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知名的国学大师,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长沙临时大学任教,后因战火所迫,辗转来到云南,先在蒙自的西南联大分校任教,后在昆明西南联大校本部担任教授,直到1941年离开。他在晚年所著的《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部巨著,都与云南有关系。
关键词：陈寅恪 抗战时期 云南 缘分
陈寅恪先生留学回国后,曾被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为导师,在国学研究院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从此声名鹊起。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历史上仅存在4年时间,他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四大导师”。不久因王、梁相继去世,学校又不愿降低导师标准另聘他人,只好停办。停办之后,他被清华大学聘为中国文学系和历史学系两系合聘的教授,还在哲学系授课。在此后的8年时间里,因为有一个相对安定的治学环境,他发表的学术文章更多,完善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从而奠定了他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陈右眼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为了不当亡国奴,他带领病妻幼女仓促南下逃难,一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不久,清华大学奉教育部令,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合组临时大学。在长沙临大,陈为学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据学生王永兴回忆说:“我在长沙临时大学听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这是我从寅恪先生受业的开始,也是我的学术生命的开始。当时,我对寅恪先生之学完全不懂,但他的讲课却深深地吸引了我。同时听课的友人徐高阮也与我同感。课后,我们立即向教务长潘光旦先生提出,我从中文系、高阮从哲学系转到历史系。”此外,陈还给学生讲过“南方民族巴、蜀、蛮、僚、溪、俚、楚、越”、“晋室南渡与王导功业”。关于前一门课,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即《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魏书》上不足百字的一段文字,陈却旁征博引,把这些少数民族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作了缜密的考证。例如,他在讲“溪族”时,指出溪族本是南蛮种族的一个支系,江左名人陶侃及陶渊明,就是溪族。此族信奉天师道,陶侃后裔的名字,就带有天师道的色彩。然而,在长沙办学不足三月,因日寇飞机轰炸,临时大学不得已向西迁移,到云南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一家在迁移时,乘汽车经衡阳、桂林、梧州抵达香港,因陈夫人唐筼心脏病发作,他只好将家人安顿在香港,只身经海防到达云南蒙自,西南联大的分校(即文、法商学院)就设在这里。在蒙自开课,对他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因为从湖南长沙出来,他曾托友人保存一些书籍,并嘱咐将书籍寄往昆明。随后长沙遭遇大火,他的这些书籍被毁。在进入安南(今越南)时,又遭遇小偷,丢失了两箱书籍,这些书籍都是与讲课有关的,书籍不在,一下难开新课。他一方面请人四处借书,一方面全凭记忆,临时开出新课如《支愍度考》。该课讲的是晋人南渡的事,与师生南渡西迁到湖南云南有密切关系。后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说:“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一例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
