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9年起，为建设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募捐筹款，募得2000万美元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对中国的大学如此上心呢？这要从司徒雷登的家庭说起。
司徒雷登的父母，是十九世纪后半期来到浙江的传教士，心怀伟大的信仰。
司徒雷登在中国这片异国土地上，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中华文化在他幼小心灵里，扎下了深深的根。
后来，司徒雷登跟着爸妈回到美国念书了，但是中国这片土地一直在他心里。
多年以后，司徒雷登在哈佛大学接受教育，毕业后成了有名气的教育家。
在这过程中，他发现中美在教育资源和教学方式上差太多了。
想到远方那片土地那么穷困、落后，司徒雷登想改变点什么。
这时候，他脑袋里蹦出一个疯狂的想法——在中国开办一所世界级的大学。
1919年，司徒雷登满怀斗志地回到了北京，创办了“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自成立以来就未曾得到政府的资助。
校园新建的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学楼，85%的资金依赖于私人募款和捐助。
为了让新大学活下来，司徒雷登在15年里，往返美国10次，每次都带来希望。
他在美国筹了大概两千万美元，成了燕京大学的救命稻草。
司徒雷登募款的路不限于海外。
在中国，他也同样不辞辛劳地拜访各路名人贤达。
段祺瑞大将军被他感动，捐出了3000银元；
张作霖更是慷慨解囊，捐出5000银元；
冯玉祥则捐出7000银元；
孙传芳大手一挥，奉上了2万美元。
这一切都在无形中，为燕大添砖加瓦。
司徒雷登的募款旅程，并非总是顺风顺水。
他四处筹钱的举动，时常遭到众人的冷嘲热讽，甚至被人讽刺为“乞丐”。
尽管遭到了恶意，但司徒雷登还是会强撑着笑脸，继续推行自己的理念。
长期的压力，让司徒雷登得了神经性消化不良症，时常被胃病折磨。
每个漫长的夜晚，司徒雷登独自一人对着浩瀚星空发呆，内心的思绪百转千回。
但到了第二天，他依旧会精神抖擞地出现在筹款现场。
1928年，燕京大学迎来了新机遇——和哈佛大学合作。
司徒雷登听说美国铝业大王霍尔的遗产，有一部分要用在中国文化研究上，他就赶紧去哈佛谈合作。
但第一次谈，哈佛没兴趣，谈判陷入了僵局。
就在司徒雷登感到一筹莫展之际，哈佛大学在敦煌考古屡次碰壁，转而求助于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敏锐地抓住这次机会，与哈佛大学达成合作协议，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
这一合作消息，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燕京大学一时间声名鹊起，吸引了陈寅恪、郑振铎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加盟。
正当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的蓬勃发展而欣喜时，日本打了过来，学校被迫停课。
司徒雷登只好搬到成都，在炮火中继续上课。
条件奇惨无比，桌上连本书都没地方放，但他从没说过要放弃。
1949年战争终于结束，但燕京大学却已元气大伤。
1952年，燕京大学在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被分为八所学校。
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并入中央民族学院......
尽管学校名称不复存在，但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成就和精神，已成为永恒的丰碑。
燕京大学，这座仅存在了33年的学府，培养了无数杰出人才，如龚澎、雷洁琼、费孝通、侯仁之、冰心等。
他们不仅传承了知识，更继承了燕京大学那种勇敢无畏、百折不挠的精神。
一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47年，其中有36年都在为燕京大学的建设而努力。
就连司徒雷登自己也感慨道：“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一个美国人。”
司徒雷登离世以后，他的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园。
墓碑上刻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短短一行字，道尽了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及中国的贡献。
他的名字将会永远矗立在中国教育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俞可《纪念司徒雷登逝世50周年暨燕京大学消亡60周年》
