚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埃及人把现代税收制度带到了叙利亚。他们重新开垦荒芜的土地，组织农民耕种，并从收成里征税；城市居民也要按人头纳税：这使叙利亚在经济上成为了一个有序的整体。其次，埃及人模仿欧洲，在叙利亚建立了原始的议会制度。一切城乡居民，不分民族、宗教，都可以推举代表进入议会，商讨本地大事。虽然当时的议员，大部分还是过去的部落领袖和富商，但这项新制度，却让他们第一次有了为本地利益发声的使命感。最后，埃及人用武力降伏了不服管束的游牧部落，又用武力让奥斯曼人吃了十年瘪，这让叙利亚人由衷地觉得：要自保，必须拥有武装。
有意思的是，埃及人虽然撤走了，他们留下的税收和议会制度，却被奥斯曼帝国原样继承了。不过，为了实现精细化管理，巴勒斯坦地区被单独划了出去。叙利亚只剩下了3个省，分别是大马士革、阿勒颇和贝鲁特。贝鲁特省，就是今天黎巴嫩的沿海地带。在新体制下，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这就带来了新问题。因为叙利亚的绝大多数人口属于穆斯林，他们抗拒这种变化，并在1860年挑起了宗教战争。奥斯曼帝国为了息事宁人，把叙利亚的天主教徒迁移到黎巴嫩山区，给他们单独建了一个自治领。这种安排，一直持续到1914年“一战”爆发。
整个19世纪后半叶，叙利亚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上，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离帝国的政治中心君士坦丁堡，是既不近又不远。不近，意味着控制力没那么强；被巴尔干问题深深困扰的旧帝国，不会把太多精力放在叙利亚身上。不远，则方便了叙利亚人成为帝国改革政策的受益者。要知道，在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2400万国民里，阿拉伯人占到1/3。作为阿拉伯人聚居区的叙利亚，自然成了笼络对象。巧的是，当时的西欧对棉纺织品有着旺盛的需求。英法两国的企业看到了叙利亚的经济潜力，开始动员本地人大批种植棉花。要出口棉花，就得修筑铁路和公路，港口也要扩建。银行、外贸公司等配套设施，也在叙利亚蓬勃兴起。加上奥斯曼帝国为了表现改革的诚意，开办了一系列实行欧洲学制的中小学，沉寂了数百年的叙利亚，意外迎来了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短短40多年间，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以阿拉伯知识分子和城市工商业者为核心，思想高度激进的新生代精英群体。正是在这个群体里，诞生了近代中东第一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也正是他们，主持制定了叙利亚独立的第一个具体方案。
回看19、20世纪之交的世界史，会发现：倡导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现代化，是许多被压迫民族的共同选择。中国的辛亥革命，还有欧洲的巴尔干独立运动，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但阿拉伯人的情况，却有点特殊。首先，阿拉伯人定居的中东地区，从几千年前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混居地。像叙利亚的阿勒颇，就住着一大批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他们跟阿拉伯人共同生活，还发生通婚，根本就没有清晰的边界。那阿拉伯民族主义，要不要把这些人也带上？其次，大部分阿拉伯人，和奥斯曼帝国的突厥人一样，信奉伊斯兰教，但其中有许多分裂的小教派。另外，阿拉伯人里还有天主教徒，有东正教徒。怎么处理这些混沌的宗教纠葛，也成了难题。
正是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叙利亚的阿拉伯知识分子，走上了一条空想之路。他们认为，阿拉伯民族最辉煌的年代，是公元7到10世纪。那时节，从北非到波斯高原，属于同一个政权；大家不分民族，不分宗教，都是阿拉伯帝国的子民：这样才是理想状态。19世纪的阿拉伯人，也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按照他们的说法，只要一个人是生活在古代阿拉伯帝国的领土上，那不管他属于哪个人种，信奉哪种宗教，都可以被视为阿拉伯人，都是革命同志。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且不说古阿拉伯帝国的许多领土，比如埃及和伊朗，早就成为独立国家了。单说宗教矛盾，叙利亚的穆斯林和天主教徒，直到1860年还在互相杀戮，他们怎么可能骤然化敌为友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叙利亚知识分子又提出了一些新主张。他们从历史的尘埃里，打捞出了“大叙利亚”这个概念，并宣传说：阿拉伯半岛的西部和北部，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未来的独立国家，至少不能比这个“大叙利亚”再小了。至于宗教矛盾，只要新国家实行世俗制，不偏袒任何一方，好像也能解决。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这些理念，全都是19世纪末的叙利亚知识分子，在纸面上凭空设计出来的。它代表的只是一小批城市精英的想法，既脱离现实，又很粗糙。但在当时的中东，这却是唯一一个相对完备的民族独立方案。它被印成传单和小册子，一路扩散到整个中东。20世纪初的叙利亚大马士革，就像是大革命年代的法国，到处都是雄心勃勃、激扬文字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武装，只能进行“纸上的革命”。
转机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征发阿拉伯人入伍，激化了民族矛盾。英法则扶持圣城麦加的大贵族哈希姆家族，发动了阿拉伯人大起义。1918年10月，哈希姆家族的费萨尔亲王，指挥阿拉伯起义军开进了大马士革。叙利亚知识分子意识到，实现“大叙利亚”之梦的机会来了。费萨尔有武力，有名声，还是英国的盟友；叙利亚人则有建国方案，双方是天作之合。他们满心以为，只要抓紧时间把政权建立起来，再获得国际承认，叙利亚的独立理想就可以“落地”了。因此，1919年，叙利亚精英在大马士革召开了国民大会，草拟了一部宪法。他们宣布：以历史上的“大叙利亚”边界为基础，成立一个新国家“叙利亚阿拉伯王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拥戴费萨尔为国王。
问题是，英法两国早在1916年，就秘密达成了瓜分中东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叙利亚将由法国单独占领，他们当然不会容忍叙利亚人自行宣布独立。1920年7月，法国军队开进叙利亚，击败了费萨尔的军队。存在不到一年的叙利亚王国政权就此瓦解。这是“大叙利亚”之梦第一次遭遇挫败，但它的影响绝不会就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