陈寅恪讲支愍度人,就是讲晋人南渡的事,因为西南联大师生南渡西迁,是因日本侵略的战火所迫,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南渡,从而勾起学生们对日本侵略军的愤恨,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可是,陈到蒙自不久,就患上恶性疟疾。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蒙自时逢夏季,暑热,蚊虫多;二是因丢失书籍,心情不好,加上挂念病妻幼女,致身体抵抗力下降。这次大病,用他的话来说,大病几死。然而,病刚好,他就忙着备课,但苦于备课无书。因此,他的心情比较悲观,这从他写的一些诗中可以看出,如《南湖即景》:“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当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在他看来,蒙自的南湖,犹如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虽有战火,这里却是宁和平静,歌舞升平。历史上的三次南渡,都无法北归。今天面对当局的消极抗战,内部腐败横行,这次南渡如想北归,恐怕只有待来生了。这种悲观的思想,还见于他的诗作《七月七日蒙自作》。由于备课无书,而被窃的两箱书,有不少他都作了眉批、眉注和眉识,失窃的书中还包含他自己的手稿,都是文章的半成品。为此,陈一面四处借书,一面凭着记忆,在蒙自及昆明所开出的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克服困难开出的。在蒙自开学仅仅三个月,由于航空学校索要校舍,校本部在大西门外建盖的“新校舍”也已完工,陈与其他师生遂进入昆明。
在昆明,陈住在青云街靛花巷三号。这里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在地。在此,他为研究生开设了“两晋南北朝史”,每周两小时,全年4学分。讲课地点在文林街,每到讲课,他总是用黑布包着一大包要讲的书,步行一里多路,还要爬一个很长的坡。到教室的时候,他已是满头大汗。学生过意不去,提出要到他的住地去帮他拿,他婉言谢绝了。讲课前,他总是把要讲的史料写在黑板上,然后闭目讲课,这是一种自我营造的学术意境和历史语境,是一种“无我无他”的态势,全由历史来说话。据学生王明在其《王明(学术)自传》中说:“那时候,不仅同学们同住在一个楼里,而且没带家属的导师如陈寅恪先生住在我们工作室的隔壁房间。陈先生通晓多国文字,对佛道两教都有深湛研究。每遇什么学术问题,朝夕求教,他无不认真解答,仿佛有古代书院教学的亲切感。”在上课之余,陈不是埋头读书,就是在油灯下著述。他将自己省下的钱,在书店里购买了一部中华书局排印的《新唐书》,仅靠左眼微弱的视力阅读批注,因此左眼的视力也下降很快。在这种情况下,他克服了工具书不足的困难,靠着一部《通典》阅读,写出了《唐代制度渊源略论稿》。然而,这部苦心经营的学术专著,在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后,商务印书馆将该书稿又寄香港印刷所付印时,却被日寇的炮火所毁。后来,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朋友的帮助下,将旧稿凑成,在重庆印刷,此书才得以面市。
战时的昆明,也常遭日本飞机轰炸,不得安宁,西南联大的新校舍、文化巷教职员住地几次被炸。当时,昆明人将“空袭”称为“跑警报”,这可参看汪曾祺的《跑警报》。跑警报,对几近盲人的陈寅恪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昆明,在探知日寇飞机起飞将到昆明时,昆明最高处五华山即拉响“预警警报”,飞机临近昆明时即拉响“紧急警报”,敌机飞走,就发出“解除警报”。每当“预警警报”响起来,住在青云街靛花巷的“史语所”就忙开了。傅斯年身体很胖,一动就出汗,忙着指挥人扶陈寅恪下楼,到城外的防空洞里躲藏。到防空洞里,陈寅恪还口占一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短短八个字,真正幽了“跑警报”一默:从字面上看,见到敌机应有所动“作”,即往防空洞里跑,钻进防空洞入了“土”,安全才有保障。除了傅斯年拉着他跑警报,或者是学生拉着他跑,再不就是年轻教员拖着他跑。如果陈先生是在联大上课时有警报,人们就拉着他往联大后面的英国花园找躲避的地方。如果是陈先生在靛花巷,就上丁字坡出北门到郊外藏身。幸好,若干次的轰炸,都没有伤到陈寅恪。其实,即便钻进了防空洞,也不见得就安全。西南联大教授华罗庚在防空洞中,就被轰炸掀起的泥土埋住,师生见状,立即把他从土中救了出来。
陈寅恪在云南期间,曾经去过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新院长的选举。1940年3月5日,原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为使研究工作不致中断,需要选举新的院长。在院长的人选问题上,有过激烈的斗争,政界要人准备让顾孟余来担任,顾早已离开学术界而从政多年,让顾来主持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央研究院显然不适合。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不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要出类拔萃,在国际学术界也要有一定的声望。陈寅恪希望能在两个人选中选定一个,这两个人选是:文科的胡适(胡当时在美国担任驻美大使),理科的李四光。用陈寅恪的话来说,自己之所以不顾体弱来重庆参会,“只为投胡适一票”。他也知道,一切都已经由幕后人物决定,自己的意见起不了多大作用,但还是要努力一搏。到重庆后,在欢迎宴会上,他当众讲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与会者多数人的支持。在选举的时候,公布的人选是翁文灏、朱家骅、胡适。顾未进入人选,这当然也是一种胜利。陈的言行,是在坚持“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在维护学术的独立,不想让学术戴上政治的桎梏,这完全是以中国学术的发展为出发点。他早在《海宁王先生纪念碑铭》中就提出了学术文化的核心,即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他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尔。”“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的言行,不过是“文化托命之人”责任的自觉流露。会后,陈仍回西南联大继续教学工作。
陈寅恪在讲课中,曾对学生说:“搞现成的东西没有意思,人云亦云最讨厌。正因为资料少,可以逼着你去看更多的书,努力去作一些新发现。”他还说:“写文章不是为了一举成名,你就当是一场学习吧。”他在课堂上,还教给学生治史的方法,他说:“在治史中,能开阔思路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做比较研究。我之所以搞唐诗证唐史,是因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历史,存在很多错误。唐代的历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但诗歌却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实录。”也因为如此,他的“每种课程均以新的资料印证旧闻,或于习见的史籍中发现新的理解”。他讲“隋唐史”,要求听课的人先读二十四史的相关篇章,因此他在讲课的时候对一般历史事件,略而不讲,只讲他自己的见解。他不仅和学生同住一楼,也和学生同桌就餐。在饭桌上,他畅谈史事和掌故,包括古今中外,让学生受益匪浅。为此,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中研院史语所副所长郑天挺曾劝学生,把陈先生的每次谈话都记录下来,这样对学生今后做学问大有益处。陈一贯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不甘随队逐人,而为牛后”的主张,他讲课的讲稿一旦出了书,他就不再开设该门课程,而去开其他新课。他认为,既然已经出书了,人人都可以看到,就没有必要再去浪费别人的时间。例如他写的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桃花源记>旁证》《东晋南朝之吴语》《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文章发表后,他就不再开设“魏晋南北朝史”这门课。他出版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本书,以后就不再开设“隋唐史”课程。1939年,陈寅恪受聘担任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并担任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这是牛津大学成立300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到校任教。在此之前,他已经两次婉拒牛津大学的聘请,专心于西南联大的教学工作。这次之所以接受聘请,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其夫人唐筼心脏病屡犯,昆明距香港路途遥远,无法照料。如能携家人同赴英讲学,全家共聚一处,就能克服许多困难。其二,卢沟桥事变后,父亲忧愤而亡,自己右眼视网膜脱落,左眼的视力也急剧下降,欲借赴英讲学的机会治疗眼疾。其三,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自己知道“事不过三”,牛津大学已经被辞谢两次了,三辞就失礼了。于是,他给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写信告假。信中说:“弟于牛津教书实不相宜,故已辞谢两次。后因内子有心脏病,不能来昆共聚一地,种种不便。而郭复初又以中英合作,即大使馆与牛津之关系为言,故不得不试为一行。”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不好说出口的原因,在这封信中也曾婉转地提出:“现在英文化协会虽借款三百磅作路费,但须偿还,且不能过久。现内子在港医药即挪用此款,故弟更不能不去英矣。”对于陈寅恪的请假,梅贻琦认为:“先生牛津之约必践,以慰彼都人士之渴慕,藉扬我国学术之精粹,本校同人与有荣焉。承示请假半年,自当照允。”在这种情况下,陈寅恪于6月22日,从昆明取道河内,月底到达香港。
陈抵港后,家人团聚,喜庆自不待言。在喜庆的背后,难以预料的坎坷却接踵而至。不久,欧战爆发,赴英的计划遂成泡影,但他曾心存一线希望,在香港滞留了三个月。最后,希望破灭,不得已只身返回昆明,仍执教于西南联大。
他从香港返回昆明,心情是极不愉快的,曾写诗寄托。在《巳卯秋发香港返昆明有作》中写道:“暂归匆别意如何,三月昏昏似梦过。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狐埋狐骨催亡国,鸡犬升飞送逝波。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到昆明后,好在有同事相帮扶,特别是好友吴宓常来探望,得以向吴倾诉心中的烦恼。其间,发生了钱钟书辞职的事。1940年,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主任陈福田不聘钱钟书,对此,说法很多。据笔者看,年轻的钱心高气傲,在说话及文章中带刺难免,故引起一些人的忌恨。对于不聘钱,陈寅恪和吴宓都认为钱是难得的人才,应挽留并为之奔走游说。吴宓非常气愤,公开指责不聘钱是“妇妾之道”,陈毕竟沉得住气,劝吴“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尽管如此,钱遂辞去教职,返回上海去了。陈、吴挽留不住,也无可奈何。陈吴二人,有着几十年的友谊,他们二人或散步,或聊天,或上街,谈国事,谈校政,这在吴宓的日记中都有记载。如1939年12月30日:“访寅恪,陪至华山西路配电筒。”1940年6月11日:“访寅恪,同步翠湖。”1940年2月25日:“访寅恪,患心疾(怔忡),甚似非轻,不觉黯然。”有一次,跑完警报,二人同食昆明人喜食的“烧饵块”,他们不赞成昆明人对这种食品的称谓,而取名“涂酱米饼”。如此称呼,倒也贴切。
陈寅恪在昆明,还参加了“中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西南联大与北平图书馆合作,成立了“中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初衷,是双方都感到对中日战争史料的保存和研究极其重要,编撰成专书,以备将来应用。该会成立于1939年1月1日,地点就在西南联大旁的地台寺。西南联大方面的委员有冯友兰、刘崇铉、姚从吾、傅斯年、陈寅恪、钱端升等。北平图书馆的馆长袁同礼担任主席,冯友兰担任副主席。该委员会人员分为征集、整编两部分,北平图书馆负责采访、征集;西南联大负责整理和编纂。虽然叫“战争史料”,但征集的内容不限于战争本身,还包括政治、社会、经济、交通、教育。该委员会成立后4个月,就征集到中文书籍846种,西文书籍177种。
陈寅恪身体不好,目力很差,昆明早晚温差较大,陈寅恪经常离不开皮背心,外面还得罩上长袍,加上他在西南联大开的课程又是“隋唐史”和“元白诗”,很容易让人误认为他是一个“老学究”。其实,他非常随和,非常善解人意,而且说话非常幽默。因为他对每字的字意都求正确理解,所以他在清华就曾把“对对子”作为招考学生的一种方法。也因此,他作的对联很多。说到善解人意,前面谈到他和吴宓挽留钱钟书就可以说明。还可举一例,据蒋天枢回忆,1939年秋,云南大学的方国瑜宴请史学界的同人和一些学界外的朋友,除陈寅恪外,还有西南联大的教授姚从吾、向达,其他人有顾颉刚、张维华、方豪等。席间,方豪问方国瑜:“宗兄,云南方姓是从哪里迁来的?”方国瑜回答说:“我是桐城方氏后裔。”饭后,顾颉刚把方豪拉到一边,悄悄说:“方国瑜是么些族,说是桐城方氏后裔,只是好看些。”陈寅恪也告诉方豪:“我们万不可拆穿他。唐代许多胡人后裔,也用汉姓,自道汉族始祖何处。”简单几句话,令方豪受益颇多,表现出陈能为人着想。这里需要作点注释。宗兄,即方豪和方国瑜同姓方故可称同宗兄弟;桐城,即安徽桐城;么些族,即云南丽江的纳西族。陈寅恪不仅善解人意,而且在学术方面乐于助人。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在读《新唐书·吐蕃传》时,怀疑书中“发羌”即西藏的土名,他写了一篇文章《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完稿后请教一些文史教授,有的为其补充材料,有的为文章改名,“陈寅恪又为订正对音及佛教名称多处,并对文中意见表示赞许。”
陈在昆明期间,除了上课,在学术上的贡献大致有两个方面:(一)著述。1940年,他开始注释韦庄的《秦妇吟》,后来在香港大学、广西大学以此为题作过演讲,并不断进行修改补充,定稿时改名为《<秦妇吟>校笺》。他还为自己所著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写序,序中说:“寅恪尝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于李唐一代法治诸端,妄有所论述,而于政治史事未能涉及。兹稿则以唐代政治为范围,盖所以补前书之未备也。夫吾国旧史多属政治史类,《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今草兹稿,可谓不自量之至,然区区之意仅欲于《袁机仲书》中增补一二条目,以便初学,而仍恐其多所疏误,故付之刊布,以求并世学者之指正,本不敢侈言著作也。”在文章方面,他还写有《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读洛阳伽蓝记书后》《读哀江南赋》等。(二)在学术研究中,他开创性地提出了“以诗证史”。在史学界的史学研究方面,是前无古人的。他说,自己之所以搞以唐诗证唐史,是因为自武宗以后,其历史记录存在诸多错漏,但在唐代的诗歌中却保留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谓“以诗证史”,就是用流传下来的诗歌,以印证当时的史事。这虽不是他自己的发明,但被他发挥到了极致。例如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几句,陈认为,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这是婚嫁的最后年龄,过了这个界限,便是“老大”了。如崔莺莺出嫁在二十岁以前;韦氏,出嫁是正二十岁。元和十年,琵琶女二十九岁,弟从军走了,阿姨又死了,再过一年,她就三十岁,到了“老大”的年龄。《琵琶行》中又说:“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商人娶了琵琶女,蜜月里就离开了新妇,这反映了唐代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得以维持,全依靠东南的财富,盐税和茶税已成帝国收入的重要支撑,诗中的茶商既非科举出身,也不是贵族,无礼教也无文化,只为了赚钱,反映了这类商人的真实面目。他这样讲,使听者大开眼界。由于做学问是他人生的第一大义,他每天的三件事就是上课、看书和写作,在右眼失明的情况下,加重了左眼的负担。又因为大后方物价飞涨,营养状况不好,左眼的视力也急剧下降。不得已他只有再次赴港,准备前往英国。不料,到港后没几天,就接到中国驻英大使郭复初的电报,说赴英之事须再延缓一年,也就在此时,滇越铁路因战事中断,而飞机票价极其昂贵。陈寅恪此时处于进退维谷的状况,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不仅如此,事情还向着更加糟糕的方向发展。仅仅过去半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军队很快占领了香港。陈寅恪不愿做亡国奴,也决不为日本所用,遂从香港大学辞职回家。因为赋闲,一家生计无着。据《陈君葆日记》1942年4月22日所载:“陈、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挨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就在兵荒马乱的环境中,陈寅恪还校读了《新唐书》的第二遍和第三遍,至于陈寅恪如何拒绝日寇面粉,如何与日寇斗智,因非关主题,只此带过。后经多方努力,他一家才离开了香港,取道湛江,到达“文化城”桂林。陈寅恪一家脱险到桂林,真是九死一生,他在6月19日写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信中,谈到在香港的危迫情状。他说:“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尽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两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肉食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又说:“今既到桂林,拟将家眷置于良丰(当与汪敬熙兄商觅一屋),弟亦拟休息三数月,并写清讲稿,聊以消日而已,殊不足以言述作也。”同一天,陈还写了一首诗,题为《夜读<简斋诗>·自湘入桂感赋》:“我行都在简斋诗,今古相望转自疑。只谓潭州烧小劫,岂知杨嫽舞多姿。还家梦破恹恹病,去国销魂故故迟。谁挽建炎新世局,昏灯掩卷不胜悲。”关于诗中的“建炎新世局”,陈在香港沦陷之前,曾以低价购得李心传(宋代)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部共十二册,辞去香港大学教职后,就在家中以书排遣烦愁。他写道:“辛巳冬无意中于书肆买得此书。不数日而世界大战起,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此本之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书有味也。”
陈无论在香港,还是到桂林,心中都记挂着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这是他在昆明抱病完成的著作。到香港时,就立即给傅斯年写信问书稿的事:弟近将所作之《唐代政治史略》修改完毕,中论士大夫政治党派问题,或有司马君实所未言者。将如何出版,尚乞便中示之。并问:“去年付印之《隋唐制度论》,则商务书馆毫无消息。因现在上海工人罢工,香港则专印钞票、邮票,交去亦不能印,虽谆托王云五、李伯嘉亦无益也。”到桂林后,再次写信给傅斯年说:“弟近日忙于誊清拙著《唐代政治史略》,意颇欲在内地付印,以免盖棺有期,杀青无日之苦。”他后来才知道,《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已毁于战火。在蒋天枢所编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有:“本年初在昆明曾生病。师曾语枢云:‘本年在昆明病中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寄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但此稿遗失(闻商务香港印刷所在付印前为日寇烧毁)。后史语所友人将旧稿凑成,交重庆商务重印,恐多误。”
陈寅恪晚年的两部巨著,都与云南有关系。1958年,陈寅恪因被批“白专”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从此便不再上课,而转向专心写作,做起了“颂红妆”的工作。他在《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中,谈到他对“颂红妆”的心情:“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所谓“颂红妆”,是陈寅恪准备写的两部书(即《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中的两位女性,一位是孟丽君,一位是柳如是。这两部书,都是在陈寅恪双目失明后,由他口授,助手或夫人帮助记录整理成书的。就在老友吴宓远道而来看望他的时候,他将《论再生缘》的油印书稿送给了吴宓。后来,此书于1959年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但此书却与陈寅恪无缘,相反受到为何在香港出版的追查。此书在香港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书的“序言”中说,像这样的书稿,在大陆是不能出版的。陈寅恪知道后,心情很是沉重。此书直到他去世之后的1980年,才收入《陈寅恪文集》正式出版。
《再生缘》原为弹词,写元代云南昆明城中孟、皇甫、刘三家的爱恨恩仇,孟丽君被逼婚时,不得不女扮男装出逃,经连中三元后拜相,因酒后被发现是女身,情急伤神,口吐鲜血。被皇帝知道后,欲强逼为妃,令她进退维谷,弹词至此突然中止。这篇弹词的作者,也是一位女性,名陈端生。陈寅恪之所以要“论”这篇弹词,不仅仅是因为孟丽君女人为宰相,更重要的是陈端生敢于反抗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君父夫”三纲,赞扬陈端生“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书中,陈寅恪说:“吾国昔时社会感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谬说,虽士大夫之家,亦多不教女子以文字。端生在此环境中展露才华,固属不易,然其不平之气,亦不可免。”
陈寅恪的另一部巨著《柳如是别传》,82万字,也是他的心血之作,十年岁月,锲而不舍。其间,陈寅恪不慎将右腿摔断,做了手术,但仍以惊人的毅力完成全书的写作。原书名为《钱柳姻缘诗释证》,后才改名为《柳如是别传》。之所以动念写《柳如是别传》,是因为陈寅恪自小就喜欢钱牧斋诗集。陈寅恪还在孩童时代就读过钱牧斋的《牧斋诗集》,后又读过《钱牧斋文集》。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中,他说:“丁丑岁,卢沟桥变起,随校南行昆明,大病几死,稍愈之后,披览报纸广告,见有鬻书者,趋车往观。鬻书主人出所藏书,实皆陋劣之本,无一可购者。当时主人接待殷勤,殊难酬其意,乃询之曰:除诸书外,尚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踌躇良久,应曰:曩岁旅居常熟白茆港钱氏旧园,拾得园中红豆所结子一粒,常以自随,今尚在囊中,愿以此豆奉送。寅恪闻之大喜,遂付重值,藉塞其望……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所谓“自验所学之深浅”,他认为“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及前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书中所说的柳如是,先是相府之妾,后沦为青楼女,但其诗文造诣很高,又工书画,她心仪陈子龙,却因某种关系嫁给了钱谦益(即钱牧斋)。后牧斋降清,柳便离开钱,为反清复明奔走,充满着崇高的民族气节,后自缢而亡。陈寅恪之所以要写她,是看重她身上的“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女,绸缪鼓瑟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后诬之人哉”。
无论是《论再生缘》,抑或《柳如是别传》,都贯穿着陈寅恪一生的主张,那就是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所写的孟和柳,无非是承载着这种主张的笔下的人物而已。陈寅恪知道,在王国维的遗书中,托自己和吴宓处理王的书籍,实际是希望自己成为“文化托命”之人。自己只有将毕生精力去实践和推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去守卫学术文化这块净土,才不负王国维所托。陈在广西大学任教一年后,就离开桂林前往成都,到那里的燕京大学执教,接着回到清华大学,再后到岭南大学任教直到去世。在成都期间,1944年12月12日早上,陈突然双眼失明,这对于一个靠眼睛看书写字的大师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打击。虽入医院医治,效果甚微,他这时的心情十分烦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过完56岁生日。1945年,陈在一位老师的陪同下,从成都乘军用飞机抵达昆明,与即将赴英的西南联大教授邵循正等会合,也“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师友和学生。老友张奚若、叶企孙、向达、陈岱孙、冯友兰、曾昭抡、汤用彤、毛子水等,还有吴晗、汪篯、锺道铭、丁则良等,每日不断有人来访探望,陈先生的心情也愉快开朗了许多。在昆明停留一周后,他们一行人就飞往伦敦。自此以后,陈寅恪就再没有到过云南。
转自《抗战文化研究》2014年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